以沈從文與福克納作品為例，分析兩位作者的作品中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男性青少年人物形象，他們成長障礙的異同可從戰爭背景、舊傳統舊道德的束縛、新興價值觀念的不利影響、生存困境四個方面分析比較，指出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和美國南方男性青少年由于歷史文化背景不同，構筑了不同的成長身份。運用歷史文化批評比較分析他們作品中男性青少年成長障礙的異同，為全球化背景下當代中國的男性青少年的成長與發展提供借鑒。
《當代》(雙月刊)創刊于1979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奉行文學克隆真實的宗旨，堅持以文學關注現實關注百姓人生的立場，被公認為現實感最強的中國大陸文學刊物。長期關注讀者趣味，尊重讀者權利，相信讀者格調，成為發行量最大的文學原創期刊之一和最受歡迎提文學品牌之一。
1 相同的戰爭背景
作為處于同一時期的文學大家，沈從文和福克納在作品中深刻揭示了中國民國時期和美國南方南北戰爭前后人類的生存狀態。 “幾乎就在美國南北方因為奴隸制而產生的沖突在不斷加劇的同一時期， 中國也遭到了西方列強的經濟和軍事侵略。” [3]28 戰爭與沖突是處于同一時期的兩個不同地區的顯著特征。
鴉片戰爭后，中國歷經戰爭蹂躪，人們的生活動蕩不安，而處在其中的青少年不僅要承擔碎片化的動蕩的社會環境的壓力，還經歷自身的成長掙扎。沈從文作為“五四運動” 后興起的代表作家，以戰爭為背景的軍旅作品很多，這同他的參軍經歷有關。在這些軍旅作品里，一些青年士兵勇敢地承擔起保衛家鄉、保衛國家的責任。部隊通訊聯絡員羅易、平平(《黑夜》)乘黑夜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封鎖線送文件。 最后，羅易犧牲，平平把文件安全送達。 北京城里的大學生凌介尊和李伯魚(《 懦夫》) 作為無名義勇軍上南方前線打仗后，意識到對挽救國家真正有用的是解決國家積貧積弱的問題，因此在混亂的校園里保持理智，堅持學習和進行實驗。《 動靜》 里年青軍官冷靜地看待戰爭，勇敢地參戰，承擔一個軍人的責任與義務，雖然明知勝利有困難，但仍有信心。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這些有志青年為了保家衛國，舍棄了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
“中華民國(1912 -1949) 是一個歷史時期。 這個時期是中國社會性質發生劇變，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也是社會內容既豐富多彩又復雜多變，社會矛盾、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糾結交替，現代國家在建設和戰爭中曲折前行、走向崛起的重要轉型時期。” [4]沈從文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作家，細致觀察社會，他的作品真實呈現了中國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共產黨玉少琛夫婦(《菜園》)被殺害，園子也被有勢力的紳士強行征借，徹底敗落。 若墨醫生夫妻二人(《 若墨醫生》)為了人類的幸福，犧牲了年輕的生命，留下不滿半周歲的女兒。地主子弟小阮(《 大小阮》) 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唐山礦工大罷工活動，被捕后死在監獄。
在沈從文的作品中，中國的男性青少年在戰爭的背景下成長，他們面臨動蕩的、甚至威脅生命的外部環境，但是戰爭的正義性質使得一部分參與者滿懷希望面對戰爭，相信最終會贏得勝利，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需求與民族大義、國家的需求一致，個人也在戰爭中獲得了成長發展。
南北戰爭(1861-1865) 作為美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內戰，最終以北方資產階級勝利、南方奴隸主慘敗而告終。 福克納以這場戰爭為背景的作品較多，巴耶德、亨利和邦都參加了這場戰爭。南北戰爭爆發時，巴耶德(《沒有被征服的》)年僅12 歲，他繼承了父親沙多里斯上校的英勇無畏。 戰敗后，南方白人“ 為了使黑人‘ 安分守己’，采用了暴力和恐怖手段，臭名昭著的三 K 黨( Ku KluxKlan) 便是當時的
產物” [5] 。 亨利· 薩德本(《押沙龍! 押沙龍!》) 在南北戰爭爆發后加入南方軍隊參戰，親歷了南方戰敗的過程。 “經濟崩潰，社會地位一落千丈，精神世界解體，這就是戰敗帶來的一切” [6]203 -204 ，精神幻滅的亨利選擇槍殺邦、流放自己，過著不死不活的生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才回到薩德本莊園等死。《 押沙龍! 押沙龍!》 里另一個人物查爾斯· 邦也在南方戰敗、久等薩德本的回應無果下，絕望地做出了要與同父異母的妹妹結婚的決定。 海托華(《八月之光》)雖沒有親身經歷戰爭，但他一直生活在戰死的祖父的陰影中不能自拔。備受冷落的妻子在“桃色丑聞”中跳樓身亡，他自己也因此永遠失去了教職。
福克納筆下的南方社會，由于歐洲列強各國之間存在利益矛盾，再加上林肯政府務實的外交政策解決了外交摩擦，戰爭只限于內戰[7] 。 但是南北戰爭中南方參戰的非正義性以及最終戰敗使得參戰的男性青少年感受了信仰的幻滅，在舊的價值觀的瓦解下又無法接受新的價值觀，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戰爭中迷失，無法順利成長。
2 舊傳統舊道德的束縛
處于社會轉型期的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面對舊的價值觀和道德理念的逐步瓦解。 在這個關鍵期，處于社會轉型期的青少年沒有可供參照、學習的價值觀念，缺乏正確的引導，必然會面對更多的成長挫折和障礙。 五四運動之后，“ 在痛苦中探索的仁人志士們把眼光轉向了維護封建制度、不斷產生新的封建勢力的封建文化傳統，特別是作為其核心的儒學的綱常名教，認為它是中國政治腐敗、社會黑暗、國弱民窮的總根源。” [3]28 “ 時代的主
偽的知識分子形象。 《 八駿圖》里八位教授外表的“莊嚴”“老成”與他們不能忘懷的世俗情欲相沖突，揭露了他們道德觀的虛偽;《 好管閑事的人》 里年輕的畫報編輯精神世界貧瘠，以探聽別人隱私為樂;還有沽名釣譽、言行極端不一的大學生吉先生(《記一大學生》)、大學生勻波(《平凡故事》)、宋代表(《宋代表》)、篁君(《篁君日記》) 以及懦弱、患得患失的煥乎先生(《 煥乎先生》)、其生(《 微波》) 大多數知識分子“ 都十分懶惰，拘謹，小氣，又全都是營養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 [1]195 ，不可否認的是，他們作為精英階層，沈從文在作品中對他們投入了很多的關注，希望知識分子在深刻認識到自身問題與缺陷的情況下，給當時的中國帶來活力，以圖國家和民族的自強，從根本上改變國家貧弱、人民貧困、遭受列強入侵的命運。
福克納也看到了南北戰爭后，資本主義工商文明在南方社會的興起，“同絕大多數南方作家一樣，福克納在享受北方工業文明帶來的便利的同時，又極度憎恨它，認為它破壞大自然，污染社會毀滅人性，把人類變得唯利是圖，利欲熏心。” [12]73 他反感資產階級物欲橫流的價值觀念，這體現在他的“ 斯諾普斯”系列作品中。 處于社會轉型期的南方青少年有的完全拋棄了南方的舊道德，接受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價值觀，成為一個唯利是圖、自私自利的人，這樣的成長無疑是不成功的。
杰生(《喧嘩與騷動》) 繼承了康普生太太的冷酷、自私、狡詐和乖戾，完全接受了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念，因為現代社會“ 以對現實功利的追逐擊碎傳統社會'神圣規范'的壓制，以此岸物質欲望的滿足來取代彼岸不食人間煙火的超驗理想王國，是整個現代社會價值體系的重大旨趣” [15] 。 奧蒂斯(《 掠奪者》)謊話連篇、唯利是圖，毫無道德責任感。為了賺錢，他竟然在小姐賣淫房間的后墻上打孔，收費讓人觀看。 “隨著北方工業的侵入 人與人的關系也相應地表現為控制與利用，白人與黑人之間如此，白人與白人之間也是如此。” [12]80 這些男性青少年完全拋棄舊有的道德理念，擁抱資本主義價值觀，唯利是圖，錢成了他們追求的一切。
4 相同的生存困境
物質生活資料的極端缺乏對青少年的成長影響巨大，青少年在逐漸形成穩定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過程中，處于轉型期的社會無法提供較堅實的物質基礎，他們在生存困境下的成長愈發艱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戰亂頻仍，社會腐敗，廣大勞動人
民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熱之中。 在沈從文的作品里，年輕有為的青年人在追尋成長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對生存的困境。在困窘的生活狀況下，他們堅持自己的信仰、理想就愈發顯得可貴。
《不死日記》里以文為生的“ 我” 生活極端窘迫，無法負擔媽媽、九妹的生活費、醫藥費和學費，在生與死上掙扎，內心苦悶、愧疚;《 冬的空間》 里文學教授A 和妹妹玖都感到為生存所迫，感到生活的壓力與屈辱;《一個晚會》里年青作家洪先生被人邀請至晚會上發表演講，卻因為外貌不體面遭到聽眾對他的鄙視，最終不僅沒有做演講，還被大家驅逐出去。沈從文以自身的經歷為藍本，刻畫了一系列生活困苦的城市知識分子形象。他們有理想、有追求，但生活的困頓常常使他們折翼。
福克納也在作品中對處于貧困生活狀態中的青少年做了生動的刻畫。 “ 全部福克納作品中的貧窮白人的共同特點是他們是真正的窮。整個南方是可怕的貧窮，從上層到下層，從內戰時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整個地區的經濟基本上是殖民地經濟，被外界所操縱。” [6]106 美國南方的貴族青少年依靠莊園、土地等遺產，生活雖一落千丈，但基本的溫飽還是可以保證的，但是南方的窮白人卻不得不承受著“可怕的貧窮”。 《 我彌留之際》 里本德倫家的長子卡什在做木匠活時摔斷了腿，后又為了運送母親的棺材再次摔斷腿，因為貧窮，他一直忍著腿痛，不去醫院治療。三子朱厄爾為了買心愛的馬，連續幾個月在晚上給人干活賺錢。 《 圣殿》 里“ 金魚眼” 生長在單親家庭中，生活貧困，從小就發育遲緩，身體有缺陷，母親患有精神疾病。這一切使得他有嚴重的不安全感和反社會的傾向。 這些青少年在困窘的生活中體味著“ 失去”，失去了健全的身體、心愛的馬甚至安全感。 他們沒有接受過多少教育，自然不會有崇高的理想、信仰，是在生活重壓下艱難求生的最普通的勞苦大眾。
5 結論
從相同的戰爭背景、舊傳統舊道德的束縛、新興價值觀念的不利影響、生存困境四個方面分析了沈從文與福克納作品中的男性青少年成長障礙的異同，并運用歷史文化批評探究了造成這些異同的深層次原因。由于中國和美國南方同處于社會轉型期，沈從文和福克納作品中的男性青少年在成長中都遇到了舊傳統的束縛和新興價值觀的影響，但是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與美國南方奴隸制莊園主經濟在遭遇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入侵下呈現了不
同的社會文化表征。 中國外有帝國主義的入侵，內有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新興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和原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相結合，產生了民國時期特有的膽小、麻木、虛偽的國民性。一部分有良知的人深刻認識到國家的積貧積弱，積極探索富國強民之路。 南北戰爭前后的美國南方經歷了從奴隸制莊園主經濟的繁榮到淪為北方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一部分，南方舊傳統、舊道德無力抗衡強勢的資本主義工商文明，懦弱的貴族子弟被激變的社會大潮吞噬。而作為社會毒瘤的種族主義制度是南方社會的顯著特征，嚴重阻礙了社會進步。 由于中國和美國南方的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兩位作家作品里的男性青少年的成長也存在顯著的差異。民國時期的中國青少年在不安定的社會環境下艱難求生，深受封建主義殘留的毒害和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影響。 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他們積極參戰，并在戰爭中獲得了成長。 美國南方的青少年受到了舊傳統、舊道德的束縛和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的錯誤引導，其特有的種族主義思想更是阻礙了他們順利成長。 “ 差異是確定事物身份的重要標尺” [16] ，正是由于差異，中國和美國南方青少年構筑了自己不同的成長身份：中華民國時期以及美國南方南北戰爭前后男性青少年特有的成長身份。
以史為鑒，這種“特有的成長身份” 的意識對當代中國青少年的成長意義重大。當今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吸引了西方國家的文化涌入，我國青少年的成長在外部環境上具有“ 全球化” 特征。 在此背景下，“強勢文化大肆入侵，消蝕著弱勢文化的民族認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價值觀念的走向。” [17] 因此，如何提高我國青少年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確保他們順利成長是擺在所有中國人面前的一大課題。 “人是一種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作為人的存在的一種外在確證和表述” [18] ，而身份的認同來自于對自身差異的認可，因此，中西文化差異性識別應當作為我國青少年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的第一步。青少年本身也應當理性地認清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逐漸建立當代中國青少年特有的文化身份和成長特征;青少年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他們的成長關系著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運用歷史文化批評比較分析二者作品中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男性
青少年的成長障礙，可以為當代中國的男性青少年的成長提供借鑒，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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