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背景下退休與家庭養老消費

　　摘要：人口快速老齡化是新時期我國社會經濟的重要特征,提振老年人群消費潛力對加快消費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重要的經濟價值。本文基于CFPS微觀數據庫,實證檢驗了退休對家庭養老消費的影響,并討論了家庭資產配置的調節效果。研究結果表明:退休會減少城鄉家庭人均食品消費支出規模,對城市家庭人均醫療保健支出影響并不明顯,但會增加農村家庭人均醫療保健支出。保障性資產配置規模的增加會顯著提高城鄉家庭養老消費支出,并且家庭人均保障性資產投資規模的增加,會平抑退休對消費的不利影響。因此,為進一步激發家庭養老消費潛力,降低退休對老年人群消費的不利影響,應該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普通家庭保障性資產投資的比例,加快養老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本文源自商業經濟研究,2020(20):51-54.《商業經濟研究》Journal of Commercial Economics(旬刊),創刊于1982年,曾用刊名：商業時代;1982年創刊，是專業理論刊物。研究社會主義商業經濟理論,介紹企業改革和營銷經驗。主要讀者對象為商業、供銷系統管理和工作人員、經濟理論工作者及經濟院校師生等。主要刊發經濟類稿件，尤以研究流通理論而獨樹一幟。

　　計劃生育政策以及醫療技術進步所帶來的人均壽命增長加速了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202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規模增加到2.55億人,占總人口比重的17.8%,老年撫養比上升至28%,據國家統計局預測未來20年我國人口老齡化水平將達到頂峰。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口面臨退休的問題。退休意味著從勞動力大軍中退出,對居民的收入、生活方式、投資決策與消費選擇都將產生重要影響。在人口加速老齡化的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也處于重要的轉型升級關鍵期,經濟發展方式由傳統的投資與出口拉動向消費驅動轉變。然而,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所帶來的消費需求與市場供給仍不匹配,老年人群低消費與消費升級的矛盾將長期存在。如何激發養老消費、提高老年群體的消費需求,對滿足老年人群的生活需要、促進消費升級、加快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都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

　　文獻綜述

　　在傳統生命周期理論中,由于理性的個人可以準確預測一生的收入,因此會通過一系列的經濟決策以熨平收入波動,實現消費效用最大化。例如朱詩娥等(2019)認為社會保障會對老年群體消費選擇產生較大影響。王新軍和鄭超(2020)認為消費者會通過提前儲蓄的方式以應對未來消費需求。理性人的決策會使得消費者在退休后仍然可以達到較高層次的消費水平。然而,現有的一些研究表明,退休后居民消費水平會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例如,石芳(2020)在研究中發現,退休會對老年人的消費帶來巨大影響,退休年齡的到來使得老年人的心理變化、社會角色發展轉變,奢侈性消費需求急劇降低。石貝貝(2017)認為,老年人勤儉節約的消費理念以及收入水平的下降決定了老年人的消費水平要低于勞動年齡人口的消費水平。王新軍和鄭超(2020)基于斷點回歸方法分析了退休對中國居民消費及主觀福利的影響,研究發現,退休之后,家庭非耐用品消費支出規模將降低30%,食品支出將降低50%左右,退休沖擊對戶主主觀福利的負向影響更大。

　　對于這一矛盾,一些學者分別從儲蓄不足、工作支出減少、未預期的沖擊以及家庭異質性來進行詳細的解釋(石貝貝,2017;任慧玲,2018),爭論的焦點始終圍繞在收入與消費的矛盾上。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從家庭投資角度闡述資產配置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例如石芳(2020)基于生命周期理論分析了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她指出居民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會通過合理安排家庭資產配置熨平現時消費與未來消費規模,從而實現消費效用的最大化。資產配置是居民為應對未來消費需求的主動調整,例如住房投資、購買保險等,是居民處置現時資產與未來消費的一項重要決策。費舒瀾等(2020)考察了養老保險對流動人口消費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城鎮基本養老保險會提高9.8%的流動人口家庭人均消費支出規模,養老保險對消費的影響是收入的3倍。臧旭恒和張欣(2018)在研究中發現,雖然住房消費擠出了居民現時的消費,但由于住房同時兼具投資屬性,因此會對家庭未來消費提供保障。

　　縱觀學者已有的研究觀點可以發現,研究退休對家庭消費的影響開始成為研究居民消費領域的一個新熱點,筆者認為對該問題的研究仍然有進一步深化的空間。例如,現有關于退休對居民消費的學術研究較少涉及到養老消費支出,并且沒有考慮到家庭資產配置對退休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事實上,在生命周期理論中,資產的配置正是居民為應對未來收入變化所做的決策。因此,本文也將在研究中討論家庭資產配置對居民養老消費的影響,這也是本文的創新所在。

　　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目前,對我國居民特征及日常生活消費展開大規模調研的知名數據庫包括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庫(CHARLS)、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庫(CFPS)、中國居民收入調查數據庫(CHIPS)等。其中CHARLS數據庫可利用數據僅三期,且最新數據為2015年,時效性較差。CHIPS數據庫側重于收入調查,對家庭消費涉及到的問題較少,因此本文選擇CFPS數據庫樣本數據。該數據庫是由中國人民大學以及香港科技大學共同完成,涉及到被調查家庭的收入、教育、消費、投資等多方面內容。其中偶數年份是全國范圍的追蹤調查,奇數年份主要是對樣本進行維護性調查。本文選擇了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共4年數據。在數據處理上,本文僅選擇戶主年齡在45-75歲之間的家庭,并以戶主是否退休反映家庭層面的退休狀態,對戶主無工作樣本予以剔除,最終保留了2668個家庭樣本。

　　(二)變量定義

　　退休。一般而言,到了國家法定退休年齡后,勞動者就會離開勞動崗位。雖然在我國有一些已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者并未離開勞動市場,例如勞動者返聘,但這類樣本數量較少,對整體而言影響不大。雖然農村人口在60歲以后仍然有較多人繼續從事農業勞動,但由于在現有的農村養老體系中,60歲以后老年人也能依法領取相應的養老金,且超過60歲以后農村老人基本無法進城務工,收入來源變少。一些學者在研究與退休相關的話題時,也仍然習慣采用60歲作為退休時間節點(石貝貝,2017)。因此,本文將退休人口定位為:在問卷數據中顯示年齡大于60歲的居民。

　　養老消費。養老消費主要是指滿足老年人群日常基本生活、醫療、享受需求的消費支出。對于老年人群而言,醫療保健支出是為了延續生命,減緩疾病帶來的痛苦所必須承受的經濟支出。而食品消費則是滿足老年人群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與老年人群幸福感密切相關。基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擇醫療保健支出與食品支出作為養老消費的代理變量。

　　家庭資產配置。目前家庭資產配置的主要方式包括投資股票、基金、保險、住房、銀行存款、國債等。基于國人的資產配置習慣,本文將保險、銀行存貸款、國債及住房投資定義為保障性投資。雖然住房資產也具有一定的投資風險,但在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上,房屋價值下降風險較低,因此也具備保障性投資的特征。

　　控制變量。本文在借鑒臧旭恒和李曉飛(2020)等學者研究的基礎之上,以戶主伴侶情況、健康狀況、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子女數量與家庭屬性等作為控制變量。本文所涉及到的變量及其描述性統計具體如表1所示。為減少異常值對樣本回歸的影響,本文對各變量進行了0.5%的雙縮尾處理。

　　(三)模型構建

　　為了檢驗退休后家庭資產配置對養老消費的影響,本文構建了如下模型:

　　模型1

　　模型2

　　其中i代表家庭,t表示年份。yit為本文的被解釋變量,包括健康消費支出與食品消費支出;Retire為是否退休的虛擬變量,Support為家庭資產配置情況;X為本文的控制變量,βi為各個控制變量的估計系數;μt為時間固定效應,Vi為省份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干擾項。本文主要關注α1以及α2的大小及方向,若α1顯著為負,則意味著退休后家庭養老消費支出規模將下降。若α2顯著為正,則意味著保障性家庭資產配置會提高家庭養老消費支出。進一步的,本文加入退休虛擬變量與家庭資產配置變量的交乘項,如見式(2),用來檢驗保障性資產配置在退休后對居民養老消費支出的影響。

　　表1變量的定義、表示與描述性統計

　　表2基準回歸結果

　　實證分析

　　表2報告了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表2的第(1)與第(2)列分別是以醫療保健消費與食品消費為被解釋變量的估計結果。從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來看,退休與居民養老保健支出并無顯著相關性,但退休卻顯著地降低了食品類支出的規模,這說明退休會顯著影響居民食品消費但對醫療保健消費影響較小。對此本文認為,食品類支出可替代性較強,因此食品消費的層次下降空間較大,退休以后,老年人群會更偏向于“省吃儉用”。但養老保健消費支出可替代性較弱,退休之后雖然老人整體收入受到影響,但必要的醫療保健支出受到的影響有限。保障性家庭資產投資規模的增加會顯著提高老年人群的醫療保健消費與食品消費,且從系數大小來看,保障性家庭資產投資對醫療保健消費支出的邊際影響更大。本文認為,保障性家庭資產投資規模越大,意味著居民未來可用于消費的資產越多。雖然高風險資產能夠帶來額外收益,但老年人群普遍具有風險厭惡特征,保障性資產對其消費支出的影響更明顯(費舒瀾等,2020)。在加入退休與資產配置變量的交互項后可以發現,交互項變量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保障性家庭資產投資規模越大,退休后用于養老消費支出的規模也會隨之增加。現有研究表明,退休家庭在臨近退休時,會提高保障性資產的投資規模以應對未來消費需求。因此,提高臨退休家庭保障性資產投資規模對提高居民退休后的生活質量具有重要經濟價值。

　　在其它控制變量上。健康狀況不佳的家庭會產生更多的醫療保健支出,但會相應擠出部分食品消費。人均收入變量與養老消費支出呈現顯著的正向相關性,這與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相吻合,即收入仍然是消費的決定性因素。家庭子女數量越多的家庭,用于養老消費支出的規模越大。本文認為,“養兒防老”意味著居家養老仍然是現階段我國養老的主要形式,子女數量越多,意味著老人能夠得到子女的贍養幫助越大,間接的刺激了老年人群的養老消費。從家庭類型來看,純老家庭的養老消費支出規模要小于有老家庭。這說明退休對于純老家庭的消費抑制效果更大。

　　考慮到城鄉居民在退休以后的生活及工作狀態存在較大差異,城市居民60歲以后基本依靠養老金生活,而農村居民主要是依靠子女或者是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維系生活。此外,城鄉醫療保障體系差距明顯,可能也會對城鄉醫療保健支出產生一定影響,因此本文對城鄉樣本進行了差異性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從回歸結果來看,退休變量與城鄉家庭食品類支出的規模變量顯著負相關,這與本文基準回歸結果相一致。但退休變量與城市家庭醫療保健支出并未呈現顯著相關系,與農村家庭醫療保健支出顯著正相關。對于這種差異本文認為,相比于城市醫療體系而言,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尚不健全,可報銷的范圍相對較小,由于缺少醫療保障,一些大病醫療仍然給農村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負擔,因此農村家庭用于醫療保健的支出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擴大。從資產配置變量來看,變量Support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說明保障性資產規模的擴大會顯著提高城鄉家庭各類型養老消費支出,這與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相一致。從交互項變量來看,保障性資產配置僅對城市家庭各類型養老消費有顯著提升效果,對農村家庭的影響較弱。對于這種差異本文認為,城市家庭退休后的收入來源較為單一,以依靠退休金為主。保障性資產規模越多,對其養老消費更有保障。農村居民在60歲以后仍然可以通過務農等手段獲得收入,加之農村家庭保障性資產規模相對較低(缺少住房投資),因此保障性資產對其養老消費的影響相對有限。

　　表3城鄉養老消費差異性檢驗

　　結論與建議

　　在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的背景下,提振老年人群消費,對于保障老年人群生活質量、維持社會和諧、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具有重要經濟價值。本文基于CFPS微觀調查數據庫樣本,實證檢驗了退休、家庭資產消費與養老支出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退休會顯著降低城鄉家庭食品性消費支出規模,對城市家庭醫療保健支出影響有限,但會略微提高農村家庭醫療保健支出。保障性資產規模的提高會顯著增加城鄉家庭醫療保健及食品消費支出的規模。保障性資產規模的提高會降低退休給城市家庭養老消費的不利影響,但對農村家庭并未產生顯著影響。為進一步激發城鄉老年人群的消費潛力,降低城鄉家庭養老消費的差距,降低退休對老年人群消費的不利影響,本次研究帶來的政策啟示如下。

　　首先,要健全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退休以及年齡的增長會帶來收入的降低,從而抑制消費的增長。現階段我國社會養老保障體系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為明顯的差距,無法平抑退休給普通家庭帶來的負向沖擊。在醫療保障領域,由于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尚未完全構建,老齡化給家庭帶來了更大的醫療保健消費壓力,擠出了日常消費支出。因此要進一步健全醫療保障體系,實施全面參保計劃,實現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其它法定保障對象的應保盡保。全面推進社會福利事業發展,確保離休困難群眾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其次,要提升家庭保障性資產投資比例。實證結果表明,保障性投資規模的增加,有利于消除老年人群消費預期的不穩定性,提高養老消費規模。因此,在我國快速老齡化背景下,應該鼓勵離退休人員減少風險性資產投資,擴大保障性資產投資的比例,豐富保障性資產投資的種類,加快養老金融資產的創新。例如老年人群相比于普通投資者而言對資金流動性的需求更大,因此應該針對老年群體的這種特征,市場應該制定流動性強的理財產品,豐富退休高齡群體的資產配置需求。

　　最后,要加快養老產業發展。在供給側為老年人口消費提供更多消費選擇,開發老年人口消費潛力,鼓勵市場向老年人口提供衣食住行、醫療保健等物質服務。豐富精神與文化服務的產品,保障老年人更高生活品質的消費需求,有效推動老年人群消費向高質量、個性化及多元化方向發展。科學開發老年消費市場、發展養老產業,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智能化手段服務于養老產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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