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英美文學與文學理論的再思考

　　眼前的這部名為《西方文論視野中的英美文學經典》的書稿，記錄了筆者自從 1991 年成為一名高校教師以來，對英美文學孜孜矻矻、夙寐以求的心路歷程，見證了筆者整整三十年來從事英美文學與文學理論教學與研究的困惑與迷茫、思考與收獲。在不斷前行的同時，把曾經的所思所想整理出來，希望透過冷靜的反思，下一階段的路程走得更加平順、行穩致遠。

　　本文源自外語與翻譯 發表時間：2020-12-25 《外語與翻譯》堅持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嚴謹學風，傳播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弘揚民族科學文化，促進國際科學文化交流，探索防災科技教育、教學及管理諸方面的規律，活躍教學與科研的學術風氣，為教學與科研服務。

　　顧名思義，《西方文論視野中的英美文學經典》兼顧英美文學與批評理論兩個方面，把英美文學經典置于西方文論的視野中加以考察。興盛于 20 世紀上半葉的“新批評”和形式主義的文學批評模式早已式微，而知人論世的社會歷史文化批評，似乎也失去了“原本如此”的先驗特權，淪為明日黃花。理論轉向以來方興未艾、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各色理論，仿佛成了詮釋文學作品的必然選擇，以至于研究生學位論文開題或答辯中，如果沒有貫通的理論，能否通過都不好說。人人皆稱理論先行不足取，但“存在即合理”，作為長期教授英美文學與文學理論課程的教師，筆者認為對理論既不能盲從，更不能無視;理論是解讀文本的利器，理論的加入有利于在形式分析之外，多維度、多層次地審視文本的豐富蘊涵。在感受論、經驗論作為不言自明的文學研究方法的漫長歲月之后，各領風騷若干年、幾乎無死角覆蓋的繽紛理論讓其提質升級，以更寬闊的視野、更深刻的洞見，讓感受和經驗與時俱進，進入新的境界。打個不恰當的比喻，感受論和經驗論如同中醫，能依賴行之有效的經驗解決問題，但受限于直感，難以理性詮釋，進入不了現代科學的體系;而理論化的解讀則避免了這種尷尬，在現代科學的體系化模式下暢行無礙，成為學者所遵從的通行模式。文學理論或源于元理論，無不基于大量的文本閱讀實踐，歸納整理出適用于文本閱讀與批評的理論，并再次經過文本的驗證;有了理論的武裝，學者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充分挖掘文本的潛力，把原本遮蔽的文字“機密”、作家心跡一一去蔽、解密。文本與理論構成了一枚錢幣的兩面，它們良性互動，相互成全：理論性閱讀挖掘作品隱而不彰的內涵，凸顯其豐富性與獨特性;文本則為理論引導下的閱讀提供“實驗”的溫床，并驗證理論的普適力與解釋力。

　　傳統的文學閱讀強調積淀和學養，中西皆然。中國文人要熟讀《詩經》以降的各種文學經典，看似不重理論，實際上對理論的借重是深入骨髓的;理論是以圣賢書的名義，悄然進入文人的閱讀書單。中國傳統的文史哲一體化的閱讀實踐，其實就是理論先行、理論并行，理論內在于閱讀行為自身;文史哲不分家、相互打通的中國學術傳統，理論已然內化于其中，不計形式和學派，構成了文學閱讀的“闡釋的循環”。當然，今天名之為文史哲的人文學科，在早期中國學術史中是不存在的，而以經史子集取而代之，后者不成其為學科，因為學科概念的出現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孔孟老莊等先賢的思想覆蓋了哲學、歷史、文學、語言學、心理學等諸多當今學科，正如西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也難以用時下的學科來分類。在恩格斯看來是需要巨人且產生了巨人的文藝復興時代，莎士比亞、達·芬奇等的成就，也非今日的學科所能規范的。這些巨人的思想和著述視野廣博，跨越、超越今日的學科分類;另外，學科是現代概念，學科建制是現代實踐的產物，以當下的學科藩籬去規范這些先哲和賢者，只會不倫不類，且不符合邏輯。

　　另一方面，如今風頭無兩的理論，原本是作為學術研究的底色和應有之義，是文本-理論有機體的一部分，不能從文本中剝離開來;不像今日這樣機械地分離文本與理論，從而使理論借機喧賓奪主，登堂入室。理論作為學科建制，是理論轉向以來的事，是 20 世紀上半葉的后期才漸成氣候的。況且，理論是個籠統的概念，還可細分的。例如，元理論(meta-theory)即理論的理論，玩的是自說自話、自我指涉的游戲，如同國際時裝展上引導時裝潮流的那些前衛作品，讓人眼花繚亂，普通人未必能穿得出去，卻引入思考，令人向往;與之對應，元理論催生的實用理論，宜于從事實用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奉行實用主義“有用即真理”(該哲學金句曾被廣泛誤讀!)的信條，注重實際效用，立足于指導文學作品的賞析。就文學作品而言，似乎不同的文類各有與之契合的閱讀理論：為理論博出一方天地、大出風頭的“新批評”，因為《理解詩歌》的洛陽紙貴而占領大學講堂，并進而在學術批評領域站穩腳跟;作者受到鼓舞，順勢連續推出《理解小說》和《理解戲劇》，前者的市場反應尚好，后者則仿佛強弩之末，風光不再了。審美疲勞或許是原因之一，真正的原因在于，任何理論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因此，從事文學批評，宜準確把握作品特征，并選擇適合的理論來“解剖麻雀”。這種說法顯得機械和冷冰冰，文學批評實際上是靈動的和溫暖的，而所謂的理論性閱讀，其要訣是著鹽于水，使理論的僵硬和呆滯化于無形;讀者感受到的，是鮮活的文字表現和深刻的主題刻畫，作品貴在具有質感，且洋溢著人文關懷，否則，了無生機的分析便如華茲華斯所言，剖析無異于謀殺(murdertodissect)。

　　應該說，這種對于理論的理解是“正常”的和 “常規”的，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的多數學者會自覺地秉承這種理念。筆者亦如是，研讀理論，長期浸淫于其中并深受裨益，并在日常教學與研究工作中，自覺不自覺地、習慣成自然地進行理論化的考察。在指導研究生的業務學習時，一方面加強他們對英美文學經典作品的美感和文學性的認知，一方面培養他們的理論思維能力;并不奢求他們對理論有多么深刻的把握，但至少要系統性地了解批評理論，熟悉其中一種或數種，并能夠用于作品閱讀。這一過程是重要的學術訓練，是研究生專業素質培養的必要環節。

　　拙著涉及理論繁多，不一而足，這里不再列舉。“理論”(theories) 或“批評理論”(critical theories)不唯文學理論，也包括文化理論，故“文論”可視為“文學與文化理論”(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ies)。本書的主體部分正是該模式的產物，即試圖以理論的視角觀照文學作品，同時力圖避免隔靴搔癢和自說自話式的“兩張皮”現象，而是盡力使理論與作品水乳交融，合二為一。事實上，理論與批評(theory and criticism)早已一體化，難分彼此。除了利用理論進行“實用批評”或“實際批評” 之外，筆者還嘗試針對理論的探討，無論是對于賽義德“理論的旅行”及其成因的分析，還是作為附錄的對兩位美國當代知名學者的訪談，皆是這方面的嘗試。此外，作為一名外語學者，日常工作不可能繞過翻譯，即使不是從事翻譯研究的專業人士。翻譯行為源遠流長，形式多樣，成果豐碩，而作為一門學科的翻譯學，卻十分年輕，縱使它后來居上、“彎道超車”，以實用主義的拿來主義姿態，借鑒兄弟學科的理論資源為其所用，因而在短期內建立了結構繁復、眾聲喧嘩的理論體系，并產生了諸多引入關注的翻譯理論，對翻譯理論建設與翻譯實踐均具有十分積極和重要的影響。筆者對于翻譯研究是相對超然的，不糾纏主義，因此無論是 1998 年發表的《艾米莉·狄金森在中國的譯介》，還是去年的《詩歌翻譯新模式——讀〈棲居于可能性：艾米莉·狄金森詩歌讀本〉》，均是關注翻譯行為自身。筆者以為，文學作品的賞析，首先是透過構成其存在的文字，體察文字的表述方式，通過文字的“體溫”和姿態，探究其獨特的存在。而翻譯大概是體察文字之美的最為直接和有效的形式。無論是當代英國詩人薩瑟蘭的詩歌《虐待療法》，還是兩篇英文訪談，抑或是書中不時出現的作為討論對象的文本，筆者多是自己動手翻譯，并視之為業務工作的份內之事。這絕非不認同既有譯文，而是涉及翻譯觀、譯文風格是否契合等問題。除非是遇到坊間公認的譯本，考慮到讀者對于譯文的熟悉程度，為了降低其閱讀難度，增加舒適度，也會加以引用。

　　讀者諸君想必已明察，拙著以英美詩歌研究為主，兼及其他。這說明筆者學術視野有待拓展，不過以些微的自知之明，筆者認為能把英美詩歌弄明白點，已大不易!就英美詩歌而言，本書又以現代詩歌為主，并旁及當代詩歌。究其原因，竊以為當代作品距離太近，審視的距離不足(無關乎所謂“距離產生美”)，當下風頭甚勁的作家也許很快便湮沒無聞;而早期作品則因其距離過于遙遠而難以把握，至少對于未經專門學術訓練的人來說，古英語便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至于文類，詩歌之外還有小說和散文 (文學理論涵蓋散文的范疇)，其共同特征則是經典性。經典的英文單詞 “classical”兼具“古典”之義，暗含時間的因素，說明經典作品需要經受時間的淘洗和眾多評論家的臧否，依然可以存留下來。本著探討的作家作品均系當之無愧的經典，無論是華茲華斯、迪金森，還是龐德、威廉斯、默溫、休斯;作為本書論及的唯一當代作家和學者薩瑟蘭，他的地位尚需時間的考驗，但筆者認為他的作品應該可以存活下來;涉及到的理論家也均有經典性即典律的品性。對經典作家作品的分析，有利于強化其經典性，同時由于該經典性，可以有力地驗證適用理論的力量和普適性。

　　關于中國的話題不僅出現于 3 篇文章的標題中，更是本書的一個無時不在的知識背景和參照對象。隨著年輪漸增，筆者發現自己對與中國傳統有所關聯的話題具有特別的情感，究其原因，一是文化身份所在的傳統使然，再就是可能歸結于近二十年前的某次談話，當時，一位學界朋友自英回國探親，和筆者分享了在英期間確定博士論文選題的經歷。朋友首先選定駕輕就熟的解構主義文論方面的題目，一切準備停當，即將開題時，卻糾結起來;反復權衡之后還是決定遵從初心，于是，朋友選擇調動諸多中西理論，研究一個很小眾的中國宗教，朋友覺得這是可以讓自己身心系之、安身立命的課題。雖然誠如錢鐘書所云，“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但我們每人皆先驗地擁有屬于自己的文化身份，這是決定你的思想行為、價值取向的緊箍咒，無論你何時何地作何選擇，都難以逃脫其無遠弗界的操控。

　　裘小龍在序中引用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中的著名觀點，把拙著置于英美文學傳統之中：雖然收錄于此的文字跨越二十余年，其關切不外乎英美文學與文化的傳統。任何一個學者都有自己的學術興趣，區別在于視野的寬狹，在筆者則是圍繞英美現代詩歌，文類上兼及小說和文論，時間上兼顧當代和早期。重點探討的是英美浪漫主義詩歌和現代主義詩歌，它們猶如片片珍珠，串起了一幅英美現當代詩歌的發展史，透過對所選詩人的考察，或可一斑窺豹，對現當代英美詩歌產生進一步的認識。裘小龍謬贊本書收錄的文章“像是一本英語詩歌史的不同篇章”，拙著倒是希望達到如此效果：以相對松散的結構，以代表性經典詩人為個案，勾勒出一幅現當代英美詩歌的圖景。關于理論，筆者不專務理論，本書除了《賽義德“理論的旅行”及其成因》，并無專門的理論文章，但筆者理解理論的極端重要性，筆者對理論的關注主要體現在對于文學文本的解讀。對兩位著名學者的訪談涉及理論頗多，當時設計問題時的一個考慮，是鑒于理論熱的現狀，這些話題更容易引起廣泛關注，這一點在文章發表得到了證實。此外，訪談中的問題，除了回應國內學界的關切，也體現了筆者本人一直以來的研究興趣;如此一來，訪談便與前面的作家作品研究形成了某種呼應，構成了同樣話題的不同角度的言說。很高興這些安排和思考得到了裘小龍和程朝翔的認可，堅定了筆者以后沿著既定路線走下去的決心和勇氣。

　　學術之路崎嶇艱苦，“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一路走來，要感謝的人太多，在此只能掛一漏萬。區鉷作為筆者的博士生導師，多年來一直關注筆者的發展，堅定地支持筆者的工作;他博雅睿智、寬厚通達的儒者風范，是筆者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榜樣。感謝筆者兩度赴美研修時的合作導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Charles Altieri 和賓夕法尼亞大學 Charles Bernstein，他們風格迥異，相同的是對學術的孜孜以求和深刻洞察。Bernstein 作為著名的語言詩人和詩歌批評家，直接交往并不多，甚至可能少于與他的朋友和同事、文學批評家 Michael Rabate 的交流，本書也收錄了筆者對他的一篇訪談。

　　感謝裘小龍和程朝翔慨然應允作序。雖久聞他們的大名，筆者與兩位先生的直接交往卻頗為有限。出自裘小龍的艾略特和英美意象派詩歌翻譯，筆者上世紀八十年代讀研時就曾拜讀過;這么多年來，不時通過各種渠道讀到他的文字，和關于他的故事，但總是緣鏗一面，這大概與他多年來一直在美工作與生活有關吧。直到裘小龍前年年底到廣西大學講學，筆者和他首次謀面，立刻便感受到他的熱情，以及作為一位英美文學研究學者、翻譯家和作家，其深厚的中西文化修養和睿智見解。這兩年筆者請裘小龍講學、與他在一些學術活動場合相見，更多的是在微信這種新媒體上，拜讀他豐富的創作與研究成果。程朝翔作為資深學者，曾擔任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多年，其在學術界的繁忙與活躍是可以想見的，而筆者生性“怕官”、不喜湊熱鬧，所以盡管和他多次在學術會議上碰面，一般只是打聲招呼而已。即使在 2007 年年底北大外語院舉辦的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英語文學研究分會的成立大會上，與會代表有限(印象中只是邀請了國內當時英語語言文學博士點單位英美文學方向的負責人參與)，我們的交流也不多。直到筆者 2018 年來到廣西民族大學，當年年底廣西外國文學研究會召開年會，筆者邀請程朝翔蒞臨會議做大會報告，并順道來廣西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學，他爽快地答應了。2019 年廣西翻譯協會在柳州開年會，筆者受托邀請外國文學領域的區外知名學者做大會發言，筆者一下子就想到程朝翔，他再次爽快地答應。程朝翔為人謙和，讓人如沐春風，而且筆者覺得他具有老一輩學者身上常見、中青年學者身上逐漸稀有的樸拙與厚重。有感于兩位老師的平易近人和樂于提攜后學的寬廣胸懷，筆者懇請他們為拙稿賜序。他們很快答應，并克服日程緊張、工作繁重的困難，撥冗通讀拙稿，給予熱情的鼓勵。

　　檢視眼前的文字，不時展現的空疏和簡陋令筆者羞愧難當。但這是筆者一路走來的所作努力的見證，它們讓筆者警醒，促使筆者更加認真地學習，力爭在英美文學和文論領域深入思考，不斷收獲新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