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如何構建政府與經濟之間的和諧發展核心期刊

　　論文摘要：成功并不依賴于在政府和經濟之間找到神奇的平衡，而在于建設能夠在政府結構、市場行動者和市民社會間產生生產性互動的體制。經濟嵌入在市民社會中，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通過制度性革新建立起聯系，只有通過制度革新才能建立起促進發展的有效動力機制。所以，一個國家發展的成功取決于國家、經濟和市民社會間的良性互動，取決于市民社會通過國家進行制度革新的能力。美國著名經濟社會學家弗雷德·布洛克和彼得·埃文斯在他們合著的《國家與經濟(1)》中探討了國家與經濟(1)間的關系，延展了經濟與國家互構的思想，通過闡述經濟實際上是嵌入在什么里面來深化這一“嵌入”論點。他們認為市場經濟嵌入在市民社會中，市民社會被國家建構，同時也建構了國家。

　　關鍵詞:國家,經濟,市民社會,嵌入,制度變革

　　關于國家與經濟(1)的關系，在市場分配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形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奉行市場分配理念的人認為市場經濟只有在最小的政府“干預”下才能運轉得最好，而其反對者卻堅持國家在市場管理與公共品供應方面的重要作用。經濟社會學和相關領域的研究已經對這種二元論形成了挑戰，提出了國家與經濟(1)互構的思想，即經濟是嵌入在社會和政治結構里的。美國經濟社會學家弗雷德·布洛克和彼得·埃文斯(Fred Block and Peter Evans)在《國家與經濟(1)》(The States and the Economy)一文中延展了經濟與國家互構的思想，他們通過闡述經濟實際上是嵌入在什么里面來深化這一“嵌入”論點。他們的觀點是市場經濟嵌入在市民社會中，市民社會被國家建構，同時也建構了國家。

　　他們把自己的觀點歸結為三個一般性命題:第一，國家與經濟(1)并不是分析上的互不相干的自治領域，而是相互構成的活動領域;第二，國家和經濟都是嵌入在有其獨特的制度性結構的社會中的，而且這種嵌入性在經濟和政治結果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第三，這種嵌入性是動態的，它經常被那些重構了國家與經濟(1)交叉方式的制度革新所改造。簡而言之即認為發展上的成功和失敗都應該根據市民社會、經濟與國家間的協作或缺乏協作來理解。他們通過分析發展中和轉型期社會、發達的福利工業國家以及超國家的經濟管理機構三個主要領域的發展案例來證明三者之間良性互動的重要性。

　　他們首先對市民社會進行了界定，認為市民社會包括各種不同的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從同業公會和友愛組織到工會、抗議運動、政黨及公民在其中形成他們政治偏好的公共領域，其實質是擁有建立在親屬、鄰里、種族、宗教、階級及其他一致性之外的聯合性關系的人的活動。他們認為，這些個人同時也是經濟活動者和政治活動者，在兩個領域中，他們都依賴于最終建立在互動秩序基礎上的規范性意義，這就通過市民社會把政治與經濟聯系起來了。市民社會被法律和其他的政府活動深深地滲入，但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也保留了充分的自主性，市民社會對政府的權威設置了清晰的界限和約束。作者認為，一個包括聯合性關系和規范性意義的稠密的市民社會在經濟和國家的有效功能中起著重要作用。但他們也反對那種認為加強市民社會和產生更多“社會資本”就足以解決社會問題的觀點，而是認為如果缺乏有意義的社會變革的話，僅僅是加強市民社會的策略便會落空，因為嵌入性通過制度創新而改變，有時候這種改變主要發生在市民社會中，通過建立一些新的聯盟或制度以實現經濟活動上的組織或合作;有時候，創新來自國家或通過國家中的行動者與市民社會中的行動者的合作來實現，所有這些革新都傾向于重新調整國家與經濟(1)的關系。簡而言之，市場經濟活動要依賴于法律和政治結構，而國家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受市民社會的影響，所以經濟通過嵌入進市民社會而與國家發生聯系。此后，作者通過考察發展中和轉型國家、發達的福利工業國家和超國家的經濟管理機構三個主要領域的發展案例來揭示市場與國家通過市民社會及制度革新相結合的機制，進而得出國家、市場與市民社會間的互構使發展成為可能的結論。

　　作者把日本、韓國、臺灣地區和新加坡稱為發展中國家，也即創造了“亞洲奇跡”的國家，它們的成功在于把國家與市民社會以“嵌入性自治”的形式結合起來，同時集中致力于發展國際市場，從而在維持私人經濟精英自主性的同時發展出了跟他們的緊密聯系。國家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關鍵的現代基礎設施中的投資、提供福利性補助及針對國際競爭的提供選擇性保護，國家與經濟(1)通過市民社會有效地結合起來，從而創造了發展上的奇跡。轉型國家的案例主要來自俄羅斯、中國和越南。前者是作為失敗的典型提出來的，蘇聯采用“休克式療法”在建立起完善的法律與政治結構之前便把西方市場規則強加給俄羅斯，結果不但沒有產生理性的資本主義，反而引起了一次犯罪行為的大爆炸，這充分表明了經濟發展要依賴于法律和制度的有效性。中國和越南的對照性例子表明建構一種建立在當地社會結構基礎上的混合性制度可以形成更加有效地過渡，它們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市場，同時謹慎地開放資本市場、固執地維持國家結構的優先權并努力避免對社會主義市民社會的完全侵蝕，這種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帶來了極大的增長率。發展中國家及轉型國家中的發展首先是一種制度性變革，而不僅僅是資本的增長和積累，因為市場制度的建立是一種制度創新。

　　在發達的福利工業國家中，這種通過市民社會帶來的國家制度的創新也在緩解其財政壓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福利國家中也存在著關于積累和社會福利的二元爭論，自由市場論者堅持政府的福利提供妨礙了市場有效地發揮作用，而福利國家的擁護者則僅僅關注于當社會僅依靠市場過程來分配時所產生的負面政治后果。針對這種二元爭論，作者引用Lindert的研究證明“幾乎沒有證據表明福利國家的慷慨會抑制經濟增長率的說法”，布洛克之前的研究也表明不能簡單地把福利國家的支出當做強加于經濟的費用，而是把它看成是對核心經濟過程的一種重要投入。公共物品的供應在經濟的有效功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公共養老基金的支出可以被看成生產性投資的一種形式，因為減少年長者的經濟不安全感對青年工人有正面作用，這同時也減少了照顧他們年邁的父母的經濟負擔，而且也為他們自己的將來提供了一種可見的安全感。福利支出的生產性作用也可以通過后發工業國家如臺灣地區和韓國擴大它們的公共福利來證明。福利國家的福利支出是市民社會積極作用的結果，并不是一個群體(勞動力)而是市民社會中的一系列不同的團體——包括勞動力、商人及其他利益集團——產生了不同市民社會中的各種各樣大量的公共品供應。正是在特定的市民社會中各種各樣的群體才能夠覺察到它們的獨特利益，社會才做出了關于哪些福利政策正在起作用，哪些需要重新設計或撤銷，以及哪些是為公共品供應提供財政支持的最好方式的判斷。福利國家中每個新的福利方案都產生了國家與市民社會間新的體制性聯系。盡管福利支出具有生產性功能，但是其帶來的財政壓力也不容忽視。盡管有人把這些壓力夸大為福利國家即將崩潰的指示器，但是作者卻將這種壓力看成是將導致福利國家政策更新的挑戰，面對這些挑戰，福利國家制定了新的標準化基金、新的政策和制度變革。例如，面對“少數群體的照料”(兒童、老人、殘疾人等的照料)壓力，既然市場和官僚機構都不是能提供高質量照料的可信機制，那么就必須有新的安排來減少這種不足，美國發展起一種動員通過雇員間的合資公司及其他非營利機構來為服務業提供幫助。通過這些例子，人們可以推論出一種建立在政府和重現活力的市民社會間新的勞動分工基礎上的福利國家形式。

　　在全球化時代，作者認為對于國家與經濟(第2頁)的互動不能在局限于民族國家的水平上，同樣對市民社會的聯合結構的分析解釋也要超越國家的界限，使市民社會成為一個政治行動者的社會群體和組織既在國家內也是跨國運作的。首先，全球市場的出現依賴于一系列顯著的全球管理體制的創造，依賴于一系列復雜的政治和法律創新。市場建設和保護全球法人行動者的財產權仍然需要提高國家和國際水平上的特定治理能力。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在全球化時代日益凸現的同時，絲毫不令人吃驚的是當今國際管理機構束縛了那些試著對社會保護的需求做出反應的國家政治行動者的手，而這卻為滿足跨國法人行動者的需求提供了便利，因為既是市民社會又是市場中的強大行動者的法人精英正有效地影響著國際管理機構的建設。例如，ITO(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因為美國法人精英的干涉而流產了，幸存的國際管理機構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然而，“布雷頓森林體系”因為北方國家的干涉越來越具有壓迫性和強制性。盡管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WTO具有非民主性特征，但是相對于傳統的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來說，它們依然是的一種顯著進步。對弱者來說，體制化(即使是有偏見的體制)也是單個國家與強國對抗的一種進步;而21世紀早期的國際社會運動也使國際管理機構包含著民主的可能性，例如世界銀行就表現出它自身對來自NGOs和社會運用的壓力的脆弱性，在環境問題和那些被計劃所影響的人建立起“參與”的重要性方面不斷轉換立場。市民社會表現出了它對國際治理結構的影響力。過去的60年已經見證了致力于管理一個日漸整合的國際經濟的機構的建設，因此，我們也看到了在全球擴大市場范圍的努力和對全球市場力量設置限制及約束的努力都需要全球體制的建立。同時，國際和國家水平上的政治體制間的關系部分地是共生的。國際管理制度依賴于國家政府的補充能力，而且一個國際組織的主人，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已經涌現出來協助民族國家進行管理的努力。不同水平治理間的相互依賴也暗含著一種潛在的復合水平上制度革新的良性循環。國際治理上的改革能夠為加速貧窮國家發展和鼓勵富裕國家福利制度的創新這些國內的制度變革創造空間。反過來，能夠深化民主和增強經濟活力的國家水平上的革新能夠擴大致力于深化國際水平上的體制改革的跨國選民的地方性根基，從而使這種循環自我重復。這種良性循環是建立在國家、經濟和市民社會三者良性互動的基礎上的。

　　作者通過追蹤國家、經濟和市民社會三者在三種不同情境下的關系得出結論:成功并不依賴于在政府和經濟之間找到神奇的平衡，而在于建設能夠在政府結構、市場行動者和市民社會間產生生產性互動的體制。經濟嵌入在市民社會中，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通過制度性革新建立起聯系，只有通過制度革新才能建立起促進發展的有效動力機制。所以，一個國家發展的成功取決于國家、經濟和市民社會間的良性互動，取決于市民社會通過國家進行制度革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