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起源分析律師角色定位

　　在古希臘這一口述社會下, “演說寫手”與“辯護幫助人”擔任為當事人的辯論提建議和幫助辯護的角色;到了優士丁尼法時代, “演說家”則往往通過業余幫助市民進行法庭辯護來籠絡人心, 這與“演說寫手”有著本質上的區別;而真正的律師的濫觴是在羅馬后古典時期, 律師的職業為了確保執法官有效地節約司法資源而正式形成, 律師也因此增加了一個司法輔助人的角色定位;到了現代社會, 隨著代理制度的發展, 律師的角色定位雖然發生了一些變化, 但好律師也能是一個好人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本文主要從律師職業的演進與形成過程入手, 利用有效的歷史資源, 分析律師的角色定位。

　　《法律文獻信息與研究》是全國政法院校圖書館協作委員會的會刊，由中國政法大學圖書館主辦。《法律文獻信息與研究》是國內唯一的法律信息與法律圖書館研究與工作方面的期刊,同時也是具有國家出版主管部門核發準印證的刊物。

　　隨著社會法制的完善與發展, 律師在訴訟中扮演者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有著其各自的角色定位, 或決策者, 亦或是執行者。而對于律師這一職業來說, 作為重要的訴訟參與人, 對其定位的正確認識無疑對促進司法進步有著關鍵的作用。隨著社會的發展, 律師成長于社會生活這一深厚的土壤之中。對律師的需求、期待與評價也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在不斷地提高。劉武俊老師提出, “在法律職業共同體中律師是具有誠信性、自律性、民間性、邊緣性、服務性、獨立性、復合性和風險性的獨特角色” (1) 。從法社會學的角度, 胡玉鴻老師認為, “將律師還原為法律人、政治人、經濟人、文化人、道德人諸種角色”。而有的律師則“將律師的社會角色定為在民間的司法人員。”可以肯定的是, 律師這一角色的定位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演進與變化的。“明清時期, 關于訟師的負面形象刻畫充斥于中國社會” (2) 。而雖說“不以說服裁判者接受其辯護意見為目的律師辯護———‘表演性辯護’”在現代律師辯護中也并不少見, 但不可否認現代訴訟已經離不開律師, 法官審理案件更需要其參與并輔助。那么究竟何為律師?其角色定位又是什么?要解決這個問題, 恐怕還得從律師的起源談起。

　　一、口述社會下的“演說寫手”和“訴訟幫助人”———維護當事人的權利與利益

　　黃美玲老師對古希臘的法律環境進行了形象的歸納, 主要為以下三點:即“業余的演員”;“專業的劇本”和“公眾的舞臺”。按照法律規定, 在古代雅典案件審理的過程中, 當事人都必須親自出庭進行辯護, 除非其身患嚴重的疾病。這是口述社會的一個極大特征。但對于一個沒有受過任何法律職業訓練的人來說, 要準備一份合乎法律、有理有據的演說詞, 并在眾多陪審員面前宣讀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此, 在雅典, 當事人通常會出錢雇傭精通修辭學或演說術的人撰寫相應的法庭演說詞, 這直接推動了“演說寫手”的產生。此時“演說寫手”的主要職能在于將公民自己提出的辯護理用書面形式表達出來, 訴訟人所要做的就是在庭審時將演說詞當場背誦。那如果特殊情況下, 當事人是不具有辯護權的人如奴隸, 或者是身患嚴重疾病而需要協助的人怎么辦?這時候案件當事人卻可以選擇一位或幾位“synégores”為其進行辯護, 但這必須在他自己發言結束之后, 而且這些“synégores”必須是當事人的親朋好友。有的學者稱之為“訴訟幫助人”。逐漸地, 訴訟幫助人可以在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陳述時間里代表當事人向陪審團發表演說。

　　此時的“演說寫手”和“訴訟幫助人”為羅馬帝國后古典時期“律師”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由于“演說寫手”與當事人之間是純粹的合同關系, “訴訟幫助人”則是為當事人的親朋好友, 兩者或基于合同或基于道義而產生的義務都是維護當事人的權利與利益。

　　二、優士丁尼法時代的“演說家”———正義的使者

　　隨著訴訟的發展, 當事人開始意識到“辯論”的重要性, 如果不知曉一定的法律知識且沒有辯護技巧, 將很可能導致敗訴。于此同時, 羅馬貴族階層———類似于希臘的政治家, “其主張是否被接受取決于他能否通過演說取得足夠的支持” (3) , 因此他們大都接受過修辭學或雄辯術訓練, 擁有一定的辯論技巧。這正好契合了市民的需求。為了籠絡人心和提高自己的聲譽, 這些出身上層、受過良好教育的貴族們也愿意在業余幫助市民進行法庭辯護。其目的不在于獲取報酬, 其與當事人之間也不存在親朋好友之間的道義義務。這時候的“演說家”是為了在勝訴中獲得自我價值的實現, 得到市民的認可。

　　也就是說, “演說家”相較于“演說寫手”與“訴訟幫助人”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無論是對于雄辯術還是在維護當事人利益方面, 其都有更高的追求, 因為這直接關系到其威望與地位。這時候, 其角色定位要更接近與“正義的使者”。“正義是給每個人屬于他自己權利的永恒不變的意志” (4) 。而優士丁尼法時代的“演說家”將自己化身為正義的使者, 盡其所能去幫助市民在法庭上進行辯論, 獲得本屬于其所得的永恒不變的權利。唯有如此, 其才能在市民心中樹立起其想要的威望與名聲。

　　三、羅馬后古典時期的早期“律師”———司法輔助人

　　到了羅馬帝國后期, 也稱為后古典時期, 特別訴訟亦稱非常訴訟成為唯一通行的訴訟制度。與法律訴訟和程式訴訟不同的是, 其取消了法律審和事實審, 而全由執法官執行, 是當代訴訟基本原型。在訴訟過程自始至終由一個法官來擔任, 顯然加重了法官的任務。最高長官憑借其權利, 發布強制性命令采取特殊保護的方法, 以保護不能用一般司法方式來保護的特殊利益。自然而然地, 為了提高訴訟的效率, 節約司法資源, 同時也為了能夠更好地了解并把握整個案件, 執法官對訴訟參與人的專業性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別訴訟程序允許代理和辯護, 從而形成了早期的訴訟代理制度。律師職業也因此正式形成, 法學知識與教育也開始受到重視。

　　與以前不同的是, 執法官開始注重對當事人權利的維護, 如規定了上訴制度。律師不再是唯一守護當事人權利的主體, 導致其正義使者的角色定位有所弱化。但這時候, 其職業的出現又多了一項功能———幫助執法官更加深入全方位地審查案件, 使庭審活動更加順利進行。因此, 對于羅馬后古典時期的“律師”, 增添了一個“司法輔助人”的角色定位。對當事人刑訊逼供的允許, 法官的自由心證, 偵查時允許告密等訴訟特點, 使得律師在輔助司法活動的同時, 更加不能忘記對當事人權利的守護, 這是基于代理制度而產生的義務。

　　四、現代律師角色的變異———表演性辯護

　　通常而言, 只有辯護律師的各種活動真正追求并有助于實現裁判者接受于己方有利的觀點和意見, 辯護才會產生實質性的效果, 也起到了真正的司法輔助人的作用。為此, 律師的辯護活動并不是完全獨立的, 更不是隨心所欲的。以已掌握的案件事實為依據, 查找現有的法律準繩, 從當事人的利益出發, 運用所學的專業知識與訴訟技巧, 進行有力而又有針對性的辯護, 這才是辯護律師的真正作用之所在。

　　然而, 現實中往往存在這樣一些律師———不以說服裁判者接受其辯護意見為目的, 而是在審前就做好了被追訴人的思想工作, 讓其配合法庭, 主動認罪, 積極悔過;法庭上盡量只從被告人具有自首、認罪態度好等法定、酌定情節來進行量刑辯護, 而不會糾纏案件事實;態度上也會對檢察官、法官表示最大限度的謙恭團;更有甚者在法庭上寡言寡語, 任由對方“打擊”。這些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表演性辯護”。任何藝術都離不開表演, 法庭上的律師辯護當然也不例外。只是, 其他的藝術表演砸了, 最多只是讓觀眾掃興罷了, 而“辯護”這門藝術如果表演砸了, 就會使其失去法律意義, 達不到有效辯護的結果, 最終還會影響被告人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現實中遇到這樣的律師, 其講述了自己在代理一個復雜案件時, 因為雙方都各執己見、不肯退讓, 而使案件從2004年一直持續到2012年, 共經歷了2次再審。如此長的訴訟時間使得代理律師后期的律師費大幅縮減, 其最后在法庭上也越來越惜字如金, 到最后開庭時, 在整個法庭辯論階段就只說了三句話。且不說這三句話的力度如何, 即使如“針針見血”, 也無法窮盡原理。只有確保被告人獲得有效的辯護, 才能確保其成為法院裁判的參與者、協商者和施加積極影響的訴訟主體, 而不至于淪為消極等待國家追究、被動承受司法制裁的訴訟客體團。這既需要在法律上賦予被追訴人及其辯護律師廣泛而充分的訴訟權利, 也要求辯護律師敢于并且善于提出有利于維護被追訴人合法權益的意見。

　　五、現代律師角色思考:好律師能不能也是好人?

　　到了現代, 隨著代理制度的完善與發展, 加之律師隊伍的日益壯大, 律師司法輔助人的位置似乎有些弱化, 代理人的角色更為明顯起來。

　　雷厲風行、氣場十足、巧舌如簧, 能把黑的說成白的, 也能把白的說成黑的———仿佛就是現代人心中律師的普遍形象。只要律師接了一個案子, 就要為它盡力辯護, 再加上來自家屬的壓力, 就更加要做出對當事人有利法人解釋。金錢交易制度下, 律師不像正義的使者, 說他是委托方的使者更為確切。刑辯律師更是如此, 不能對受害人產生同情心, 要為犯罪嫌疑人做最有利的辯護。以至于有時候不得不忽視某些事實, 甚至在證據不清的時候, 做有利假設而不是合理假設。這也不禁讓我想起一句話———好律師能不能也是好人。

　　在他們工作中, 在他們接受公司的委托去拒絕付清工人工資時, 當接受販賣毒品等犯罪嫌疑人的委托為其進行辯護時, 律師們是否能堅守住自己內心的那條底線, 把握好手上的那個天平, 在做一個好律師時, 也不忘守護正義呢?其實, 歷史總是循環往復的。現代律師角色形象到很有幾分口述社會下的影子。不同的是, 律師從一開始的代理寫辯護詞, 到現在往往參與了訴訟的全過程。

　　筆者認為, 好律師同時也能是一個好人這點是毋庸置疑的。首先, 律師也是有原則的, 如果真的是不合理的請求, 他們也絕對不會接受委托。其次, 誰說犯罪嫌疑人就一定有罪, 殺人犯就罪該萬死?他們首先是人, 擁有人權, 但偵查機關、公訴機關在辦案過程中不會或者很少關注這些, 這時候, 就是律師讓案件往好的方向去發展。合理辯護代理即正義, 詭辯與權錢交易才是丑惡。盡自己最大所能去讓案件往最好的方向發展, 打好證據這張牌, 那么好人也可以做一個好律師。

　　“律師仿佛扮演了‘雙重間諜’的角色:一邊向現行法律負責, 一邊又效忠于某些個人和機構 (客戶) 的利益” (5) 。其實這二者并不矛盾, 甚至有些時候, 為了客戶的利益就是為了向現行法律負責, 即為了充分保障權利人應有的權利。律師不一定賺錢, 以前的關于律師都是高薪職業者的認識也全部推翻。正是因為沖破向法律負責的這一底線去效忠于客戶, 才會出現“法律技工”, 成為金錢與權勢的槍手。但是只要牢守底線, 筆者相信, 好律師也能是好人。

　　六、結語

　　“律師, 解決訴訟中的疑難問題, 并且通過他們在公共事務或私人事務中的辯護幫助處于訴訟中的人, 使被擊倒的人重新振奮, 就像那些在戰斗中保衛他們的祖國、守護他們的父母的人一樣幫助所有人。在我們的帝國, 我們認為士兵不僅僅是那些手持劍盾或者乘坐戰車的人, 還有那些律師, 他們用動聽的嗓音作戰, 守衛著那些處于焦慮之中的人的希望、生活和未來”。《優士丁尼法典》中收錄的這則法令 (C.2.7.14) , 主要描繪了當時律師在社會中所承擔的角色。律師首先需要解決訴訟中的疑難問題, 即幫助司法活動更加高效進行。并且, 他們更如同士兵一樣, 法律專業知識與高超的辯護技能是他們的劍與盾, 以此來守衛那些在法律訴訟過程中無助的當事人, 幫助他們實現訴求, 基于他們希望, 使其重新振奮。

　　由此可以得出, 律師最主要的兩個角色定位是當事人權利與利益的守衛者與司法輔助人。至于正義的使者這一角色定位, 則隨著訴訟制度的完善、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發展、法官的職業化, 而有所弱化, 更多地由法官予以分擔。這樣自然而然會引發出“好律師能不能也是好人”的問題。后一角色的弱化導致的前兩種角色的增強, 在表面上就漸漸地表現為律師在靠訴訟技巧與辯護手段參與訴訟, 而忽視了其本質上的另一角色功能與定位———正義的使者。其實, 維護當事人的權利又何嘗不是在守護正義呢?輔助法官審理案件, 又何嘗不是促進正義呢?

　　綜上所述, 筆者認為, 律師首先應當是一個權利的守護者, 基于最初角色定位與代理關系, 其應當忠實地為自己的當事人服務;緊接著, 律師還是一個司法輔助人;最后其同時也會成為促成正義的一份子, 但其中的作用大小又得視具體情況而定。

　　參考文獻

　　[1]黃美玲.律師職業化如何可能--基于古希臘、古羅馬歷史文本的分析[J].法學家, 201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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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鄭祝君.外國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學大學出版社, 2015.12.

　　[5]吳紀奎.對抗式刑事訴訟改革與有效辯護[J]中國刑事法雜志, 2011 (5) .

　　[6]李奮飛.論“表演性辯護”--中國律師法庭辯護功能的異化及其矯正[J].政治論壇, 2015, 03 (3) .

　　注釋

　　1 劉武俊.解構中國語境中的律師角色[J].法制經緯, 2003 (3) .

　　2 尤陳俊.陰影下的正當性--清末民初的律師職業與律師制度[J].法學, 2012 (12) :46.

　　3 晏紹祥.演說家與希臘城邦政治[J].歷史研究, 2006 (6) :159.

　　4 烏爾比安.《學說匯纂》, 學習于2017年9月4日, 黃美玲老師《外國法制史》課堂.

　　5 馮象.政法筆記[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