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風險信息傳播的社會風險治理研究

　　摘要：移動互聯(lián)時代，信息的快速傳播對社會風險治理提出了新要求。社會風險信息具有價值導向性、來源廣泛、可信度差異大等特征。社會風險信息傳播有類型化差異，沿著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兩條路徑，表現(xiàn)為從數(shù)據(jù)到智慧的信息鏈過程。社會風險治理的對策包括價值觀培育、利用現(xiàn)代信息技術發(fā)揮社會風險信息的工具作用、建設以信息共享為首要原則的社會風險信息治理等。

　　本文源自決策探索(下),2020(10):88-89.《決策探索(下半月)》(半月刊)創(chuàng)刊于1985年，是由河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主辦。主要欄目：本刊專稿、專家講壇、踐行十八大、和諧社會、熱點透視、決策觀察、領導科學、他山之石、財經縱橫、社會發(fā)展、企業(yè)天地、科教園地。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引發(fā)了社會對傳染病風險防控和社會風險治理的關注。新媒體環(huán)境下，信息的快速傳播對社會風險治理提出了新要求。現(xiàn)有的社會風險治理模式可以分為政府主導模式、彈性政府模式和多中心合作網絡治理模式。風險管理理論提供了風險管理的一般框架、流程和工具。但風險管理理論尚沒有深刻揭示風險管理中技術工具以往的因素，也沒有說明風險管理中信息的性質和特征。信息既可以描述風險，也可以成為風險的傳導載體，導致風險蔓延。近年來，一些研究探討了與信息有關的風險因素，如謠言、信息安全、信息泄露和不愿共享信息的影響，或者是分享錯誤信息(謠言)的負面影響以及基于博弈論的風險信息交流機制。基于新冠肺炎早期傳播的調查研究表明，人們對微信和微博等新媒體的使用頻率明顯高于傳統(tǒng)媒體，對疫情的認知和行動相互關聯(lián)。雖然風險信息的傳播研究在不同階段取得了豐厚的成果，但尚缺少對風險信息系統(tǒng)化的描述和治理框架。基于此，本文擬在社會風險理論的基礎上，從風險信息的視角，分析風險信息的傳播特征，進而提出社會風險治理的若干建議。

　　一、社會風險信息的傳播特征

　　(一)社會風險信息的特征

　　1.價值導向性。

　　社會風險涉及多個利益方，以及利益方的多種類型的損失。不同群體在自身價值觀影響下，區(qū)別對待不同信息，積極促進關切自身利益信息的傳播，消極對待與自身利益無關的信息甚至設置傳播障礙。不僅信息的傳播會受到價值觀影響，對信息的感知與接受也受到價值觀的顯著影響，尤其是受到社會管理者價值觀的影響。

　　2.信息來源廣泛。

　　風險造成的損失后果有不同的類型，社會風險信息不僅包含必要的領域知識，也包括廣泛的利益主體的信息。風險信息資源是多學科、多領域、跨地域和多語言的。社會風險信息的這一特征使得在社會風險治理中風險信息的收集與處理技術難度較大，單一的社會組織往往難以準確全面掌握風險信息，風險治理存在較大的信息不對稱。

　　3.信息可信度評估難度大。

　　為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社會成員會對與自身利益無關的信息內容進行夸大、扭曲。另外，偏見會導致人們傾向于接受與既有價值觀或認識一致性的信息而過濾相悖的信息。風險信息的可信度需要領域專家進行判定，這是一個科學化的過程，往往會受到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從而表現(xiàn)出社會風險的政治性。

　　(二)社會風險信息的傳播特征

　　1.社會風險信息更新速度具有差異性。

　　社會風險信息可以區(qū)分為靜態(tài)風險信息和動態(tài)風險信息，前者傳播更新慢，而后者具有較高的時效性。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患者一出現(xiàn)，損失后果信息首先產生，但是疫情防控措施并未立即實行。因為未知病毒對人體的損害程度和傳染能力是靜態(tài)風險信息，需要一個科學的探索過程，更新速度比較慢。

　　2.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兩種主要的社會風險信息傳播路徑。

　　社會信息傳播需要依賴社會關系，但依據(jù)傳播者的意愿，其傳播路徑可以分為社會制度和社會關系。社會制度規(guī)定了不同的風險利益相關者的角色以及系統(tǒng)化和計劃性的風險信息傳播。以社會關系為路徑的風險信息傳播與制度化的風險信息傳播在傳播者和信息內容方面有所差異。在新媒體時代，以社交媒體為媒介的信息傳播對社會治理產生了日益重要的影響。

　　3.風險信息傳播是一個從數(shù)據(jù)到智慧的信息鏈過程。

　　風險信息以不同的內容和形式在社會風險治理中傳播和處理，體現(xiàn)了從數(shù)據(jù)到智慧的信息鏈過程。信息鏈理論或DIKW模型是常用的理論基礎。信息鏈和DIKW模型描述了從數(shù)據(jù)、知識到智能的過程。不同的風險利益方都存在這一過程。促進該過程的轉化將有助于社會風險治理，可通過優(yōu)化社會制度和采用適當?shù)男畔⒓夹g實現(xiàn)這一過程。

　　二、以風險信息為導向的社會風險治理對策

　　(一)構建與培育適應現(xiàn)代風險社會的價值觀

　　價值觀是社會風險治理的基礎。價值觀的基礎性體現(xiàn)在風險的評估、風險信息的傳播和風險處置的決策。風險社會的信仰和價值觀是風險治理的對象。現(xiàn)代社會風險的評估與風險應對措施往往是以科技理性和經濟理性為工具，但實質是不同階級或群體的利益平衡。如何評估社會風險中的損失，這實質是個社會價值觀的問題。在構建社會風險治理的決策支持系統(tǒng)時，能否廣泛收集不同利益群體的信息將影響決策。

　　(二)發(fā)揮社會風險信息作為治理工具的效用

　　風險信息可以為治理主體提供更加快速準確的決策參考，幫助治理主體及時了解國內外社會風險的動態(tài)、群體的利益訴求、反饋信息以及存在的問題，有助于治理主體有效執(zhí)行風險控制措施，從而成為風險治理的重要工具。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醫(yī)護人員分享的信息引發(fā)監(jiān)管部門的注意，從而深入調查并評估該傳染病風險，進而采取了必要的防疫措施。該案例充分說明了風險信息在風險治理中的工具價值。

　　政府在發(fā)揮風險信息效用方面依然占據(jù)主導地位。主要原因是政府在信息采集和信息共享方面具有優(yōu)勢地位，政府不僅自身擁有大量數(shù)據(jù)，而且可以經授權獲取相關數(shù)據(jù)。社會風險信息具有類型差異大且來源廣泛等特征，這需要更高效的信息技術工具及時處理信息。這一過程中，尤為重要的是社會成員對技術的接受程度。

　　(三)風險信息治理以信息共享為首要原則

　　風險信息治理要以信息共享為首要原則，這是由社會風險信息的效用、社會風險的普遍性和價值導向性決定的。信息可信度參差不齊是風險信息的特征，對信息的評估需要一個科學的過程。在新媒體時代，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體成為風險信息傳播的重要媒介。因此在社會風險治理中，應當以促進社會風險信息共享為首要原則，在政府績效考核、社會秩序管理、謠言治理、風險預警信息系統(tǒng)設計等方面排除可能導致傳播障礙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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