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人民觀的演進理路及其內涵意蘊

　　摘要：李大釗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他的人民觀極具代表性。他的人民觀內涵極其豐富，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反對剝削制度，認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保證人民“智德”與幸福;二是加強對長期處于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的教育;三是將分散的個人組織起來，加強團結力和戰斗力;四是對青年積極社會變革提出了殷切期盼。

　　本文源自晉中學院學報,2020,37(05):23-27.《晉中學院學報》雜志，雙月刊，于1982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正式創刊，由晉中學院主管主辦的學術性刊物，本刊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的特點，其中主要欄目有：政治研究、哲學研究、文化生態研究、經濟研究等。

　　習近平同志曾鮮明地指出：“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1]314近些年來，學者關于群眾史觀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也具有共識，但研究客體主要集中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黨的領導人，鮮有研究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人民觀。李大釗作為黨的創始人之一，他的人民觀內涵極其豐富。許全興教授曾指出：“李大釗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最重視群眾、最深刻批判英雄史觀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和啟蒙思想家。他的人民創造歷史的歷史觀和人民只能自己解放自己的解放觀，至今仍閃耀著真理的光輝。”[2]他在求學生涯及長期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實踐中形成了內容極其豐富的人民觀，這對今天我們堅定初心、牢記使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一、李大釗人民觀的三重演進理路

　　杜鴻林教授在研究李大釗人民群眾觀時曾論述到：“人民群眾觀是關于人民群眾是誰、如何看待人民群眾、怎樣處理與人民群眾關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思想認識的理論形態。”[3]李大釗的人民觀遵循著“事實—認識—實踐”的邏輯，基于事實，逐步深化對人民群眾的認識，最終應用于救國救民的實踐中。他對人民群眾的認識前后發生了三次轉變。首先，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他開始批判剝削階級，心系人民群眾;其次，受中國立憲政治西方文化的影響，他萌發英雄人物在國家救亡圖存中的重要作用;最后，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他逐步認識到資產階級剝削的本質，從而確立了馬克主義群眾觀，認識到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根本力量。

　　(一)“此少數豪暴狡獪者外，得其所者，有幾人哉?”

　　青年李大釗受傳統民本主義思想的影響，開始心系群眾，批判剝削制度，既批判封建專制制度對人民的壓迫，也反對軍閥都督制度。他在《大哀篇———(一)哀吾民之所失也》一文中首先指出：“然自滿清之季，仁人義士，痛吾民之憔悴于異族專制之下”[4]7，“則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專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數十專制都督”[4]8。當時的李大釗看到了幾人幸福而數萬萬人痛苦的現狀。因而，他寫道：“然則所謂民政者，少數豪暴狡獪者之專政，非吾民自主之專政;民權者，少數豪暴狡獪者之竊權，非吾民自得之權也;幸福者，少數豪暴狡獪者掠奪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此少數豪暴狡獪者外，得其所者，有幾人哉?吾惟哀吾民而已矣!尚奚言!”[4]9

　　李大釗雖然看到了社會的剝削，但他沒有找到徹底根除專制制度的方法，他對人民的同情和對剝削制度的憎恨仍基于道義的譴責。因而，在《原殺》一文中他寫道：“為今之計，吾人當發揮正義，維護人道，昭示天地之常則，回復人類之本性，俾人人良心上皆愛平和，則平和自現，人人良心上皆惡暴力，則暴力自隱，人人良心上皆悔罪惡，則罪惡自除。”[4]81當時的李大釗還沒有樹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他將人心看作一種可以摧毀現存制度的力量。他論述到：“人心向道義，則風俗日躋于純，人心向勢力，則風俗日趨于敝”[4]157。此外，李大釗還從風俗、暗殺、“闡明政理”等角度探討人民追求幸福的路徑，但終究不可為。盡管如此，這些樸素的同情對李大釗日后逐漸走向社會革命也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二)“一群之中，必有其中樞人物以泰斗其群，是曰群樞”

　　辛亥革命后，軍閥混戰，人民生活極其痛苦。此時的李大釗開始批判中國的立憲政治，積極地探索解決中國問題之“道”。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李大釗曾一度認可英雄史觀，他認為解決中國問題要發揮少數人的作用。他在《文豪》一文中指出：“嗟嗟!世之衰也!怨氣郁結，人懷厭世之悲觀，文人于此，當以全副血淚，傾注墨池，啟發眾生之天良，覺醒眾生之懺悔，昭示人心來復之機，方能救人救世。”[4]121隨后又指出：“一群之中，必有其中樞人物以泰斗其群，是曰群樞。風之以義者，眾與之赴義。”[4]157他在《立憲國民之修養》一文中指出：“是皆專制政治之余毒，吾人久承其習染而今猶未能湔除者。欲有以救之，惟在上流階級，以身作則，而急急以立憲國民之修養相勸勉。”[4]520本國立憲政治的失敗、都督混戰和西方文化對李大釗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促使了李大釗人民觀的轉變，但由于他還沒有樹立起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還沒有認識到人民的主體地位，對人民的范疇也缺乏完整的認識。

　　統治日益腐朽，中國出路何在?李大釗在東渡日本留學期間接觸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他開始認識到人民群眾在社會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開始樹立樸素的群眾史觀。1914年的李大釗就已經認識到群眾勢力是一種新勢力。他指出：“今有存者，惟此新勢力耳。新勢力維何?即群眾勢力。”[4]188當然，由于中國人民長期受封建制度的壓迫，人民思想腐朽，一時還難以開化，因此李大釗發出“吾人生當群眾之時代，身為群眾之分子，要不可不自覺其權威”[4]188的號召;在《警告全國父老書》一文中也指出：“吾國民今日救國之責維何?曰：首須認定中國者為吾四萬萬國民之中國，茍吾四萬萬國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強敵，亦不能亡吾中國于吾四萬萬國民未死以前”[4]219。此時的李大釗對人民的認識還處于一種不穩定的過程中，這也是由于他在樹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之前接觸了大量的外來學說因素的影響。

　　(三)“歷史的純正的主位，是這些群眾，決不是幾個偉人”

　　留日學習的李大釗，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這種理論積淀與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讓李大釗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他開始將目光轉向勞工主義，他認為勞工主義必勝。他在《庶民的勝利》一文中指出：“聯合國的勞工社會，也都要求平和，漸有和他們的異國的同胞取同一行動的趨勢。這亙古未有的大戰，就是這樣告終。這新紀元的世界改造，就是這樣開始。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失敗，勞工主義就是這樣戰勝。”[5]358他在《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中論述德國失敗與俄國的勝利時也指出：“不該為那一邊的武力把那一邊的武力打倒而慶祝，應該為民主主義把帝制打倒，社會主義把軍國主義打倒而慶祝。”[5]363他開始批判西方的政治哲學與資本家，他已經認識到最多數勞工與最少數資本家斗爭勝利的不可避免性，他認為勞工的勝利是新世界的潮流，但也指出這新命的誕生，必經一番痛苦。

　　李大釗的人民觀與其歷史觀的轉變有著根本的聯系，他摒棄了英雄史觀，從而樹立起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他曾在《史學與哲學》一文中指出：“自馬克思經濟的歷史觀把古時崇拜英雄圣賢的觀念打破了不少，他給了我們一種新的人生(歷史)觀，使我們知道社會的進步不是靠少數的圣賢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過是時代的產物。”[6]204他隨后又指出：“神權的、精神的、個人的歷史觀，多帶退落的或循環的歷史觀的傾向，而人生的、物質的、社會的歷史觀，則多帶進步的歷史觀的傾向。神權的、精神的、個人的、退落的或循環的歷史觀可稱為舊史觀，而人生的、物質的、社會的、進步的歷史觀則可稱為新史觀。”[6]321在《孔道西的歷史觀》一文中更是指明：“人類的真實歷史，不是少數人的歷史。人類種族，是由些全靠他們自己工作的果實生存的家族的群眾成立的。歷史的純正的主位，是這些群眾，決不是幾個偉人。”[6]401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李大釗徹底轉向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已然發現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根本力量。他將人民的社會地位與生產力結合起來，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指出：“生產力一有變動，這社會關系也跟著變動。可是社會關系的變動，就有賴于當時在經濟上占不利地位的階級的活動”[7]19。但當時的李大釗由于受到各種虛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還沒有完全掌握群眾史觀的科學性，因此，他曾說“有人說，歷史的唯物論者以經濟行程的進路為必然的、不能免的，給他加上了一種定命的彩色，后來馬克思派的社會黨，因為信了這個定命說，除去等著集產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議也沒有，什么活動也沒有，以致現代各國社會黨都遇見很大的危機。這固然可以說是馬氏唯物史觀的流弊”[7]19。

　　此時的李大釗已經認識到人民，尤其是無產階級既是大工業的產物，又是摧毀建立在大工業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的根本力量。因此他指出：“資本主義是這樣發長的，也是這樣滅亡的。他的腳下伏下了很多的敵兵，有加無已，就是那無產階級。這無產階級本來就是資本主義下的產物，到后來滅資本主義的也就是他。”[7]39在《要自由集合的國民大會》一文中也指出：“什么宗教咧，皇統咧，軍閥咧，政閥咧，不遇民眾的勢力則已，遇則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則已，犯則必遭其殄滅。民眾的勢力，是現代社會上一切構造的惟一的基礎。”[7]262

　　二、李大釗人民觀的四維內涵意蘊

　　在國運凋零、內憂外患、民生苦楚的時代，李大釗盡管受諸多思潮的影響，他對人民的認識也時有偏差，卻始終沒有偏離人民主體地位的中心軸。他的人民觀內涵極其豐富，主要包含四點內容：一是對剝削制度的批判，揭示了剝削制度對人民幸福遮蔽的本來面目;二是加強對長期處于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的教育;三是將分散的個人組織起來，加強團結力和戰斗力;四是對青年積極社會變革中提出了殷切期盼。

　　(一)“社會制度的缺陷，不知道逼死了多少高尚志趣的青年啊!”

　　李大釗認為政治是人民“智德”和幸福的保障。他指出：“斯凡一政治所具之長，即在增進人民之智德。”[4]272隨著時局的變化和自身認識的進步，他逐漸發現立憲政治等主張并不能使人民幸福，而是各為其利益所謀。因此，他曾哀嘆道：“唉!社會制度的缺陷，不知道逼死了多少高尚志趣的青年啊!”[7]120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他逐漸揭示了各種虛假民主政治制度對人民幸福的遮蔽，并最終發現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智德與幸福。

　　李大釗對國內剝削、壓迫政治的憎恨是一貫的。1919年4月他在《宰豬場式的政治》一文中就曾明確指出：“我說我們的政治，是宰豬場式的政治，把我們人民當作豬宰，拿我們的血肉骨頭，喂飽了那些文武豺狼。”[5]450俄國十月革命后，李大釗一方面繼續抨擊當時“惡的政治制度”，一方面也開始闡述他對民主主義的認識，他認為現代民主主義精神是對人性發展的有效保障。他指出：“現代民主主義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個共同生活組織中的人，無論他是什么種族、什么屬性、什么階級、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教育上得一個均等的機會，去發展他們的個性，享有他們的權利。”[5]410此時的李大釗已經摒棄了抽象的政治學說，轉而研究政治與人的關系、制度對人各種具體發展的保障。

　　大機器工業下，人民對資本家、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已經是實質上的依賴。李大釗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后，立即將這一學說應用于中國革命，他發現“工銀制下的工人，純是一種機械”[7]26，對資本家貪婪的揭示與對工人的同情促使李大釗開始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他認為批判資本家的貪婪都是源于資本主義制度，而對工人的壓迫也是資本主義制度，只有摧毀這種剝削制度，才能真正實現人民的幸福。

　　李大釗在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中逐漸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真正保障人民個性的發展。早期的李大釗也沒有使用“社會主義”一詞，而是更多地使用“平民政治”“德謨克拉西的制度”等詞語。直到1922年他在評論工人政治實現的根本保障時才具體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實行社會主義的精神，使之普及于一般，直到中產階級的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制完全廢止，失去了復活的可能的時候，隨著無產者專政狀態的經過，隨著階級制度的消滅，Ergatocracy的內容將發生一大變化。他的統治的意義，將漸就消泯，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統治。此時的工人政治就是為工人，屬于工人，由于工人的事務管理。”[6]105當時社會上由于各種反馬克思主義、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等理論的宣傳和影響，很多學者對社會主義提出懷疑，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成立之后，社會就要發生怠工現象，從而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為此李大釗曾指出：“他不知道在社會主義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像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勞苦，同那牛馬一樣，得不到一點人生的樂趣。”[6]458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社會主義首先是一個經濟的概念，它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這需要所有人的辛勤勞動才能實現，而并非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就能實現社會主義。

　　(二)“人類的生活，衣食而外，尚須知識”

　　中國曾長期處于封建社會，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而思想精神也極其貧瘠。當時處于底層的中國人民看不到出路，更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李大釗在長期革命實踐中看到了人民對國家的重要作用，社會變革非依賴人的“意志”與“實力”不可。他在文中曾論述道：“光明緝熙之運，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賴吾民之實力辟之。吾民惟一之大任，乃在邁往直前，以應方來之世變，成敗利鈍，非所逆計。吾信吾國命未必即此終斬，種性未必由此長淪也。”[4]244這里他將人民的個人命運與國家的前途命運聯系起來。

　　如何培育人民的“意志”，李大釗認為教育至關重要。早在1913年，他在《論民權之旁落》一文就曾指出：“所望仁人君子，奮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爭奪政權之魄力，以從事于國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觀”，“若夫國民教育，乃培根固本之圖，所關至鉅，余當更端論之”[4]76。“實力”是人民自身的力，是與生俱來的力;而“意志”可以通過教育后天培育。李大釗認為人首先要解決衣食住行，而后才能有“靈”的需求，在物質滿足的基礎上，尚需知識的陶冶。這恰恰為當時中國人民所欠缺，他們終日勞作，生活卻極其困苦。因而李大釗曾指出：“不但這個，人類的生活，衣食而外，尚須知識;物的欲望而外，尚有靈的要求。一個人汗血滴滴地終日勞作，靡有工夫去浚發他的知識，陶養他的靈性，他就同機械一樣、牛馬一般，久而久之，必把他的人性完全消失，同物品沒有甚么區別。”[5]407可見教育人民群眾的重要性與緊迫性。此外，李大釗認為教育的內容也應該寬泛和更具操作性，他認為這才是democracy的精神，這種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選舉，在經濟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學上也要求一個人人均等的機會，去應一般人知識的要求”[5]408。

　　今天，我們正在為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習近平同志也多次指出我們所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是社會主義。改革開始四十多年來，我們物質生活極大發展，人民精神境界也穩步提升。在新時代，加強人民的“意志”教育，錘煉黨性，“首要的就是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1]4。在實踐中，有部分黨員和群眾由于自身認識的不足，理想信念不堅定，認為實現共產主義遙遙無期，從而產生了悲觀主義情緒，有的甚至不作為、亂作為。因此，他也多次教育黨員和群眾“如果大家都覺得這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沒有必要為之奮斗和犧牲，那共產主義就真的永遠實現不了了”[1]143。

　　(三)“組織民眾，以為達到大革命之工具”

　　民眾的實力是社會變革的根本力，如何將這變革“力”發揮極致，李大釗認為只有將四億同胞組織起來。他在《民彝與政治》一文中就認為：“茍吾四億同胞之心力，稍有活潑之機，創造改造之業，姑且莫論，但能順應此環境而利用之，已足以雄視五洲威震歐亞矣。”[4]286也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們深深知道，每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們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8]5

　　首先，李大釗認為人要有犧牲和協力互助的精神。他在論述達爾文進化論解釋人和動物的幾種本能時曾指出：“第一就是(為)社會全體而舍棄自己的犧牲心。若是群居的動物沒有這種本能，各自顧各自的生活，不肯把社會全體放在自己以上，他的社會必受環周的自然力與外敵的壓迫而歸于滅亡。”[7]131在新時代，這就要求我們要注意協調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系，要弘揚先公后私的奉獻精神。

　　其次，李大釗認為全世界無產階級要聯合起來。機器大工業的發展，不僅生產出強大的資產階級，也生產出數量龐大的無產階級，他認為隨著這種生產制度的變化，無產階級非團結起來不可。他在《新紀元》一文中寫道：“從今以后，生產制度起一種絕大的變動，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5]377;只有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才有戰勝資本階級的希望。他認為：“現在那些資本家對于勞動者有些畏懼心，完全是為了勞動者還有一些團結力罷了。勞動者合了幾千個或是幾萬個去和一個資本家爭，那也可得到好的結果”[6]471。隨著資本在全世界的集中，李大釗逐漸認識到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必要性，因而他指出：“工人們———就是無產階級———為對付中產階級的聯合，必須組織一個工人的國際聯合”[6]212，而聯合的目的就是要“組織民眾，以為達到大革命之工具”[6]219。

　　最后，李大釗提出多方面的團結。他認為團結不是抽象的團結，而是要實現不同層次人的團結，主要有四點內容：一是青年人有朝氣，老年人有經驗，要實現“老人與青年”的協力團結;二是實現“農村與青年”的結合，讓青年去改進農村生活;三是實現“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的團結，把知識文明輸入到社會;四是實現“知識階級和民眾”的團結，民眾做知識階級的后盾，而知識階級做民眾的先驅，且知識階級本身也是民眾的一部分。

　　(四)“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覺醒”

　　李大釗在其諸多講話和文章中，對青年都表達了殷切期盼，特別期待青年的“覺醒”，他認為青年應該在社會變革中揮發中堅作用。1916年，他在《青春》一文中已然指出：“青年銳進之子，塵塵剎剎，立于旋轉簸揚循環無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轉之精神，屹然獨立之氣魄，沖蕩其潮流，抵拒其勢力。”[4]309他主張將青年的個人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結合起來。他說：“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覺醒，青春中華之克創造與否，當于青年之覺醒與否卜之”[4]329。青年代表著現在和未來，李大釗認為過去的中華是老輩的中華，而未來的中華是青年人的中華，社會的根本變革不得不依賴青年的覺醒。

　　青年也是人民中的一份子，李大釗青年“覺醒”的觀念對新時代我國青年大學生教育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他曾在《學生問題》一文中對學生提出要求：“寧為受人敬畏之學生，不為仰人憐惜之學生;寧為獨往獨來之學生，不為寄人籬下之學生;寧為自強之學生，不為被動之學生;寧為位置人之學生，不為被位置之學生。”[5]127當時很多學生對中國的前途具有悲觀主義情緒，部分學生不積極參加社會革新運動，他寫道：“因此我很盼望我們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會、文學、思想種種方面開辟一條新徑路，創造一種新生活”[5]291。大學生是一種“新勢力”，今天我們正處于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這需要更多的大學生提高覺悟參與其中;我們也正處于大有可為的時代，當代大學生要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牢固樹立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更多的知識文化。

　　三、結語

　　李大釗的人民觀是中國共產黨群眾路線的最早淵源，他對人民認識的變化也極具代表性。實際上他的人民觀不僅僅局限于國內，而是樹立起大人民觀，他曾說“然則吾儕今日，不愿為某一特定之國民希望勝利，而為世界各國之平民希望勝利，不愿為某一特定之國民祝禱自由，而為世界各國之平民祝禱自由”[5]212。今天我們正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在世界上也積極倡導“一帶一路”，共同發展，這都是在踐行李大釗的人民觀。國家的強盛就是人民的幸福;全世界和平，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幸福的實現都是源于人民的奮斗，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8]4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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