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決策中的會計信息認知偏差

　　【摘要】會計信息的認知偏差是進行經濟決策時經常遇到的一個問題。會計信息誤用往往會妨礙人們基于會計信息做出最優經濟決策，甚至導致資源錯配。本文闡述了會計信息認知偏差的若干實例，對會計信息認知偏差的原因進行了具體分析，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并就會計信息認知偏差問題做出幾點提示。

　　本文源自管理會計研究 發表時間：2021-03-26《管理會計研究》雜志，刊號：CN44-1740/F。由北京元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廣東經濟出版社推出。 《管理會計研究》聚焦財務轉型、數字化轉型浪潮中我國會計領域的理論演進和企事業單位的管理實踐和新技術應用。

　　一、引言

　　人類社會發明會計信息，一個重要原因是通過增進人際信任，從而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社會分工。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不再贅述。然而，不可忽視的另一個原因是人類認知能力有限，從而需要通過會計記錄和核算的方式來幫助人們做出更明智的經濟決策。對于后者，學術研究相對較為稀少，但在實踐中無人不意識到會計信息在國家、組織和個體決策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中試圖討論的卻是，雖然會計信息在經濟決策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由于種種原因，人們也不同程度存在著一定的會計信息誤用問題。這種會計信息誤用妨礙了人們基于會計信息做出最優的經濟決策，甚至誤導了資源配置結果。

　　二、會計信息認知偏差：若干實例

　　人們對于會計信息的認知偏差有著多種表現。此文無意窮舉所有可能的會計信息認知偏差問題。這里僅舉若干例子加以說明。

　　(一)鎖定于若干簡化的會計信息

　　會計信息在股票投資決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投資者似乎鎖定在若干簡化的會計信息指標，而忽視了其他會計信息所傳遞的豐富內涵。例如，投資者主要關注凈利潤等指標，但對于凈利潤的構成關注不夠，即投資者主要關注凈利潤的金額，但對其質量的關注不足。這導致投資者不能全面理解被投資公司的價值，做出了錯誤的投資決策。例如，Sloan(1996)發現凈利潤可以劃分為經營活動現金流部分和應計利潤部分，應計利潤的持續性不如現金流的持續性高。但由于投資者不能正確理解應計利潤和現金流在可持續性方面的差異，導致投資者高估了應計利潤占比較高的公司的價值，而低估了現金流占比較高的公司的價值，做出了錯誤的投資決策。Richardson等(2005)進一步對資產負債表中的應計項目根據可靠性進行分類，發現可靠性較低的應計項目盈余持續性更低，但是投資者并沒有充分識別其中的差異，導致重大的證券錯誤定價。國內學者趙宇龍和王志臺(1999)認為利潤中的主營業務利潤更能反映企業的實際業績，而利潤的其他組成部分更容易被操縱。為此，他們將主營業務利潤定義為企業的“永久盈余”。然而，他們發現在預期盈利相同的情況下，市場對主營業務利潤占比較高的股票并沒有給予更高估值，說明投資者并不能從會計盈余中識別出“永久盈余”成分。

　　(二)鎖定于位于顯要位置的會計信息

　　投資者不僅關注過于狹隘的若干指標，而且主要關注放在顯要位置的會計信息，而忽視了處于不太突出位置的信息，使得會計報表列報方式也影響了投資者的判斷。例如，Hand(1990)研究了市場對債股互換收益的反應，發現只有當該項收益被納入凈利潤時，投資者才會對這類收益信息做出反應。Bartov和Mohanram(2014)發現，當提前清償債務的損益在利潤表線下項目中披露時，投資者對這些損益并不會做出反應，只有在SFAS第145號要求將此類損益移到利潤表線上項目之后，市場才對這些損益做出了反應。類似地，中國在2007年采用了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為基礎的新會計準則，要求投資收益在利潤表中從營業收入線下項目移至線上項目，Luo等(2018)發現，在此之后，企業會利用投資收益項目進行盈余管理，同時投資者對這些投資收益信息做出了過度反應，沒能有效識別企業對投資收益信息的操縱行為。同樣，SFAS第130號要求公司在主要財務報表中報告綜合收益，Maines 和McDaniel(2000)和Lee (2006)發現企業更可能選擇在不被投資者關注的所有者權益表中披露綜合收益，而非在單獨的綜合收益表中披露綜合收益，借以誤導投資者的決策。

　　(三)混淆了會計真實與經濟真實

　　理論上說，會計信息應該如實反映經濟真實，但由于會計處理成本、經濟真實的難以核實性等原因，會計系統往往選擇簡便的方法來記錄經濟活動。這導致了會計真實與經濟真實的不一致性。例如，固定資產折舊，理論上說要根據每個時間段內固定資產的實際損耗情況來確定，但由于確定固定資產的實際損耗情況費時費力，且容易存在測量誤差和成為企業操縱會計利潤的工具，為此企業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按照既定的折舊計提政策(例如直線折舊法)來確定每個時間段內的折舊，而不管該項資產的真實損耗情況。這就導致了期末的資產實際折舊和會計折舊并不完全一致。然而，管理者在利用會計信息進行決策的時候，往往錯誤地將會計真實等同于經濟真實，從而做出了錯誤的決策。資產經濟價值的減少是由實物使用引發的，而會計賬面價值的減少是由時間的流逝引發的。如果管理者未能充分理解這一根本區別，管理者可能會將會計賬面價值的降低與資產的實際損耗水平聯系起來，賦予資產的會計賬面價值不正確的含義，由此導致管理者的決策錯誤。

　　例如，與使用加速折舊法相比，使用直線折舊法會使得資產的賬面價值在每個時間點的期末價值均更高，但這并不意味著使用直線折舊法提高了資產的期末價值，因為資產的期末價值只與其實際損耗情況有關，而與會計如何做賬關系不大。然而，學術研究卻發現，會計處理方法不同會誤導管理者做出錯誤決策。例如，與使用加速折舊法相比，使用直線折舊法會使得資產的期末賬面價值更高，進而導致管理者在出售舊資產時高估這些資產的實際價值，從而要價更高(Jackson等，2010)或推遲資產處置(Jackson等，2008)。Jackson等(2009)發現與使用直線折舊法的企業相比，使用加速折舊法的企業資本投資更多，這是因為采用加速折舊法會使得其資產的期末賬面價值更低，從而企業更傾向于盡早替換這些(會計賬面上看起來)低凈值的資產。 Rennekamp等(2015)研究發現當允許資產減值轉回時，會使得管理者低估投資的未來損失，從而更可能加大投資規模。Seybert (2010)研究發現，相比于研發支出費用化，當研發支出資本化時，研發項目負責人更有可能過度投資于研發活動。

　　(四)慣性理解會計信息的經濟含義

　　會計信息產生于會計核算程序。因此，當會計核算程序或會計政策發生變化的時候，會計信息的經濟含義也將發生相應變化。然而，決策者由于慣性思維影響，當會計核算方法發生改變時，并不能及時更新對于這些會計信息的經濟含義理解，依然沿用慣性思維來理解這些會計數據，從而導致決策偏誤。例如，Jensen(1966)發現當存貨計價方法和折舊方法發生變化的時候，投資者并不能隨著存貨計價方法和折舊方法的變化而及時調整對于企業存貨和折舊信息的理解，機械地做出了反應。例如當存貨賬面價值變化僅僅是源于存貨計價方法變化時，投資者卻誤以為企業存貨的實際價值發生了變化，從而錯誤估計了企業價值。Dopuch 和Ronen(1973)考察先入先出和后入先出的存貨計價方法的變化如何影響決策，以及 Arunachalam和Beck(2002)考察直線折舊和加速折舊之間的折舊方法變化時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

　　三、會計信息認知偏差的原因

　　(一)注意力有限性

　　從會計信息使用者的角度來看，注意力是有限的(Kahneman，1973)。由于會計信息使用者的有限注意力，導致他們在決策過程中會鎖定于若干特定指標或表面信息，而不能充分解讀財務報表所反映的深層信息，從而做出有偏誤的決策。Hirshleifer和Teoh (2003)指出，注意力既需要對環境刺激進行編碼(如公司信息披露)，也需要在意識思維中對想法進行處理(如對公司信息披露或公司未能披露的信息進行分析)，有意識的思維往往需要專注于特定的想法或記憶，而排除其他想法或記憶。如果一個人專注于理解某項財務信息的含義，他可能無法同時仔細研究另一項財務信息。因此，當會計信息使用者為了決策目的而專注于處理某類信息時，可能會忽視了其他有用信息，從而產生認知偏差。

　　此外，會計準則和會計政策的改變會引起會計信息內涵和形式的變化，例如企業會計計量屬性、披露形式、會計方法的改變等，但投資者可能未能充分理解會計準則和會計政策的最新變化，思維仍固守于傳統分析和思考模式，從而導致決策偏差。

　　(二)心理會計記賬偏誤

　　Thaler(1985;1999)提出，人們在心理中也會對經濟結果進行編碼、分類和評價，即“心理會計”。編碼反映了個人如何評估某項決策行為的資金流入或支出情況;分類涉及將資金流入和支出分配到特定的心理賬戶;評估是指對心理賬戶進行評估的一套標準。人們使用心理賬戶來管理和跟蹤經濟支出和資源，用以度量各項經濟活動的成本與收益。

　　成本與收益的時間順序會影響個人的 “心理會計”核算程序，在這一核算程序中，人們的決策可能會系統性地偏離理性和價值最大化的結果。當投入成本發生在收益之前，例如在購買長期耐用品時，消費者會為該耐用品建立一個心理賬戶。隨著該耐用品的消耗，將耐用品成本逐期分配到該耐用品的心理賬戶中，并將消費該長期耐用品獲得的心理收益也存入該耐用品的心理賬戶，并與心理賬戶中的耐用品成本進行比較和評估。這一認知過程稱為“心理折舊”(Heath和Fennema，1996;Thaler， 1999)。“心理賬面價值”是該耐用品尚未被分配到心理賬戶的剩余成本部分，這部分成本并沒有與耐用品消費相關的心理利益與之匹配。消費者在出售該耐用品時，通常會將出售價格設定大于或至少等于“心理賬面價值”，或在處置前多使用、消耗該耐用品以積累充分的心理收益，以免由于心理會計中該耐用品的成本與收益不匹配帶來的認知痛苦。然而，心理賬戶價值未必等同于該耐用品的真實剩余價值，從而導致消費者決策偏差。

　　個體的心理記賬行為總體上屬于個體的主觀心理活動，未必符合經濟理性。例如，假設某部電影對甲的效用為150元，電影票價為100元。假設如下兩種情況：情況一，甲花了100元購買了該電影票，但在去電影院路上丟失了這張電影票;情況二，甲花了100元購買了該電影票，但在去電影院路上丟了100元錢。按照經濟學的沉沒成本理論，無論何種情況，甲都應該繼續去看電影(情況一里甲需再花100元購買一張電影票)，因為丟失錢財(無論是電影票還是鈔票)都屬于沉沒成本，都不該影響其未來決策，而對甲來說繼續去看電影，新增效用是 150元，而新增成本為100元(情況一)或0 (情況二)，效益大于成本，因此無論哪種情況，繼續去看電影是更優選擇。然而，在現實中我們往往會發現在情況二下甲會繼續去看電影，但在情況一中，甲會選擇放棄看電影。原因就在于：情況一里，甲認為總共花了200元看這部電影(甲將繼續購買電影票的100元計入電影票成本的心理賬戶)，超過了電影的效用150元，從而放棄看電影;而在情況二中，甲認為總共才花了100元看這部電影(甲并不會將丟失的100元計入電影票成本的心理賬戶)，從而選擇繼續去看電影。這就是由于心理賬戶記賬模式不符合經濟理性，從而導致了錯誤決策。

　　(三)認知失調與損失規避

　　認知失調是指個體在同時持有多種認知或信念，當這些認知或信念存在沖突時，個體會感到不適，從而通過改變行為或通過合理化行為來緩解這種認知失調(Festinger， 1957)。例如，在企業內部，當會計信息與管理者的自我認知沖突時，管理者面臨認知失調。管理者為了規避這種認知失調，容易做出有偏差的決策。例如，資產的大額減值可能會與管理者的管理自信相沖突，Rennekamp等(2015)通過實驗研究發現，是否允許管理者轉回資產減值，以及是否允許管理者否認對資產減值負責，均會影響管理者對減值部門的投資。

　　此外，前景理論指出，個人都是損失規避的(Kahneman和Tversky，1979)，當一項決策雖然并不影響公司實際的現金流，但會導致會計賬面上出現損失時，管理層為了避免會計賬面損失，也會選擇不那么經濟理性的替代性決策。

　　(四)會計素養和過于復雜的會計報表

　　由于決策者對于會計知識了解不多，導致對于會計信息過度輕信;或者，由于目前的會計準則和會計報表越來越復雜，充斥了種種專業術語，導致決策者無法有效理解會計信息，這些也加劇了會計信息的認知偏差和誤用問題。

　　本文邏輯框架如圖1所示。

　　四、會計信息認知偏差：有關文獻證據

　　現有文獻已經對會計信息認知偏差問題進行了不少研究。我們基于會計信息認知偏差產生的原因，將會計信息認知偏差分為四類，如表1所示。前三類會計信息認知偏差主要是由于會計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認知的 “功能鎖定”現象引起的，第四類會計信息認知偏差主要是由于管理者的“心理會計” 核算程序不當引起的。

　　五、討論與分析企業內外部主要的會計信息使用者如果不能正確解讀和利用會計信息，會導致嚴重的決策偏差，并導致經濟資源和資本資源的錯誤配置。會計信息認知偏差的存在提示：(1)會計信息使用者應當關注那些并不是很突出，但卻對企業經濟狀況有實質影響的信息，比如線下項目、細節項目和腳注信息。FASB(2008年，第22段)指出，“對于做出投資、信貸和類似決定的人來說，財務報表中的單個項目、小計或其他部分可能往往比總體更有用”。(2)會計信息使用者應當關注由于會計政策和披露形式變化所引起的會計數據內涵的改變，不應機械理解會計數據的含義。(3)會計信息使用者在決策時應當關注會計真實與經濟真實之間的差異，避免過度依靠會計數據進行決策，并嚴格審查會計信息是否有效反映了經濟真實。(4)會計信息提供者應當以更加突出的方式和手段展示企業的重要信息，以幫助會計信息使用者更好理解會計信息，緩解認知偏差，做出更加明智的經濟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