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家利益與政府行為的關系

在國家利益及政府行為的關系問題上，長期以來存在著兩種極端的觀點。一種是簡單的階級利益觀，另一種是抽象的國家利益觀。一些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者片面地理解馬克思關于國家實質上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的觀點，把國家利益與統治階級的利益加以簡單的等同，從根本上否認在統治階級的利益之外存在著其他的國家利益。他們堅持認為，自從國家產生后，從來就不曾有過國家利益，而只有階級的利益。這種觀點的錯誤就是把實質和形式完全加以等同，認為既然國家利益實質上是統治階級的利益，那么這兩者之間就不應有絲毫的區別，因而否認國家利益中除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之外確實還包含著部分社會公共利益。換言之，它否認國家利益的相對獨立性和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對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這種機械的理解，不但違背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而且也無法解釋現代國家兩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其一是國家活動的雙重性，或者說國家的階級職能和社會公共職能;其二是國家在國際交往中的“國家利益至上”原則。如果把國家利益完全等同于階級利益，那么國家就只能擁有特殊的階級統治職能，而不可能擁有社會公共職能。然而，任何國家的活動或政府行為都具有雙重性。國家本身就是在一定規模的公共職能基礎上產生的，隨著國家的發展，它的公共職能也在不斷增大。在現當代，每個人從出生到死亡差不多都離不開國家的公共社會管理。國家在基本建設、科研規劃、公共衛生、國民教育、交通運輸、社會福利、治安警察、環境保護等社會公共生活中起著主導性的作用。毫無疑問，這些公共職能的實現，既有促進統治階級利益的一面，也有促進人民群眾利益的一面，否認國家利益中包含有一定程度的公共利益，從而否認其公共社會職能的存在，是與國家的現實發展趨勢相背離的。

在國家與國家的交往中，追求國家利益，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是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行為準則。在這里．國家利益所包含著的內容極為廣泛，大至國家領土的完整、主權的獨立，小至公民的貿易和旅游。毋庸諱言，外交家們所追逐的國家利益主要是該國統治階級的利益，但是，對外關系中的“國家利益至上”原則卻也大量地包含著全體國民共享的社會公共利益。與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者正好相反，西方的一些理想主義者則把國家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加以完全等同，從而認為政府行為與社會公共利益是一脈相承的。他們沒有看到或者不承認國家利益的階級性，從而否認政府行為體現統治階級的利益和意志。在國家利益與政府行為關系上的理想主義觀點，特別盛行于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階段。西方理想主義者的這種天真觀點不斷地被各國政府的無情事實所摧毀，政府官員或權勢集團在國家利益的名義下營私舞弊，追逐私利的實例在許多國家都是觸目驚心、俯拾皆是，鐵的事實使得當代的多數西方學者也清楚地認識到，組成政府的官員也帶著各自的自我利益，并且不失時機地追逐自己的利益。社會的各個利益階層也總是想方設法地使用各種手段，包括經濟賄賂和政治壓力，促使政府的政策朝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傾斜。因而許多西方學者對傳統的理想主義國家利益觀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他們說，政府過程實際上是一種利益交換過程。“在每一種過程中，個人投身于社會相互作用以圖推進他們自己的目標(不管目標是什么)。在參與社會活動的個人的目標或目的之外不存在別的目標或目的。……根本沒有‘社會目的’、‘國家目標’或‘社會福利機能’諸如此類的東西”［1］。由于國家利益的邏輯優越性使它成了團體和個人行為合法性的最終源泉之一，因此，除了政府行為受它驅使之外，許多非政府的行為也受國家利益的驅使。任何行為一旦與國家利益掛鉤，那么行為的合法性也就得到認可。

二、日本的政黨政治對國家利益的影響

(一)日本政黨政治對國家的統治職能和社會公共職能的影響

日本以“1955年體制”的形成為標志，在這一時期基本完成了政黨體制的轉型，其后的政黨政治的發展是繼續這一轉型過程。日本在原有的政治架構內也發生了一些不容忽視的重要變化，最大的變化是自民黨在1993年一度下臺，由反對黨聯合上臺執政。盡管1996年自民黨又奪回了執政地位，但是它幾乎已經不能單獨執政了，總要吸收其他政黨入閣。并且，這一變化的重大意義還在于，按照政治發展的理論，民主制度的鞏固需要有政黨執政地位的兩次和平的更替，因而或許在1993年日本才算真正完成了“民主的鞏固”，也可以說是多黨體制的最終形成。政黨的統治職能基本完成。盡管日本的政黨體制和政黨政治用歐美的標準來看仍然不是盡善盡美，其民主化的程度還不能與歐美國家相比，但在東亞它仍然是最穩定和最完善的多黨體制。日本政黨體制的發展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但是并沒有按照一些日本政治家的愿望出現穩定的兩黨制。從社會結構來看，社會的分化使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的利益訴求和表達還很多元化或分裂，難以用兩大政黨的簡單模式代表或概括它們的利益和要求。從政黨政治的現實來看，眾多的政黨還沒有分化組合成兩大政黨體系，或者形成穩定的多黨體制。也正因為多黨林立，派系斗爭加劇，無法形成穩定的利益共同體，所以造成政府更迭頻繁，服務于公共利益或有利于維護國家利益的法令，無法得到連續的貫徹和執行。

以中日的雙邊貿易為例，中日建交之時的1972年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前夕的1978年，中日貿易額分別為11億美元和66億美元。20多年后的2000年，兩國貿易量也只有700多億美元。進入新世紀后，中日貿易強勁發展，貿易量急劇擴張。2006年，達到2073．6億美元，為2000年的2．4倍。1972年到2000年的28年間，中日貿易量每年以十億或數十億美元的增幅遞升;2001年到2006年，兩國貿易量每年以百億或數百億美元的增幅遞升，這樣高的雙邊貿易增長幅度在國際上是罕見的。到2006年底，中國一直僅次于美國，是日本第二大貿易伙伴國，日中貿易占到日本外貿總額的17．2%，僅比日美貿易額少0．2個百分點。據日本政府最新公布的數字，在2006年財政年度，日中貿易額達到25．43萬億日元(約合1．66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6．5%，日美貿易額為25．16萬億日元，同比增長10．3%。這就是說，到2007年3月底，日中貿易額超過日美貿易額，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中日經貿關系近年來得以蓬勃發展，除了兩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有著得天獨厚的便利地理條件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中日兩國是亞洲最大的經濟體和最大的消費市場，且近年來兩國分別實現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復蘇。這為雙方大量吸收對方商品和擴大投資提供了前提條件。二是兩國經濟互補性強。盡管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遠高于日本，但仍是一個國民收入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日本仍是一個經濟和科技高度發達的國家，兩國所處的發展階段與發展水平仍然迥異。日本具有的資金、技術、管理、品牌、商品質量和國際市場網絡等優勢為中國所短缺，而中國所特有的龐大消費市場和大量廉價優質的勞動力及豐富的自然資源又為日本之所需。這為雙方優勢互補、互通有無提供了必要的便利條件，雙方均努力擴大向對方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