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巴杰 單位：武漢體育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部

抗戰八年,中國人民不僅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在人才培養方面也收獲頗豐,并沒有因戰爭而出現大規模人才斷層的現象,戰時國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對此功不可沒。長期以來,學術界的相關研究多著眼于戰時高等教育方面,對戰時國民政府推行的中等教育,還缺乏認真的研究。本文擬對此作初步的探索,以求得一些認識。

一戰時體制下的中等教育政策

中等教育基于三段制教育體制,指位于初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間的中等程度的教育,主要包括普通中學、師范學校和實業學校(職業學校)。鼎定南京后,國民黨政府公布了《中學法》、《師范學校法》和《職業學校法》三大法規,明確確立三類中等教育學校分別設立的格局。抗戰爆發后,教育事業損失慘重,“寇騎所至,廬舍為墟。而學校及學術文化機關,尤為敵人所妒視,摧殘破壞,唯恐不力……圖書儀器等設備大都隨校舍毀于炮火,損失之重,實難數計。”出于“抗戰”、“建國”的雙重考慮,國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發展戰時中等教育事業。第一,重視師范教育。作為基礎教育之母的師范教育,一直是戰時國民政府發展中等教育的立足點。1938年4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明確規定:“對師資訓練應特別重視,而謀實施”;7月,教育部頒布《師范學校規程》,明確規定師范學校應由國家單獨設立;1942年8月,教育部頒布《修正師范學院規程》,對師范學院的設立、培養目標、組織,以及課程、訓導、考試成績、學生待遇、畢業服務等,做出全面詳盡的規定,確立了師范學院的獨立地位。同時,增設體育師范科、音樂師范科、美術師范科、社會教育師范科、勞作師范科、童子軍師范科,又根據各地實際需要和辦學條件,將中等師范學校分為七類設置:師范學校、鄉村師范學校、特別師范科、簡易師范學校、簡易鄉村師范學校、簡易師范科、各專業師范科等。此外,國民政府還建立教師資格審查制度,注意提高教師質量。

1944年7月,教育部頒布《中學與師范學校教員檢定辦法》,規定中學與師范學校教師的檢定工作由省市教育行政部門進行。檢定分無試驗檢定和試驗檢定,前者只審查學歷、教齡等各種證明文件;后者除審查各種證明文件外,還需加試基礎學科(教育概論、教學法、孫中山及蔣介石言論)和專業學科科目。檢定合格證書有效期為6年,期滿重新檢定。教師資格審查制的實行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各級學校教師在大量增加的同時教學水平不至下降。第二,順應現實,穩定戰時中學教育。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頒布《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辦法綱領》,要求“全國各級學校,戰爭爆發時,一定要保持鎮靜,保持正常的教學”;并在“比較安全區域內的學校,在盡可能范圍內,設法擴充容量,收容戰區學生”;各中學教職員及學生成立戰時服務團時“須嚴格按照部定辦法,不得以任何名義妨害學校秩序”。對于現行學制,《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規定“應大體維持現狀”。至于學校生死攸關的辦學經費問題,“一方面應有整個的籌集與整理方法,并設法逐年增加;另一方面一定要使用得當”,“中央及各省市教育經費在戰時應照常發給。倘若極萬不得已有緊縮的必要時,在中央應由財、教兩部協商報行政院批準后辦理,在地方應由財政和教育廳(局)共商報省市政府批準后辦理”。

鑒于抗戰爆發后,師生大量流亡到大后方,教育部打破過去中央政府只管大專學校而不管中小學的慣例,設立“國立中學”,以收容流亡到大后方的中等學校師生,當然也收容了部分的小學師生。從1937年冬起,教育部設立國立河南臨時中學,以收容冀、察、綏、平、津等省市中學流亡師生;設立國立貴州臨時中學、國立四川臨時中學,收容蘇、浙、皖、京、滬等省市中學流亡師生。隨著戰事的擴大,流亡到后方的師生越來越多,設置幾所臨時性的國立中學已經無法解決問題。1938年2月教育部頒布《國立中學暫行規程》,1939年3月《修正國立中學暫行規程》出臺,從此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設立國立中學。截至1944年,共創設國立中學34所,主要分布在河南、山西、陜西、甘肅、四川、貴州、廣西、青海、寧夏、綏遠、安徽、湖北等省區。國立中學的設立使流亡到后方的中學教師找到可以謀生的職業,也使學生們得以繼續學業,從而在培養中級人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顯然也為維護高等學校的正常運轉貢獻了一份力量。第三,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抗戰軍興,“各種技術人員,倍感缺乏。……各方需要人員迫切更甚”。為此,國民政府多次督促大后方各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1938年5月28日,國民政府訓令川、滇、黔三省教育廳召集各該省農業職業學校教員,開展暑期講習會,提高農業教員的專業知識。此后,教育部又頒布了《教育部制定之創設縣市初級實用職業學校實施辦法》等一系列訓令、法規,令各地加快發展職業教育,以解決戰爭及后方生產急需各類人才與人才嚴重缺乏的矛盾。在國民政府一系列方針政策的推動下,戰時國統區的中等教育,與戰前相比,不論是質還是量都有了長足的發展。

二戰時中等教育的特點

首先是對戰爭環境的適應,國民政府推行的戰時中等教育政策,正是對日軍侵華帶來的教育危機所作出的反應。以戰時國立中學為例,抗戰前,中學有私立、縣立、省立之分。抗戰爆發后,戰區或淪陷區的中學無法再辦下去,師生大量流亡到大后方,讓原來的出資者繼續接手承辦這些學校顯然已不可能。故此,國民政府教育部打破過去中央政府只管大專學校而不管中小學的成例,設立“國立中學”以收容流亡到大后方的中等學校師生。這本身即是應付危機的一種變通方法。

其次,戰時國統區的中等教育,始終是在國民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的。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頒布一系列法規、法令,以促進中等教育的發展。作為教育的直屬上級機關———教育部,更是以一系列的變動、調整,以適應抗戰大環境下教育發展的需要。教育部設置成立了戰時教育問題研究委員會、訓育研究委員會、史地教育委員會、音樂教育委員會、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的設立保證了戰時中等教育在國民政府規劃的軌道內行進。

第三,順應輿情,調整教育政策。抗戰爆發后,關于戰時教育方針的討論,成為當時輿論的中心話題,其主要觀點有以下幾個:1.教育不能依照平時模式,參加抗戰就是教育,主張“全國熱血青年直接從軍;所教授的功課務必以抗戰需要為主旨;中學和大學的文化課停止,并將學校固有界限打開,分別舉辦各種抗戰所需要的訓練班”,實際上是取消正規教育。2.開展“游擊式”的教育,縮短修業年限并取消寒暑假。除基本課程必須講授外,在現行課程中用1/3或1/2學習與抗戰有關的課程;3.學校只培養兩種人才,即造就戰時所急需人才和培養將來興辦實業,搞應用科學的人才;4.堅持原有的正規教育,并利用抗戰的特殊時期,澄清整頓各校,以提高教學質量;5.加強學生的思想道德教育;6.要求以“最后一課”的精神,維持教育事業。國民政府教育政策的改革,一定程度上采納了輿論界提出的相關要求,只不過在實際操作中有強化與減弱而已。如順應教育界輿論要求,加強教育行政統一管理;糾正了過去教育偏重智育,忽視道德培養的弊病,建立了訓教合一的導師制;根據輿論提出的增強民族國家意識,加強教育與政治的聯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