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蜀蓉 王梅 單位：四川大學博物館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勢力在世界各地的擴張，傳教士人類學的出現與發展成為一種全球現象。一批具有科學精神的傳教士不僅在基督教傳教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也在人類學事業發展領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進入２０世紀以后，面對西方專業人類學的發展，基督教新教一系列傳教思想的變化（如“社會福音”興起等），以及各殖民地國家紛紛開始的現代化事業等各方面的挑戰，傳統的傳教士人類學事業不得不做出因應，在新的環境中尋求自己的生存空間。華西邊疆研究學會（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Ｂｏｒｄ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ｃｉｅｔｙ，簡稱學會）是民國時期華西教區傳教士人類學事業的重鎮，聚集了一大批各具專長的傳教士學者。他們不僅定期組織實地考察、演講和學術討論，還將部分考察研究成果匯集成冊，發行學會會刊———《華西研究學會雜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Ｂｏｒｄ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２４－１９４６），在國內外傳教界、人類學界和漢學界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然而，在風云變幻的近代中國社會，學會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歷經了全國非基督教運動、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學會的組織結構、學會宗旨、學術思想等各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較充分展現了基督教傳教士人類學事業與中國社會的互動。筆者在此擬對學會變化作一個時間軸上的考察，側重其思想意識方面的轉移，藉此觀察基督教傳教士人類學事業在中國之命運①。

一、傳教士的探險時代

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早期是一個獨立的基督教學術團體，但是它的成立與華西協合大學（簡稱華西大學）是分不開的。成立于１９１０年的華西協合大學是華西教區五大差會聯合開辦的教會學校②。作為一所基督教新教的教會大學，西方博雅教育理念是其重要的辦學思想，其重要特征就是非常重視研究自然的科學課程。新教的大多數神學家都認為神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法則和神的理性是同一的，對大自然的研究，有利于清楚地認識上帝和人類本身。可以說，近代科學是從基督教內部培育出來的，與基督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③。所以，華西大學聚集了一大批進行教學與科學研究的各國傳教士，正是這些人倡導建立起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并構成其學會最初的主體。可以說，華西邊疆研究是華西協合大學科學研究事業的延伸④。在學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公開會議上，當時的華西大學醫學院院長、學會第一任會長莫爾思（Ｗ．Ｒ．Ｍｏｒｓｅ）作了長篇演講。他明確指出學會進行科學研究的動機、目的及與基督教事業的關系。他說成立學會只是單純的出于對知識的渴望，對未知的好奇，“沒有任何其他掩飾的居心”，他們只是“謹慎地希望能為人類共有知識的文庫添加一點我們的貢獻”。當然，這背后乃是有上帝的指引和基督精神的支撐的⑤。此外，莫爾思在演講最后特別強調了所謂的“探險精神”。稱探險精神是人類的天性之一，而這種精神常常能激發傳教士，也是進行人類學研究必須要具備的精神之一。因為探險緣于“人對人的興趣”，而這正是人類學的重要原則之一。進而指出學會在人類學事業方面的設想，稱他們進行探險考察的主要原因就是想要“用人類學的概念來研究這里的人民，并從科學的角度來研究他們所在的地區。在世界上現有人類和地域學的基礎上添磚加瓦”。莫爾思還強調了成為探險傳教士需要具備哪些品質以及探險事業能夠給傳教士帶來的多種精神益處⑥。由此可知，學會成立初期，成員大都以探險傳教士自居，而他們的傳教士人類學事業正處于探險階段。這與學會此后的變化是一個很好的對比。彼時華西地區最能體現探險家精神的傳教士人類學者，無疑是學會第一位榮譽會員葉長青（Ｊ．Ｈ．Ｅｄｇａｒ）。他的傳奇人生經歷以及在這一地區長達３０多年的探險活動充分體現了一個傳教士人類學者所具備的探險精神。他于１９０１年８月來到華西，１９０２年到嘉定、峨嵋、寧遠和打箭爐等地考察⑦，１９０５前往打箭爐傳教，直到１９３６年去世。他在康區生活近３０年，長期在漢藏邊地進行考察研究與傳教活動⑧。甚至可以說，是他幫助學會早期成員完成對華西邊地首次探險活動，激發起他們進行人類學研究的興趣，引領他們組建起學會的。此后，他不僅自己不斷在學會雜志上發表其研究成果，還負責指導、協助學會在漢藏邊地的多次探險考察研究活動。除了以上學會成員自己對學會主旨的闡釋之外，值得關注的還有這一時期傳教界思想的變化對學會成立及其工作的影響。１９１０年，愛丁堡世界傳教士大會開始“呼吁基督教建立在本土文化的積極方面之上”⑨。要求傳教士以新的態度與視角來觀察審視他們所在的環境。所以，學會章程明確指出學會的目的是“是研究華西地區的政治、人文、風俗和環境等，尤其是這些因素對少數族群的影響”⑩。而學會的工作是整個基督教事業的重要基礎，是傳教士的責任。因為“了解中國和中國人民是我們的任務，是我們神圣的職責。我們現在發現與了解到的將會影響后人”???。

學會如此重視對當地文化的探索研究，除了以上提到的各點之外，還與彼時美國盛行的“搶救人類學”的發展有密切聯系???。西方人類學學者將搶救正在現代化洪流中消失的少數族群文化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那些秉持科學精神的傳教士人類學者也開始在世界范圍內都在努力記錄他們認為藏在音樂、詩集、人工藝術品等形式中的傳統和民間傳說，以求保存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的載體。這種人類學者的緊迫感很明顯的體現在學會會員身上。葛維漢（Ｄ．Ｃ．Ｇｒａｈａｍ）在寫給斯密斯索尼學院（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威特莫爾（Ａ．Ｗｅｔｍｏｒｅ）博士的信中就表示，學會專攻比較宗教學和原始宗教學的科學家們都認為“東方宗教將發生迅速而巨大的變化，因此，盡快地搜集其文物，研究其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越快越好”???。該會會長劉延齡（Ｒ．Ｇ．Ａｇｎｅｗ）也曾急切地呼吁，“我們必須認識到，馬上行動是必要的，如果我們不在環境變化之前對有用的材料進行整體的研究，那么，很多原始狀態將會永遠的失去”???。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基督教與少數族群之間的關系。因為這將是此后國民政府關注的問題，也關系到學會的存亡。學會章程一開始就明確表示，他們的興趣在華西地區的非漢族群體。這除了對眾多未知族群的好奇心之外，更多的是基督教傳教士根據經驗對特殊群體的偏愛。因為他們在處于邊緣地區少數族群中的工作往往能取得成功，如伯格里（Ｓ．Ｐｏｌｌａｒｄ）對石門坎的苗人，陶然士（Ｔ．Ｔｏｒｒａｎｃｅ）對川西北的羌人，葉長青（Ｊ．Ｈ．Ｅｄｇａｒ）對康區的藏人、羌人，顧富華（Ｒ．Ｌ．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對打箭爐的藏人等。有學者認為傳教士在他們中間的工作，可能使這個族群發展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并滋生出反對或者優于漢人的資格意識???。不管這種觀點是否適合華西地區，但隨著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基督教在少數族群中的工作引起了更多人的關注。學會的探險家人類學者們不得不面對眾多的懷疑甚至詆毀。他們開始意識到，要在中華民國的民族政策中求得傳教士人類學研究的位置，學會需要一些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