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頭傳播與比較文學

進一步放諸媒介的傳播層面，饒氏分析說，中國應該是有史詩的，但由于古代史官記言與記事分開，記事側重時日，對事態的描寫多采取“省略”的手段，所以沒有像西方史詩那樣強調英雄主義。由于書寫工具的不同，殷周典冊，楔刻書寫與龜骨、銅器與玉器、簡牘，不宜作長篇記錄。史家又主張尚簡用晦，詳盡文體不受歡迎。“但是到唐代，俗講變文興起，衍生后來的彈詞七子體，與天竺希臘的反復冗長的史詩，其構章遣詞，實無差異，這樣的文體在吾國反屬后起”，他認為這是陳寅恪在《論再生緣》引言中所談到的文學形式由簡變繁的另一方向。作為國學大家，饒氏在使用了自己所擅長的甲骨學、史學研究成果之外，廣泛審察近東和印度、希臘的口傳文學傳統，自覺使用了比較文學的方法，并將研究對象放諸歷史語境中進行傳播學式的考察，得出了信實的結論。不過，對口傳文學的研究截至目前并不只是停留在對文學發展歷程中最初階段的搜集整理和勾陳史料，它也有助于我們重新審視書面文學。美國專于口傳文學研究的民俗學家丹尼斯•泰德洛克和戴爾•黑姆斯認為，文學研究者僅關注書面文學是一種歷史缺陷。在文人詩歌產生以前，部落社會中流行的是在集體性表演場合所歌唱的詩，書寫為文本的詩完全喪失了在多媒體表演情境之中的詩歌傳達效果。因此需要把簡化為文本的僵化的文學還原為具體傳播情境中豐富而多彩的活的文學，從交往和傳播情境的內部來研究口傳文學存在的條件，進而發現和描述從口傳到書寫的文學變異，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信息缺失、傳達變形、闡釋誤讀和效果斷裂。

二、印刷傳播與比較文學

比較文學過去的媒介研究主要關注印刷文化的產品———圍繞書寫文本展開，例如擔負跨語言文化傳播的翻譯文本的研究演化出比較文學的譯介學。書寫文化還是隨著印刷技術的普及而愈加鞏固了自己的權威地位，文學的傳播方式從瞬間化的口耳相傳、互動性的不穩定文本，轉移到從寫到讀、逐漸固定的物質化文本。早期用于祭祀、吟誦的詩歌、史詩逐漸在固定下來的物質文本中失去聲音，由此培養了“孤獨”的讀者，醞釀了充斥個人主義精神的新的文學體裁———小說。而“句子的線性排列、頁面上的文字的穩定性、白紙黑字系統有序的間隔，出版物的這種空間物質性使讀者能夠遠離作者。出版物的這些特征促進了具有批判意識的個體的意識形態，這種個體站在政治、宗教相關因素的網絡之外獨立閱讀獨立思考。以頁面文字所具有的物質性與口傳文化中言辭的稍縱即逝相比，印刷文化以一種相反但又互補的方式提升了作者、知識分子和理論家的權威。這一雙重運動把讀者造就成了批評家，把作者造就成權威”。伊恩．P．瓦特在他著名的論著《小說的興起》中專門用一章的篇幅探討印刷業興起，伴隨受教育民眾的增加，對一種新文體產生的重要意義。在西方，18世紀印刷業的崛起，最初獲得成功的是宗教類讀物，但是把這一閱讀興趣帶入更廣泛的文學興趣的是小說這一門類興起的關鍵，笛福與理查遜都是成功者。將道德與宗教目的引入世俗的虛構故事領域，主要體現在文學新事物———流行刊物之中，他對讀者的吸引為小說這類虛構文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20世紀50年代，西方傳統的人文與社會科學邊界越來越模糊，也隨著政治與經濟局勢的變遷不斷淘洗，于是出現了多學科的重合，一方面依據研究對象和方法為學科劃分界限越來越難;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對象的擴大，每一門學科本身也變得不純粹。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便新創了一些具有“跨學科”色彩的名詞:“例如傳播學、行政學和行為科學”等。同樣，比較文學也是這一大趨勢之下獲得獨立和關注的學科之一，他自然也廣泛吸納周邊學科，如社會學、史學、傳播學的研究方法，關注印刷這一傳播方式對于文學的影響與塑造。近二十年來，中國比較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出現了一大批研究報刊、出版社與文學團體、作家作品的學位論文和書籍便是例證。依照這樣的邏輯，我們完全可以仿照達恩頓在他的書籍史著作《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中開宗明義提的幾個問題來模擬一些文學研究的新問題:一部作品、一場思想運動是如何在社會上傳播的?影響深度、廣度如何?當思想與觀念物質化到文學作品中時，是采用什么形式?印刷品的物質基礎和生產基礎與文學形式、思想與觀念的傳播關系如何?出版如何在文學的傳播中起作用?它又對文學產生什么反作用?正是由于這一系列社會學、歷史學的理論新動向，保證了比較文學領域截至目前為止成果最為豐富的對印刷文化傳播下的文學研究常有常新。

三、電子傳播與比較文學

從傳播方式的三個階段縱向看來，文學應該是一個逐漸去魅的過程。口傳時期的神話、史詩基本都與宗教或民族重大事件有關，吟誦者和故事本身都擁有極大權威;以固化文字形態流傳的詩歌、戲劇和小說，雖然神圣權威性有所減低，但也長期被認為是有教養的知識階層凝聚人類聰明才智和創造力的文字形態，具有一定的膜拜價值。歷史進入20世紀，人類見證了傳播方式的急速升級:信息的傳播在空間距離上越傳越遠、速度也越來越快，而體現的形態也從單純的聲音、文字豐富到了聲光話電多媒介的共同作用。最初對這些信息的電子化模擬(電話、廣播、電影、電視)引發的爭論到了數字化時代更加尖銳、突出和復雜難辨。最有名的理論中，本雅明和麥克盧漢雖然認識到這一趨勢的嚴峻性，但仍然指出了其樂觀積極的一面———它天生帶有民主化傾向;另一方面的阿多諾、哈貝馬斯和杰姆遜則強調悲觀的一面———對自由的掌控和威脅。有人抱怨說，文學界正在變成“一個民主世界，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徹頭徹尾的無政府狀態”，涌現了很多對文學法則一無所知的批評家;而“現在的時代，可以恰如其分的命名為作家的時代;各種能力水平的、各種教育水平的、各種職業和部門的人，都帶著如此普遍的熱情”發表意見、投寄稿件。對于當今世界范疇網絡文學的興起和大量論壇充斥的良莠不齊的各類評論來說，這一論斷實在是恰如其分，不過如果我告訴你，第一句引自1752年菲爾丁面對印刷和大眾讀者群沖擊下的牢騷，后者是1753年約翰遜博士在《冒險家》中對各類新型雜志的不滿，你會作何感想?我舉這個例子是說，文學領域的危機感一直是伴隨傳播方式的變化而產生的，因此對我們這些被新媒體沖擊下的文學研究者來說，大可不必如此悲觀。由于傳播方式的多媒介化特征，文學本身的樣式也發生了裂變，雖然文學失去了閱讀時代唯我獨尊的地位，但仍然將與多媒體的其他藝術形式共同開創文學與人文學研究的新空間。

今天來看18世紀文學家的悲觀看上去有些杞人憂天，伴隨著印刷技術的發展、現代民主的上升，文學的“排他性”逐漸喪失才使他們擔憂。豈不知20世紀，特別是二戰后，科技的普及與民主教育，西方學術機構加倍繁殖，從制度上促進了知識流通、思想傳播。60年代以降，后工業社會提倡信息交流，人類被擁簇進入互聯網絡與數字生存。在此背景下，大眾傳媒發達，文學才進入雅俗難辨的真正世俗化的進程。這一階段，正如阿多諾所說，藝術心甘情愿墮落為商品，甚至為此而驕傲，自然也就自動放棄了所謂“藝術的自律性”。這一自律性是否是藝術天然的存在還存疑，鮑德里亞就對此存疑義而廣受批評。它改變的不僅是文學傳播的媒介從紙質擴展到液晶屏幕或虛擬的網絡空間，而是文學的表達與接受、人類的文化范式、閱讀主體的思考與參與世界的方式都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雖然馬克•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時代》廣被征引，但他在稍早一些的另一本書《信息方式》中認為，信息方式也正像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理論所揭示的同樣暗示一種按符號交換來劃分歷史時期的方法。與面對面的口頭媒介交換、印刷的書寫媒介交換相比較，在電子媒介交換階段中，語言與社會、觀念與行動、自我與他者的關系都與此前迥異。在考察社會時不應再采取以行動為中心的模式，倒是應當去關注交流本身以及主體的形成過程。“信息方式促成了語言的徹底重構，這種重構把主體構建在理性自律個體的模式之外”，人成為一個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體，一種不穩定的身份。這的確成為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1958年韋勒克曾有《比較文學的危機》一文提出了比較文學的實證主義局限，2003年希里斯•米勒在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重新演繹了這個話題，他認為比較文學的危機目前有兩種:一種與語言有關，另一種與新興媒體的發展有關。很可惜米勒沒有在比較文學面對新媒體時的何種危機和如何應對作出具體分析，他避重就輕的只談了比較文學研究中必須要克服的艱難的多種語言障礙，這并非新鮮之詞。事實上不僅是傳統的“巴別塔”難題，今天，研究者的研究方式也受到新技術、新媒體的劇烈改變。1994年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NSF)聯合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DAR-PA)和美國國家宇航局(NASA)聯合支持“數字圖書館研究(DigitalLibrariesInitiative，DLI)”項目，“DLI—l”項目分別由美國六所著名大學承擔。1999年該計劃進入“DLI—2”項目階段，研究開發機構擴大為20個大學，還與英、德等國有合作項目。1995年，法、日、美、英、加、德、意7國的國家圖書館在法國成立G7全球圖書館集團，以后又加入俄羅斯擴展至G8集團，目標是在現存數字化項目基礎上建設超大型人類知識虛擬館，

通過網絡供廣大公眾查詢使用。中國數字圖書館起步稍晚，但發展也比較迅速。1996年年初，國家圖書館在文化部申請立項“數字式圖書館試驗項目”，開始進行研究。2000年啟動中國數字圖書館工程，此后又啟動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中科院國家科學數字圖書館工程、全國黨校系統圖書館工程、CALLS工程等八大數字圖書館項目，也逐步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除國家機構投資建設的公益性數字圖書館外，網絡環境下的數字圖書館的超增值信息能力，還催生了Google、West-law、方正、超星等一批營利性數字圖書館。而原本主要以服務公眾為目標的公益性數字圖書館也在逐漸增加有償服務，使其性質和定位變得復雜而模糊。針對這一知識信息迅速數字化的趨勢，在2011年布萊克威爾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比較文學指南》中專有一文《數碼人文學時代的比較文學:一個學科的可能未來》作者ToddPresner幾年前與朋友在網上發布了一個“數碼人文學宣言”引起廣泛影響。他們號召人文學者放棄狹隘認識，與數碼文化產品廣泛深入聯合，以擴大影響，爭奪目前被那些財團法人和娛樂利益控制的新技術，不然我們的文化遺產在新的傳播方式中將難以為繼。他為比較文學的未來提出了三個未來趨向:“比較媒介研究”，基于數量眾多的電子書、圖片、地圖等的“比較數據庫研究”，基于新技術條件下的作家和傳播印刷新方式的“比較作者與平臺研究”。無疑，照我看來，雖然我同意他的號召，但這個未來規劃實在是離“文學”太遠了(也可能是我沒有遠見)，何談比較文學呢?無論如何爭論，關鍵是這一社會的廣泛與深刻變化，為比較文學的研究究竟帶來了什么?既然這是一塊“燙手的山芋”———很難說清楚，但我還是要勉為其難斗膽提出幾個新傳播方式為比較文學帶來的新趨向供大家批評。

首先是比較文學研究的結構變化。傳統的民族文學研究式微，甚至國別文學研究也因全球化的進程受到沖擊，它們將以一種融合的姿態，借助于文化研究等方法重新置身于比較文學研究之中。文學研究的某些領域將消失，例如基于文獻整理和作家手稿的研究由于傳播新方式對文本的改變，在未來或將成為一門“絕學”。因為超文本和作家普遍書寫方式的電子化，基本消滅了“手稿”得以物質化的存在，而電子技術對文本修改的即時性、持續性，也可能使文本總是處于未完成之中，文本的可靠性減弱。而由于現代人口急劇流動或者在虛擬空間生存上的跨文化性增強，因此文學的“流散性”(包括地域、文化、心理)將成為繼續開拓的領域。其次，關于世界文學的研究和爭論將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再受比較文學學者的青睞，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說，伴隨著民族/國家在全球化中的被整合狀況，獨立的民族文學研究正在逐漸被多語言的比較文學和全世界文學的研究所取代。

關于世界文學的研究已經超越了對歌德、馬克思經典論述的考證，在比較文學領域已經再掀波瀾，但關于什么是世界文學、它的特征如何等仍有爭議。當今西方學術界，世界文學研究中有被稱為“三位一體”(Trinity)的三位人物:帕斯卡爾•卡薩諾瓦，現任法國巴黎藝術和語言研究中心研究員，她的《文字的世界共和國》在1999年出法文版，2005年出英文版，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卡薩諾瓦從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受到啟發，認為存在一個擴展到世界規模的文學實體，即世界文學空間，它不是全球各個民族國家文學的總和，而是一個通過文學生產和流通相互聯結在一起的巨大結構。她總結了世界文學的多種特征，但是認為整個世界文學空間的根本結構，都是圍繞著中心與邊緣對立的兩極組織起來的，從而形成了文學資本的不平等占有和分配。卡薩諾瓦描繪了近代以來世界文學的基本格局和走向，揭示了世界文學空間隱秘的權力運作機制。中心權威的影響雖然強大卻往往隱跡于無形，以至于讓邊緣地區某些獲得認可的作家產生幻想，以為統治結構消失了，或中心與邊緣的權力關系顛倒了，這其實不過是幻想。弗朗哥•莫萊蒂，斯坦福大學英語和比較文學教授，他的《世界文學猜想》發表于2000年，莫萊蒂用“樹”和“波浪”比喻世界文學運動的兩個基本規律。“樹”的意象取自達爾文關于物種起源和進化的樹狀結構，指物種在進化過程中，由一而多，不斷衍生分叉，從而形成一個個家族系列。“波浪”的比喻取自水流運動所具有的覆蓋性、吞噬性的特點。樹描述了事物從統一性到多樣性的發展;波浪則相反，描述了事物在發展中，由不斷吞噬多樣性而達致統一性。莫萊蒂認為，與語言、文化、技術的發展相同，世界文學的發展，也是樹和波浪的交錯運動，其產物必然是合成的。大衛•達姆羅什，哈佛比較文學系教授，他在2003年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學?》一書中，把世界文學定義為離開起源地，穿越時空，以源語言或通過翻譯在世界范圍流通的文學作品。這一定義，得到國際學術界廣泛的認可。他還積極致力于擴大世界文學的構成和范圍，努力挖掘世界文學的東方資源，探討世界文學的教學與閱讀方法。中國學者也在積極參與到討論之中，據筆者所知，目前已有多部中外學者合作編著的世界文學研究文集正在出版策劃之中，而關于中國的世界文學觀念產生與獨特性也被放到國際視野中進行考察。總之，世界文學的理論與實踐都將再掀波瀾。

四、比較文學未來研究領域的跨學科特征將更加明顯

傳統的紙質文本或歷史上的經典作品不再是他們研究的唯一對象。新的比較文學研究者越來越多跨界到文學與視覺文本(電影、電視)、文學與裝置藝術、文學與媒介研究等領域中去，這也將為比較文學研究注入新活力。過去依賴老舊的物質史料(考古發掘、書籍版本，甚至通過閱讀過去的、異域的文學)來建構的歷史感因為當今獲取信息的迅速而喪失了縱深感。從這個意義上說，多媒介的傳播方式改變了人們感知世界的方式，也部分改變了時間與空間觀念。你可以想象，在過去，通過閱讀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亨利八世》來重建那一戲劇化歷史的讀者，在今天他只需要鼠標一點，迅即可通過維基百科大致了解到概貌，看到各個時期他的畫像、圖片，之后大多數讀者寧愿花更多的時間看完美國Showtime出品的系列劇《都鐸王朝》幾十集。樂觀一點的想法是看了電視劇之后讀者仍對此有興趣，再繼續去讀一下莎士比亞或者英國中世紀史。所以，無論你是否愿意，從世界范圍看，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互相“借力”的方式愈發明顯。新出版小說的影響力，可以首先借助電影、電視劇的熱播帶來商業的影響力，由此反作用于大眾對文學的關注以及評論者對小說本身的批評熱情。例如J．K．羅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就借助于電影的巨大商業操作塑造了圖書出版的新神話，也引起了大眾文化時代對文學的新關注。而傳統的經典文本，也因當代世界的多媒介、多方式重寫，獲得新生命。例如傳統的比較文學研究對阿拉伯古老文本《一千零一夜》的研究多在影響研究范疇之內，探討《一千零一夜》故事中各個民族的來源。然而在新媒體時代，這個古老文本不斷被超越并產生著新的有趣版本:日本漫畫家手冢治蟲1969年拍攝了動畫《千夜一夜物語》，主要取材《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丁神燈”等主要故事，但同時雜糅了少量《圣經》故事。片尾人們辛苦建立的通天高塔轟然倒塌，廢墟磚石上刻有“MADEINJAPAN”。手冢的動畫故事重新講述了這一古老的阿拉伯文本中及時行樂、胸襟遠大的樂觀主義人生觀，放諸20世紀60年代正值經濟高速騰飛時期的日本，這一虛妄的理想最終難免是一個早晚會崩潰的空中樓閣。手冢也借助一個異域色彩濃郁的古老故事，表達了對經濟騰飛期日本的深深憂慮。

而外，《一千零一夜》在當今仍然有21世紀的新回響。2005年巴勒斯坦藝術家艾米麗•賈西爾推出了《一部電影的素材》的博物館裝置藝術，其中一部分也將《一千零一夜》作為一個互涉文本。這一思考的主題是“關于人物命運的調查”，其中一個是巴勒斯坦學者阿卜杜拉•茲威特，茲威特生前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駐意大利代表，是意大利語版《一千零一夜》的翻譯者。1972年因被以色列政府懷疑參與“慕尼黑慘案”而遭以方情報機關暗殺(相關情節可參看斯皮爾伯格的影片《慕尼黑》)。此事至今在巴勒斯坦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也是巴以復仇性暗殺事件中的典型案例，標志當年以色列人針對巴勒斯坦知識分子名為“上帝之怒”的一系列暗殺行動的開始。藝術家賈西爾找到了茲威特遇刺身亡時所攜帶的《一千零一夜》手稿的副本(這本書當時在茲威特的皮包里，被暗殺者的第13發子彈射中了書脊)，對之進行詳盡的拍照，還原出一千份關于那本書的圖像，人們可以看到每個圖頁上都有一個刺殺者的左輪手槍留下的彈孔。2006年，賈西爾參加悉尼雙年展時完成了這件作品的另一部分: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射擊訓練后，賈西爾用“點22”口徑手槍(摩薩德組織暗殺茲威特時使用的那種左輪手槍)連續射擊分布在架子上的1000本空白書冊，使之最終與她所翻拍的有彈孔的真實書頁共同構成裝置作品。然后，她制作了一座小房間(2008年安置在紐約惠特尼博物館)，她用這部手槍射穿了一千本空白書的每一本，用線將這一千本被子彈穿透的書穿起來，表示茲威特將永遠不可能活著來寫這些書了。在這個小房間的入口處附近，有一面墻展示著《一千零一夜》這本書被子彈穿過的每一頁紙的照片。

一位持有美國護照的巴勒斯坦女藝術家將過去象征著神秘浪漫的古老阿拉伯民間故事文本，以一種帶有血腥和令人震驚的方式重新帶入當代西方精英化的藝術殿堂，這本身就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比較文學命題。美國的比較文學學者觀看展覽之后分析說:“這一裝置因而成了一個突然中止的生命———以及對于今天仍有生命的《一千零一夜》———的感人的追悼詞，一名當代的山魯佐德賦予了這一裝置以一種新的主題，即抗議政治暴力。在我們這一新媒體時代，《一千零一夜》無疑還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作為文學研究者，讓我們共同期望我們的文學作品可以促進相互理解和欣賞。這樣的相互理解和欣賞實際上在一千零一年之前已經激勵著巴格達的作家們翻譯了《海沙爾•艾弗薩納》，也激勵著法國和英國作家一再翻譯《阿拉伯之夜》，以對抗歐洲帝國主義鼎盛時期文化理解的缺乏。也是這種相互理解和欣賞，使賈西爾創作了她的移動裝置，向我們當代這一多災多難的世界中的文化和政治沖突發言。”

本文作者：郝嵐 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