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俄語語言文化學的根源，必須追溯到俄語語言國情學產生之際，語言國情學誕生于20 世紀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是在文化學和社會語言學的啟迪下誕生的一門嶄新的語言學科，使語言研究領域沖破語言本身而進入到社會歷史民族文化。它以原蘇聯(lián)語言學家Е.М.Верещагин 和В.Г.Костомаров 合著的《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一書為誕生標志。該學科自創(chuàng)立以來很長一段時期以詞匯背景理論為主要研究對象。事實上,和語言單位的內容平面一樣,其表達平面同樣體現(xiàn)出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吳國華,彭文釗，2000:205)。早在1984 年,Г. Д.Томахин博士就指出,語言國情學應當是一門語文科學,是語言學的組成部分。它的研究對象應當是含有某一民族文化現(xiàn)實的語言單位,它的任務是利用文化知識更加完整地揭示詞義和在交際活動中提供相應的知識準備,表達民族文化及民族生存環(huán)境鮮明的民族特征(Томахин，1984:9)。Е. М.Верещагин 和В. Г.Костомаров 在提出詞的語言國情學理論(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лова), 即詞匯背景理論(теориялексического фона) 之后,他們繼續(xù)思考語言國情學新的發(fā)展途徑,并在對外俄語教學界和俄語語言學界對這門新誕生學科的爭議中認識到, 語言國情學在學科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原則方面都存在著一定的欠缺。針對理論上懸而未決的問題, Верещагин 和Костомаров 在1999 年2002 年期間先后出版了三本專著。通過這三本專著我們可以看到,語言國情學的鼻祖仍在繼續(xù)尋找語言國情學的出路,并對這門學科的繼續(xù)發(fā)展提出了兩個基本學術思想,即兩個新的概念:語言文化信息單位(логоэпистема) 和言語行為方式(речеповеденческаятактика)。（劉宏，2005：47）基于對語言國情學的批判與繼承,俄羅斯學者В.В.Воробьев 先后出版了《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арадигмаличности》(Москва,1996),《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ы》(Москва__________1997) 兩本專著, 系統(tǒng)地提出了建構語言文化學這門學科的設想。與語言國情學不同,語言文化學是一門在語言功能中研究文化與語言所表現(xiàn)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的整合性科學,這門學科的研究通過系統(tǒng)方法和對現(xiàn)代生活、文化取向的定位體現(xiàn)語言單位的語言內和語言外內容的整體結構( Воробьев，1997:36237) 。作為一門系統(tǒng)性學科, Воробьев以各民族跨文化交際為基礎, 科學地論述了語言文化學的學科依據及主要研究任務, 提出了系統(tǒng)分析語言文化單位(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ема)的原則, 闡述了辯證地反映語言與文化特征的語言文化單位的概念及其分類, 通過與語義場進行對比的方法分析了語言文化信息場(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ое поле) 的結構及特點。我們認為,語言文化單位是作者以靜態(tài)的方法系統(tǒng)探討語言與文化關系的途徑,同時以“俄羅斯民族個性”(рус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личность) 這一語義場為例進行了語言文化場的系統(tǒng)分析,提出了從整體文化功能的角度研究語言與文化的關系的有效途徑。Воробьев 對語言文化學這一新學科進行了系統(tǒng)的語言學基礎和方法論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