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外職教統籌城鄉發展的典型模式剖析

1.美國的“鄉村復興”模式

縱觀西方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發展歷程，美國對職業教育模式的探索始終走在其他國家前面，特別是工業化、城市化之后，美國在農業生產方面基本實現機械化，社會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量開始減少，在農村開始涌現大批的剩余勞動力。隨著美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中各類企業需要大批有技能的勞動力，城市和農村之間的矛盾開始凸顯。在這樣的背景下，經過多年的實踐，美國終于探索出“鄉村復興”模式，以推進美國的城鄉一體化，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特點：首先，政府制定了較為完善的職業教育法規政策，以促進農村職業教育發展。如早在20世紀初期，美國政府就頒布了與職業教育發展有關的《史密斯—休斯法案》，明確規定：在公立學校中必須開展并加快農村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其次，在城鄉職業教育機構的發展上，綜合高中和社區學院進行了有效協調。如美國的公立高中主要分為綜合高中、地方職業學校（半工半讀）和全日制職業高中，其中，綜合高中占美國的公立高中總數的89%，地方職業學校（半工半讀）和全日制職業高中占總數的11%。最后，重點加強對農村職業教育的投入力度。通過人、財、物等投入，改善農村職業教育的基礎設施，縮小城市職業教育與農村職業教育發展之間的差距。目前美國在城市與農村的職業教育發展上基本呈現一體化的協同發展趨勢。

2.英國的“新城運動”模式

這一模式的特點主要表現在農村職業教育與城市職業教育的協調發展上。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一方面，英國加快了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步伐，將農村按照城市的標準進行建設，也就是所說的“新城運動”，極大改善了農村社會的面貌，為職業教育統籌城鄉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加快了職業教育發展改革，實施了農村職業教育優先發展的政策，提高了農村職業教育的辦學地位和辦學水平。尤其針對農村職業教育的辦學投入管理以及后期資質管理方面，出臺了相應的國家干預政策，除運用法律制度和資金投入等常規干預手段外，還積極推行了國家職業資格制度認證的政策，最終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建立起覆蓋英國全域以及涵蓋所有職域的職業技術教育資質——普通國家職業資格，使人才培養與就業之間有所依據，不僅確保了人才培養的質量，也有效發揮了職業教育在城鄉統籌發展中的作用。

3.法國的“鄉村新城”模式

在法國職業教育統籌城鄉發展的模式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實行了“鄉村新城”的模式，主要特點是：首先，法國通過立法手段對產業布局進行了調整，保證社會經濟發展的連貫性和有序性。如各城市中心禁止新型工業項目上馬，針對已建工業項目，國家在補貼的基礎上，鼓勵向城市外圍搬遷，建立專門的工業城區域。此舉不僅為農村職業教育提供了人才培養的實訓基地，吸納了當地農村職校畢業生就業，帶動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也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平臺，無形中縮小了城鄉差距。其次，實施各種舉措推進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一是不斷擴大職業教育的辦學規模。法國著手整合教育資源，將農業中學并入農村職業教育辦學體系中來，不僅擴大了農村職教的辦學規模，也進一步提高了辦學實力。二是建立健全農村職教的培訓與就業制度，并為農村職教畢業生提供就業補貼和創業基金。三是鼓勵各社會主體（主要為企業、社會團體以及農業個體戶）參與農村職業技術培訓投資，政府也為農村職業教育培訓提供了專項撥款，保障農村職業技術的順利進行。

4.德國的“雙元制”模式

所謂“雙元制”模式，主要指學生在職業院校接受專業理論知識的同時，可以在企業接受崗位技能培訓，其核心是通過企業和職業院校、理論和實踐之間的緊密結合，培養企業發展需求的專業技術人才。這一模式也具有自身的特點：一是受訓者和培訓者各自扮演雙重角色。前者是指當個人在職業教育機構接受純理論知識或簡單的實驗操作時扮演學生的角色，而當其進入企業進行實際作業操作時扮演學徒的角色；后者是指企業中優秀的技術人才和專家既是企業的員工，也是職業教育機構的教師。二是“雙重管理”機制。一方面，在管理體制上，雖然職業教育機構與企業都是職業教育的組織者，但企業所開展的職業培訓主要由政府主管，受《職業教育法》約束，而職業教育機構的組織、管理則由各州負責，受各州所制定的《學校法》或《職業義務教育法》約束；另一方面，在教育經費方面，企業所開展的職業培訓主要依賴企業自身的投入，而職業院校主要依賴政府的公共財政資助以及企業的捐贈。三是企業積極參與職業教學。一般而言，職業教育大多由政府主管，具體的教學則由各個職業院校開展，職業院校成為職業教育的唯一主體，但在德國的“雙元制”模式下，企業也成為職業教育的主體之一，并且在職業教育的經費、設施、教學內容等方面都積極介入城鄉職業教育的發展。

5.日本的“產學研一體化”模式

20世紀中葉以來，日本政府不斷加強對城鄉職業教育“產學研一體化”模式的探索與實踐，經過多年的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這一職業教育模式得到了長足發展。“產學研一體化”是指通過有效整合職業教育機構和企業各自擁有的資源和優勢，努力培養適應企業所需要的高技術、高素質人才的新型合作職業教育發展模式。⑨這一模式的主要特點為：一是在教學資源上，企業向職業院校提供足夠的資金、物質等資源，職業教育機構則為企業培養其需要的人才。具體來講，在日本，大多數企業通過向職業教育機構輸入充足的資金、設備和提供各類現場實習、實踐機會，既促進了城鄉職業教育機構的科研發展，也為職業教育機構的畢業生能滿足企業發展需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二是在師資配置方式上，職業教育機構與企業進行有效協作。在日本，職業教育機構的優秀教師往往兼任企業咨詢委員，為企業排憂解難、建言獻策，而企業中的部分優秀技術人員和專家也往往兼任職業教育機構的教師，直接為學生授課。這種師資配置方式既有助于企業的發展，也確保學生在能學到專業理論知識的同時掌握更多的實踐技能。三是在課程設置上，職業教育機構課程設置以企業對人才知識技能的需求為導向。在日本，職業教育機構在課程設置上往往以企業對技術人才的需求狀況為依據，既有專業課程也有核心課程，有助于學生掌握的知識技能滿足企業發展的需求。

二、我國職業教育對國外職業教育城鄉統籌發展模式的借鑒

1.在發展城鄉職業教育過程中，堅持“引進來、走出去”的職業教育發展思路

我國教育事業特別是城鄉職業教育，一般都由縣、鄉（鎮）一級政府主辦，而且每個區域的職業教育模式也不同，即使城市和農村之間職業教育模式也不盡相同。在這種“條塊式”的職業教育模式下，雖然我國的城鄉職業教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我國城鄉二元制的背景下，要有效地實現城鄉一體化進程，進一步縮小城鄉職業教育的差距，各級政府必須堅持“引進來、走出去”的職業教育發展思路，通過積極引進諸如美國的“鄉村復興”模式、日本的“產學研一體化”模式、德國的“雙元制”模式等職業教育模式，結合本地區職業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不斷探索出適合本地城鄉職業教育統籌協調發展的模式，通過在城市和農村建立一批有特色的職業院校，從而改善城鄉職業教育發展現狀，縮小或拉近城鄉職業教育差距，在職業教育上實現城鄉協同發展。

2.政府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為城鄉職業職教育發展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發達國家都非常重視教育尤其是職業教育，制定了相關法律制度。如美國在1917年頒布的《史密斯—休斯法案》規定，在公立學校必須開展中等農業職業教育；德國在2005年頒布的《職業教育法》中規定，職業教育有四種主要的形式：職業準備教育、職業初級教育、職業進修教育和職業改行教育，企業組織參與職業教育發展。由此可見，在我國，要推進城鄉職業教育發展，必須制定針對農村職業教育發展的法律、法規或政策，為農村職教育發展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進一步統籌城的職業教育發展。

3.充足的資源供給是保證城鄉職業教育統籌發展的重要條件

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由各級政府對其進行資源供給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因此，無論是在我國還是西方發達國家，各級政府都是職業教育發展資源最主要的供給主體。與我國職業教育發展不同，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本國職業教育的同時，不僅依賴各級政府對職業教育資源的投入，還充分利用市場優勢，鼓勵市場上的各類企業積極參與到職業院校的發展過程中。其主要運作方式是，企業向職業院校輸入充足的資金、物資、設施等資源，而職業院校則輸出企業所需的專業人才和技術發明，這種有效的“輸入—輸出”方式不僅保證了職業院校的可持續發展，也使職業院校與企業之間形成產學研一體化機制，滿足了企業人力資源的需求。

4.職業教育統籌城鄉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對稱互惠的城鄉一體化共生模式

城鄉一體化的共生模式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共生組織模式與共生能量模式。一般而言，共生組織模式可分為點共生、間段共生、線共生和一體化共生等情形；共生能量模式可以分為相互依存關系、偏利共生關系、互惠互利共生關系等狀態。在互惠互利共生關系中，共生單元之間既堅持了各自的獨特性，又保持了雙向能量信息鏈接，從而實現了效用的雙贏利益一體化，對稱互惠的一體化共生模式是統籌城鄉發展的最佳狀態，也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最終目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的生活質量有了較大提高，但城鄉發展之間的差距也逐漸拉大。與城市職業教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村職業教育發展較為緩慢，僅僅局限在新型農民的培養上，缺乏自身特色，定位不明，教育手段落后。在城鄉職業教育共生體系中存在的這種非對稱性關系，導致職業教育在統籌城鄉發展中的自我供給能力不足，效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因此，必須改變城鄉職業教育的這種非對稱性，建立職業教育對稱互惠的城鄉一體化共生模式，最終實現兩者在城鄉統籌發展中的帕累托最優。

5.要加快職業教育統籌城鄉發展共生機制的構建

城鄉職業要以服務城鄉統籌發展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為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加快職業教育統籌城鄉發展共生機制的構建，這里所指的共生機制代表城鄉職業教育單元在各自發展中的作用方式和作用機理。根據國外職業教育統籌發展的經驗，要實現城鄉職教的共生，需要實現二者職教資源的共享，因此，城鄉職業教育統籌發展共生機制的構建應緊緊圍繞資源共享來打造。

第一，搭建城鄉區域內職業教育資源的共享平臺。城鄉職教資源的共享，必須建立在職教共生系統對稱互利的情況下，實現職教資源的整合和優化，達到資源利用的最大化，二者共生共榮。城鄉職教資源的共享包括多方面的內容：從軟件上看，有職教師資力量共享、職教信息共享、辦學過程共享等；從硬件上看，有職教的辦學硬件設施共享、資金投入共享等。首先，要科學合理地搭建城鄉職教師資共享平臺。在我國職業教育的師資配置中，城鄉職教教師資源的流動性較差，要改變這一現狀，就必須加快職教資源的配置的改革，打破教師資源在城鄉之間流動的障礙，將教師資源由學校獨立所有制轉變為行業所有制，逐步建立科學合理的城鄉職教資源管理制度，加強教師在學校之間、城鄉之間的合理流動，縮小城鄉和學校間的差距，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其次，要積極構筑城鄉職教之間硬件共享平臺。職業教育作為對實踐性、情境性要求較強的教育門類，離不開外部硬件設施的支撐。然而，在我國各個管理區域內存在城鄉職業院校設置林立化、專業設置重復化、教學設備利用低效化等問題。在硬件設備資源方面，城鄉之間也缺乏有效的共享平臺，導致了職教資源的顯性和隱性浪費，未能發揮資源利用的最大化。為了改變這一現象，發揮職業教育在城鄉統籌的發展作用，可以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構建一個校際教學設備共享聯盟，實現區域內城鄉職教教學資源共享一體化，以發揮城鄉職教資源的最大化效用。

第二，構建統籌城鄉發展的職業教育投入保障機制。一方面，將城鄉職業教育投入列入法規，進行法制上的硬性規定，明確職業教育發展的主體地位。我國應積極學習國外將職業教育投入法制化的做法，根據自身情況對職業教育投入進行立法，并根據社會發展需求對我國現存的《職業教育法》進行適當修正，提高政府對職業教育的財政性投入，尤其加大對農村職業教育的投入力度。目前我國已經進入了城鄉統籌發展的關鍵期，政府應加大對農村發展的政策傾斜，將城市反哺農村政策落到實處，進一步促進城鄉職教的統籌發展。另一方面，建立健全職教人才培養的成本共攤機制。由于職業教育對實踐性的要求較高，成本投入也相對較高，作為辦學主體的政府面對龐大的財政開支，也無法滿足職業教育發展的需求。為了更好地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可以借鑒國外職業教育領域實行的成本共攤的模式，吸納社會力量參與職業教育辦學，政府對其進行合理引導，以實現城鄉職業教育的統籌發展。

三、總結

總而言之，為了實現我國城鄉統籌發展的重大戰略目標，必須加大城鄉職業教育發展力度。與此同時，還要積極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但也要注意我國所處發展階段、自身國情與其他國家具有一定的差異性，要根據自身發展的實際，有選擇、有針對性地吸收其他國家成功的經驗，不斷對我國職業教育進行改進和完善，以發揮其在城鄉統籌中的最大效用。

作者：譚璐 單位：廣西科技大學汽車與交通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