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民間美術———從明清補服圖案及制作工藝看民間美術與上層美術的相互影響

美術史學作為史學的一門類學科,正越來越為美術學界所關注。對于美術史與美術史學的關系、美術史學與美術史料的關系、美術史學研究方法論等一系列問題的探討,美術學家見解不一。

一、史料與史學關系的歷史溯源

史料與史學的關系隨著史學研究的發展,也經歷了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以史料作為歷史證據的學術風氣一直沿續在中國傳統史學中,司馬光、歐陽修、顧炎武、錢大昕、龔自珍……歷代史學家無不對文字與史料的搜集、排比、考證有著獨到的看法。

顧炎武在批判明代理學空談的學術思想的基礎上,提倡“治經”,并總結了一整套治學思想與方法,如資料搜集、音韻訓詁、考據等等,開清代求真求實之學風。龔自珍本著其廣闊的史學視野,不僅重視已整理的文字資料,同時還提出要對尚未整理的文字記錄、社會制度和風俗、文化等加以重視,為近代史學奠定了基礎。清代的乾嘉考據學即是史料與史學關系密切之明證。

19世紀以后,隨著西方工業化浪潮的涌進、科技革命的巨大進步和思想、文化、生活的不斷世俗化,自然科學中的理論和成果豐富并充實了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促使史學不斷尋求史學研究的科學化和學科化,實證史學應運而生。19世紀是西方史學高度發展的時期。以德國著名史學大師蘭克為代表的“科學”與“實證”的史學開西方近代史學之先河,成為19世紀西方史學的主流。蘭克以其對原始資料的執著追求,及對之進行嚴格的考訂與辨析,奠定了其史學方法論的基礎。正是他,把歷史學當作一門通過搜集與辨析文獻證據,并依靠這種經過辨析的文獻證據使客觀歷史在文字上還其真相的學問,因而獲得“近代科學歷史學之父”的聲譽。雖然蘭克一方面是一位嚴謹的歷史學家,十分注重具體的、深入的史實,即真實不謬的個體;同時他又是一位歷史理論家,致力于從個體之中揭橥出一般(或整體),即從歷史發展的多樣性中尋求歷史發展的統一性。

“這才是他作為西方歷史主義最偉大的實踐者的全部形象,也是他的史學方法論的全部內容。”[1](P24)受到西方科學技術與文化發展的影響,國人中的開明之士力求從知己知彼、師夷以制夷的角度和目的去認識西方科技,力求從觀念、知識上借鑒與趕超西方文明。史學界提倡科學的史學,正是適應了這一渴望進步、慕求西化的思潮,以科學態度和實證精神窮究自然,從而也就促成了史料學派的產生。

20世紀初,蘭克史學風行于中國史壇,而為引蘭克及其學派進入中國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物當屬“中國的蘭克”———傅斯年先生,同時由他為主要代表并出現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史料學派,在史學界影響長達半個多世紀。傅斯年先生曾于1923年至1926年就學于德國柏林大學哲學院,深受當時德國的學術空氣和語言考據學派、蘭克學派的治史理論與方法論的影響,服膺于蘭克學派“崇尚史料,如實直書”的主張。回國后,他立即在“史學便是史料學”、“近代歷史學只是史料學”的宗旨下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并在《〈史料與史學〉發刊詞》中闡明自己的思想:“本所同人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因鉤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2](P276)傅斯年的史學思想繼承并吸收了近代西方實證主義的史學思想和我國清代考據學客觀求實的理論方法。

20世紀以降特別是二戰結束后,西方近代實證主義“由摘錄和拼湊各種不同的權威們的證詞而建立的歷史學”即“搜集和整理史料或權威的陳述來構造歷史”從而“放棄自身的批判精神”的治學方法被指責為“剪刀加漿糊的歷史學”[3],并受到西方新史學派的猛烈抨擊。新史學提倡重視理論概括和解釋、提高歷史認識與解釋的準確性,反對只局限于科學實證和重視文字資料。在中國,隨著西方新史學的引進,“史學便是史料學”的理論也受到不少學者的質疑。周谷城曾談到:“‘史學便是史料學’這話于史學界有益,但不正確。治史的人往往輕視史料;其實離開史料,歷史簡直無從研究起。歷史自身雖不是史料,但只能從史料中尋找而發現出來。謂‘史學本是史料學’,至少有糾正空疏之弊的作用,故曰于史學界有益。但有益的話往往也有不正確的,謂‘史學本是史料學’,同時自不能不承認史料就等于歷史。其實史料只可視為尋找歷史之指路碑,只可視為歷史之代表或片段的痕跡,卻并不是歷史之自身”。[4](P2)還有的學者認為史料只是一切關于歷史的材料,是在過去的社會中人類各種活動的記載;而史學卻是從對這些材料的研究中,去考察人類一切活動的規律,并指出可以為現在的人類社會進行指導與參考的地方。不僅史料不是史學,就是整理史料也不是史學。而且,除了史料之外,還有史觀、史論、史學研究方法都應該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二、以美術史料為美術史研究的歷史回顧把美術史料作為研究美術史的方法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早已盛行。美術史料大致可劃分為圖像史料與文獻史料。圖像史料主要包括美術作品和遺跡實物,文獻史料主要包括有文字記載的美術類著述。

在西方,很早就注意到對美術史料的運用。文藝復興時代,人們更多地是注重對文字文獻的利用。

18世紀中后期開始,西方學者認識到圖像在歷史研究中所具有的作用。19世紀西方史學的高度發展為美術史學的發展提供了先決條件,美術史學的發展主流或許可以說是實證主義的。科學的實證主義史學對美術史料的搜集、整理及解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著名美術史學家布克哈特曾作為蘭克的門徒、里格爾則師從蘭克的高足,他們都在處理史料方法方面受到過嚴格的訓練。

西方學者一致承認圖像是歷史文獻,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能比文字資料更直接、更可靠地反映歷史原貌。“只有當一位史學家開始真正地意識到視覺藝術也屬于歷史資料,并能夠有系統地利用它們時,他才能把他的研究建立在一個更加穩固的基礎之上,從而更加深入地調查和研究曾經發生過的事件,”[5]19世紀德國哲學家德羅伊申看來,“遺跡”和“資料”是我們可借以了解并認知歷史的兩種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