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福克納是美國20世紀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他的第十三本長篇小說《去吧，摩西》由七個相互關聯(lián)又相對獨立的短篇構成，其中的《熊》被認為是“福克納所寫出的最好的短篇故事”（Basset，1975:306）。在這部短篇故事中，福克納不僅繼續(xù)追溯其“約克納帕塌法”世系中南方大家族的歷史，而且對南方的森林荒野進行了充滿感情的描寫。

大多數(shù)批評家對小說中南方森林的重要作用沒有進行深刻挖掘，僅僅把自然當作南方宏大敘事的背景。羅伯特•潘•沃倫在其《考利的福克納》中聲稱，“對自然背景的生動描寫是福克納作品中給人深刻印象的特點”，同時“自然（《熊》中的森林）……提供了背景”（Bassett，1975：317-318）。R.W.B.路易斯在《威廉•福克納：新世界的英雄》中說，“荒野是故事主要情節(jié)的背景和主要演員的家鄉(xiāng)”（李文俊，1999：209）。福克納所處的時代離生態(tài)主義興起還有相當一段時間，他本人也說不上是激進的生態(tài)主義作家，然而自然在福克納的小說中不僅僅作為背景而存在。他對森林內(nèi)在價值和外在價值的探討，對人和自然關系的思考，對工業(yè)文明的質疑，都體現(xiàn)出偉大作家所具有的前瞻意識，和當代方興未艾的生態(tài)主義思潮有著精神實質上的同一性。本文將嘗試從生態(tài)批評的角度對這一作品進行解讀。

一、福克納生態(tài)思想的體現(xiàn)

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世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各種生態(tài)思潮風起云涌漸成規(guī)模。20世紀90年代生態(tài)批評成為文學研究領域新興的批評方法，它探討和揭示以往作家作品中自然和人的關系，“表現(xiàn)自然對人的影響、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自然萬物和人的聯(lián)系、人對自然的破壞、人和自然的融合等”（王諾，2003：5），同時像女性文學批評所做的那樣，對歷史上的被埋沒的作家進行重新發(fā)掘，對經(jīng)典的作品重新解讀，參與歷史的建構。福克納的《熊》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這樣一部需要重新解讀的作品。福克納通過人物刻畫，塑造了兩類對待自然態(tài)度相反的人物，探索了自然扮演的兩類角色———人類心靈和精神的教化者和人類文明的受害者。

福克納刻畫了兩類對待森林和土地擁有不同態(tài)度的人物———艾克•麥卡斯林、山姆•法澤斯和麥卡斯林•愛德蒙茲、路喀斯•布錢普及印第安酋長伊凱摩塔勃。艾克雖然是麥卡斯林家族第三代的繼承人，但是他自幼父母雙亡，真正教他成長的是大森林和山姆這個精神導師。大森林是艾克成長的“大學”（196），去森林中“一年一度向這頑強的、不死的老熊表示敬意的”（180）狩獵是教育過程中重要的一環(huán)。他十歲時殺死了一頭鹿，“他覺得自己長大到十歲時竟親眼目睹了自己的誕生。”（182）大自然教給他永恒的真理：“勇敢、力量、忍耐、榮譽、自豪、尊嚴、謙卑、憐憫、對生命、正義和自由的愛”（Budd&Cady，1989：3），而這些正是福克納諾貝爾受獎演說詞中所說的“人類昔日的榮耀”和“人類將永垂不休”的力量（李文俊,1980:255）。正是大自然賦予的品質使艾克能兩次拋棄象征權力的槍支，兩次去面對這頭有著人一樣名字的熊“老班”。第一次艾克放棄槍、指南針和表去獨自面對老班，第二次艾克扔掉槍冒生命危險從老班的身旁救一只狗。他的所作所為是和自然在精神上融合，是克服恐懼接受自然洗禮。而這一森林中的放棄預示著他成年后在糧庫和麥卡斯林•愛德蒙茲的談話以及對土地繼承權的放棄，不僅因為他發(fā)現(xiàn)了祖先的奴役奴隸的罪惡，更重要的是他意識到了土地不屬于任何人，對土地宣稱擁有所有權是一種僭越和對自然的褻瀆。因此，正如朱迪斯•布賴恩特•威登博格(JudithBryantWittenberg)所認識到的，“福克納的小說……是教育小說，自然環(huán)境在中心人物的成長過程中起了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Wagner-Martin，1996：63）。

山姆•法澤斯也是印第安酋長和黑人的后代，他是優(yōu)秀的獵人，繼承了印第安人對自然的認識。山姆和老班一樣是自然的象征，“是未受玷污而不可敗壞的”（177）。他獨自住在森林里，雖然貧窮但精神自由高貴；在象征著自然的老班被殺后，他也很快死去，與獵狗“獅子”和老班的一只腳掌埋在森林里完成了肉體上和自然融合的過程。

和他們兩人對待自然和土地態(tài)度相反的是麥卡斯林•愛德蒙茲，路喀斯•布錢普以及伊凱摩塔勃。麥卡斯林是白人開拓者和掠奪者文化的代表。在他看來，自然的存在就是為了被人類征服、擁有和利用。在糧庫中，他對艾克說，“當時這片地還是一片荒野，上面有許多野獸和比野獸更野蠻的人，而他清除了土地，把它變成一樣可以留傳給兒孫的東西……”，“他（指卡洛瑟斯•麥卡斯林）看到了機會，抓住了機會，買下了地，拿到了地，反正不管怎樣得到了地……可以傳給后人”（239）。森林和土地的價值是以人的需要為尺度的，因此人類可以占有土地，奴役荒野，肆意行使對自然擁有宗主權。這種人類中心的思想不僅存在于白人的頭腦中，還腐蝕了受他們壓迫的黑人和印第安人。路喀斯•布錢普把白人的占有觀內(nèi)化為自己的信念，變成一個貪婪的人；而伊凱摩塔勃違背了印第安人信念把土地當成自己的私產(chǎn)賣給白人，開始了自然被掠奪的歷史。

通過對這些人物的呈現(xiàn)，福克納對于自然的態(tài)度也逐漸清晰：人類是自然中的一份子，人類在自然家園中得到凈化，健康成長；對自然掠奪占有，是人類文明的弊病。而這些觀念和當代的生態(tài)主義思想很相似，如保爾•泰勒在其《尊重大自然》所闡明的：“人的生命只是地球生物圈自然秩序的一個有機部分。人的存在的一個最基本的特點，就是他是一個生物物種的成員。人和其他生物都起源于一個共同的進化過程，而且也面對著相同的自然環(huán)境。”（徐嵩齡，1999：35）人類和其他生物一樣是自然有機系統(tǒng)的組成部分，人類沒有對自然進行掠奪的特權。然而對導致人類控制自然、占有掠奪土地等行為的社會根源，福克納也深入思考，在小說中加以反思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