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學科傳統與主要問題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是“中國語言文學”所含的最年輕學科。它所要面對的基本問題，首先是從兩個方面延續而來。第一，西方所謂的“世界文學”，起源于歌德對“人類共同財產”的呼喚;由此他將“世界文學”區別于“民族文學”，并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世界文學的時代……早日來臨”。①后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又從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的“世界性”出發，提出“精神的生產”必然同“物質的生產”一樣，使“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為“公共的財產”，進而形成“一種世界的文學”。②按照朱光潛先生的說法，兩種“世界文學”的含義似乎大致相同，只是分別基于“普遍人性”和“世界市場”的觀點而已;③按照美國學者韋勒克(RenéWellek)的理解，歌德的“世界文學”則意味著“一個偉大的綜合體的理想”，“每個民族都在……一個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聲部”，而并非“放棄它的個性”。④由此立論的“世界文學”，無論是對物質生產之決定性作用的判斷，還是詩人式“普世主義”的理想，恰好都可以成為一種比較性研究的觀念基礎，卻與中國高校學科建制中的“世界文學”相去甚遠。從“世界文學”所曾經歷的學科歸屬就可以看出:它實際上是指中國學人視野中的外國文學，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高校中文系的外國文學教學和研究而已，因此才一度被“外國語言文學”學科所排斥。如果不能在漢語語境和理解結構中為“世界文學”提供恰當定位，其學術身份就始終無法得到真正解決。第二，“比較文學”(comparativeliterature)之說產生于19世紀的歐洲，后來形成了注重研究國際文學之間關系的法國學派，以及注重美學批評的美國學派。1954年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成立以后，各國比較文學學會也相繼誕生，比如法國(1954)、日本(1954)、美國(1960)、德國(1968)、加拿大(1969)、菲律賓(1969)、匈牙利(1971);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則成立于1985年。自此不斷有學者提及的所謂“中國學派”，也被逐漸歸納出一些基本特征，比如跨文化的東方立場、“執兩用中”的方法論原則、借助外來理論闡發中國文學的批評實踐等等。①從“比較文學”的上述發展看，無論法國學派還是美國學派的形成，都有相當明確的針對性，同時又始終沒有離開其文學或文學理論研究的總體線索。因此，盡管西方大學建制中的“比較文學系”遠遠早于中國，卻未必是什么“學科意識”的產物，而是更多地體現為一種超越學科的研究平臺，其基礎則在于更為開放的文學視野。正如美國學者勃洛克(HaskellM．Block)為“比較文學”作出的定義:“在給比較文學下定義的時候，與其強調它的學科內容或者學科之間的界限，不如強調比較文學家的精神傾向。比較文學主要是一種前景、一種觀點、一種堅定的從國際角度從事文學研究的設想。”②相對而言，中國學界的比較文學研究當其初始之時，也曾因其觀念之新、方法之新而振聾發聵，并對20世紀80年代的人文學術之復興起到過重要作用。③但是，也許因為我們過于熱衷“學科”和“學派”的建立，從而對“方法”本身及其“學科”獨立性的關注日甚，乃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比較文學”的根本命意及其應當為文學研究帶來的整體啟發。這樣，一方面是具體的“比較文學”研究實踐趨于萎縮，另一方面，勃洛克式的開放態度又引起中國學者對“比較文學何以成為獨立學科”的擔憂。其實，“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概念也許注定是關聯性的，對中國學人來說尤其如此。因為它不僅標志著一種“傾向”、“前景”、“觀點”或者“設想”，而且也表達著當代人文學術的內在精神;不僅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立身之本，也是文學研究之人文學價值的關鍵所在。

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學科命意和內在精神

理解已經是詮釋。在漢語的語境和理解結構中為“世界文學”定位，已經意味著一切外國文學研究都必然以“比較”的觀念為前提。在漢語語境中，任何純然的“×語語言文學研究”實際上都不可能存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之謂，在這一意義上特別強烈地凸顯出一種內在精神，其價值遠遠超越了那些學科之爭。擇其要者，至少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

(一)從“對話”到“間性”的意識

“對話”是“他者”的自然延續。“讓他者成為他者”既是一般對話理論的基礎，也正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學科起點。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所展開的“對話”，顯然不是要在不同文學之間清談什么“可比性”的問題，甚至也不僅僅是借鑒“他者”的經驗，或者論說所謂的文化多元。歸根結底，“比較”中的“對話”最終是要返諸己身，透過一系列對話關系重新理解被這一關系所編織的自我。其中最基本的意義，是“在他種文化的眼中，……更充分地揭示自己”，從而“相互豐富”。①這應當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之于“中國語言文學”整體研究的獨特價值。進而言之，“比較”與“對話”的更深層意義，還在于當代人文學術從不同角度所關注的“自我的他者化”(self-othering)②、“對賓格之我的發現”(Me-consciousness)③，亦即對“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的意識。意識到“我”具有主格和賓格、指稱者和被指稱者的雙重身份，意識到“主體”只是存在于一種對話關系之中，“對話”便成為起點而不是落點，“對話”也才能超越近乎托辭的“多元”，進入到“間性”的自省。其中所包含的自我批判，乃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不斷激活甚至重組人文學術的根本原因。因此，“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成果，往往并不是停留在文學文本的比較和分析，而是對“宏大敘事”(grandnarrative)和現代性神話的全面顛覆。

(二)“問題”對“學科”的消解

如果我們承認知識的內在精神也會成就一定的表達形式，那么曾經作為知識表達形式的“學科”概念必然要受到“他者”、“賓格之我”和“間性”意識的深層影響。這些意識在學科制度中的滲透，注定要帶來學科界限的消解和跨學科研究的形成。“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本身，就格外突出地顯示出一種“學科的間性”(inter-disciplinary)，亦即“跨學科性”。“學科”之由來，其實只是為了回應某種特定的社會狀況和精神活動。當曾經建構過某一學科的社會狀況不復存在或者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該學科的知識必然要被重組。在當代人文學術的研究領域中，學科界限的消解和學科專業的“問題化”趨向，或許正是當代社會對人文學術的最根本建構。這早已不只是一種理論的推演，而是確鑿的學術現實。作為一個最年輕的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格外鮮明地反映著當代學術的“非學科化”傾向。因而大量的“普遍性論題”和“公共話語”，常常都是首先進入“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研究視野，同時又不能為任何一個學科所獨有，也沒有哪一個學科能提供回答這些問題的全部概念和邏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之所以可能成為學科重構的典型，正在于傳統的學科分野已經無法限定它的論題范圍和研究領域。有學者直截了當地提出:曾經以學科方式回答過的種種問題，在20世紀以來又都成為了新的問題，并且是以非學科或跨學科的方式重新被提出。現代性進程一方面加速完成了“學科化”的知識建構，另一方面又激發了對“學科化”的反思性懷疑和批判。④就此而言，“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是與這一過程同步而且同構的。

(三)“弱勢”和“邊緣”的文化策略

沿著“他者”、“賓格之我”、“間性”及其對傳統學科界限的消解，也許可以大致描述“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學科命意和內在精神。其中的邏輯線索集中體現了當代人文學術的基本處境，其中所蘊涵的先鋒性和批判性也會再度回饋這一處境。因此，“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對文學比較和文本分析的超越，一方面使它代表著一種知識方式的重構，另一方面也由此而成為弱勢群體或邊緣文化“改變世界”并“閱讀自己的文本”⑤的直接手段。從這樣的角度考察“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我們會發現它所導致的閱讀活動注定要延伸為一種“弱勢”的立場。比如對文學文本的“歷時性”考察，幾乎必然會質疑“共時”的文化結構;“閱讀自己的文本”，幾乎必然會動搖“敘事”所編織的意義和秩序。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備受關注的女性主義寫作和后殖民主義文化，既通過敘事主體和語境的變換為“比較”提供了理論支點，又恰好借助于“弱勢的性別群體”和“弱勢的邊緣文化”向強勢文化及其“話語霸權”發出了挑戰。由此而論，“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也可以被表達為弱者的文化策略。這與“他者”的呈現、“間性”的意識及其對于“學科”的消解一樣，最終的根基和意義未必只限于文學文本和文學閱讀自身，而應當擁有更廣闊的天地。

三、“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研究趨向及可能空間

中國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曾有過相當迅速的發展，曾經聚集過文學研究領域的相關學科中一批最活躍的學者。然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張力、“學科意識”及其內在精神的沖突、理論旨趣和批評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的脫節，特別是較多存在于這一領域的“教材體”或程式化的寫作方式，都日益明顯地成為其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使“大旗號”下的具體研究難以深入。就此，研究者相繼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看法。其中所蘊涵的，正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未來趨向及可能空間。

(一)“比較文學”研究的人文學視野

“比較文學”被界定為“跨文化與跨學科的文學研究”①，已經是學界的共識;而中國學人所能展開的“世界文學”研究，實際上也必然會分有“比較文學”的基本性質。但是這一性質的真正體現，顯然不在于它能否保證“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獨立地位，卻在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潛在命意和人文學價值。換言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人文學視野，是其得以成立的邏輯前提，這必然與技術化、程式化的研究相互抵觸，也決定了它不可能被狹隘的“學科”歸屬所束縛。在近些年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領域，逐漸被問訊的實際上正是一些更具人文學意味的問題。比如從“文學間的對話”到關于“存在”的對話性意識，從母題、形象或者類型的異同到關于文化想象與文化身份的結構性分析，從文學與文化范式的梳理到關于“經典化”(canonization)過程的揭示。也許可以說，這些都將成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自然延伸。

(二)文學史研究的“批評史”視野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發展趨向，還將導致一種對于“外國文學史”的全新敘述。這一方面意味著“教材體”寫作必然被拋棄，另一方面也使文學史的研究必須被置于批評史的背景。西方學界借助不同批評方法處理同一文學作品的嘗試，便是可循之例。比如在美國出版的“當代批評中的個案研究”叢書中，《哈姆雷特》之類的文學經典都是根據心理分析學派、英美新批評、解構主義、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等典型的批評模式，得到多層面的讀解和描述，②從而使文學理論在文學作品的分析中展開，文學史又被批評史的線索激活。長期以來的“學科規范”和“教材體”敘述方式，不僅使“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研究難以深入，實際上也早已引起學生的反感。不久前有學生在互聯網上發表《〈機器貓〉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巨著》一文，淋漓盡致地發揮了文科的刻薄和想象，運用那些充斥于外國文學教科書的典型術語和分析模式去“解讀”日本人寫給小孩子看的連環畫《機器貓》，從而使這種“解讀”顯得非常可笑。而問題在于，我們之所以覺得它可笑，只是因為被解讀的文本并非“巨著”，也毫無崇高感可言，其實同樣的解讀方法大量存在于相關的“教材”、“研究”和“學術訓練”之中。有鑒于此，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背景下對“外國文學”進行重述，有理由成為我們的期待。

(三)文化研究的“跨學科”視野

在目前的文藝理論界，“文化研究”確實引起了諸多爭論。而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未來空間而言，它不僅注定是題中之意，而且可能會帶來“跨學科”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在“學科意識”遠不及國人強烈的西方學界，這恐怕已經沒有多少爭議。20世紀后期以來，在影響頗大的Polity出版公司“文學研究”網頁上，“文學研究”(LiteraryStudies)已經同“文化理論”(CulturalTheory)合并為一類，并開列出“文學研究與文化理論前沿書目”(thecutting-edgelistofliterarystudiesandculturaltheory)。這種所謂“文化轉向”的基本意圖，是要突破狹窄的審美中心和文本中心，將文學研究的范圍擴大到非審美的思想文化領域和非文本的一切文化對象。因此，西方的傳統文學研究越來越多地通過歷史文獻的鉤沉和文學文本的重讀，與解析歷史文化之成因、結構和趨向的“文化研究”相關聯，其中一些問題日益成為整個人文學領域備受關注的焦點。比如文學想象對文化身份的參與(Sex，LiteratureandCensorship，byJonathanDollimore)、語言結構對價值秩序的滲透(Language＆SymbolicPower，byPierreBourdieu)、文本重讀對歷史敘述的質疑(OutsideintheTeachingMachine，byGayatriChakravortySpivak)、文學詮釋對政治哲學的介入(HermeneuticsasPolitics，byStanleyRosen)、文學研究針對“全球化”潮流進行的反思(AnAnti-CapitalManifesto，byAlexCallinicos)、文學研究對“強勢文化”的批判(CultureandImpe-rialism，byEdwardSaid)等等。如何評價上述趨向的最終結果，當然還為時過早。但是我們或許應該承認:這一領域所發生的變化正在超越“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研究自身，悄悄地影響著“中國語言文學”的整體學術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