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識形態對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影響

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的傳播主要是指改革開放以后，國內翻譯界和海外漢學家翻譯介紹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少部分作品，國外廣泛接受的譯本大部分出自于漢學家。國外漢學界和中國文學不同步，他們的閱讀和我們落后于我們的創作5年左右。國外的漢學研究受意識形態影響，與中國政治、經濟影響不斷擴大和海外國家對中國的了解需求關系密切。在美國，漢學研究被稱為“地區研究”，美國的學術研究重視實用性，那些漢學家所從事的中國研究就是為現實服務、為美國利益服務。例如開創美國現代中國學研究的費正清，其研究受到美國政府的支助，目的是為美國制定對華政策做參考。當代中國文學是了解中國政治、思想、文化的材料，也是中國輸出文化影響力的途徑。20年來，“左派”學術是美國學術界的主流，“白種人優越”和“歐洲中心論”成為“左派”學者攻擊的對象，他們需要尋找歐洲中心之外的文化參照系，印度、非洲、中國就成了他們關注的對象，目前美國的中國文學研究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這個潮流之中。美國激進的學者對本土的學術主流進行反省和批判的同時，中國文學似乎提供了某種可能和支持，了解中國當代文學稱為海外漢學家的一種需求。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成為時代的主流，中外文化的交流遵循著一個規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會影響文化水平低的一方，低的一方比較容易成為接受者。中國目前國力充實、文化發達、科技發展迅猛，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提供了契機。中國在海外建立了上百家的孔子學院，可以發展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平臺。漢學家對中國文化軟實力提升的作用不可忽視，漢學是伴隨著中西文化的相遇和碰撞誕生的，漢學家的觀點必然受到當代思潮的影響。中國學術界與國際漢學界加強溝通交流，有利于海外人士了解中國當前文化思潮，提升文化軟實力。

二、漢學家與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

漢學家是指翻譯與傳播中國文化的外國人。漢學有數百年的歷史，但從事翻譯介紹中國當代文學的漢學家人數不多。中西文化的傳播并不對等，中國對西方文學的了解有數百年的歷史，而西方對中國文學的了解只有幾十年的歷史，這種了解的不對等，是許多中國作家所忽視的事實。也正是這種不對等，才使中國文學長久地被世界所忽視。中國當代文學譯介具有代表性的漢學家包括高本漢、馬悅然、顧彬、葛浩文等人。高本漢是瑞典最有影響的漢學家，曾經擔任歌德堡大學校長，對瑞典漢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的建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許多他教過的學生后來成為杰出的漢學專家，在各大學任教，其中比較出名的是馬悅然。馬悅然是諾貝爾文學獎18位評委中唯一精通漢語的漢學家。他翻譯了大量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名作：《毛澤東詩詞全集》、沈從文的《邊城》、王蒙的《綠化樹》、李銳的《厚土》、《舊址》等。翻譯編輯了《中國八十年代詩選》，其中包括舒婷、北島等“朦朧”詩人的作品。他還翻譯過中國著名詩人聞一多、卞之琳、艾青和郭沫若的詩歌。顧彬曾多次到中國演講?，F為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教授。顧彬用德文、英文、中文出版譯著、文學評論和文學史50多部，如《中國文學中自然觀的演變》、《中國古典詩歌史》等。他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及現代文學和思想史的研究。他翻譯過的作品主要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和《寒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以及文學專著：《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的婦女與文學》、《中國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等。在現實世界被各種文化偏見分割的時候，文學是最沒有隔閡和疆域界限的。文學接受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一方面要看文學作品本身，另一方面也要看接受的環境。葛浩文翻譯的，姜戎的小說《狼圖騰》在國外很受歡迎，因為它契合了當下人們十分關注環保、倫理等問題這樣一個大環境。莫言是海外漢學家十分關注的作家，其他在海外流行的作家還有余華、賈平凹、王安憶等。優秀文學作品，能夠展現出人類相同的情感和對真、善、美的道德追求。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能讓異國文化的民眾了解和接受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在經濟一體化的今天，文學作品的翻譯傳播對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互相理解至關重要。

三、中國政府應該重視漢學家對當代文學傳播的作用

漢學家站在世界文學的高度，以廣闊的文化視野，觀照并切入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譯介。漢學家最大的優勢是熟悉目標語文化和市場，對翻譯作品的接受人群把握準確。中國政府正抓住自身經濟對世界影響不斷提升的契機，發揮漢學家的翻譯優勢，讓更多的外國人通過中國當代文學了解中國時代的脈搏。中國政府應該在海外利用孔子學院，加強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宣傳和推介。同時在國內建立漢學家研修基地。2009年北京大學建立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為漢學家了解中國提供更多的機會。加強中國當代作家與漢學家的直接對話，也是一個重要的舉措。2010年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在京召開，各國漢學家和中國作家、翻譯家們一起，就當代中國文學翻譯的現狀與經驗、翻譯與漢學、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的傳播、文學翻譯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話題展開討論。中國當代作家提高自己雙語使用能力也是我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途徑之一。如果要創作出世界文學，一個作家首先要成為一個“世界主義”的作家，應該掌握多種語言（至少是一門外語），懂得各民族不同形態的文化，并通過多種語言來思考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