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洋務運動時期中國傳統紡織危機的產生和危害

“天子躬耕，皇后親蠶”。自古以來，紡織生產一直被作為統治階層立國的重要經濟支柱而加以保護和重視。在歷史上，中國是世界紡織生產的強國，一直到１９世紀初期，中國土法手工紡織品和傳統植物染料靛藍還大量出口歐洲。１８世紀，英國依靠機器紡織工業積累的大量資金和技術，完成第一次產業革命并迅速崛起。１８４０年英國侵華戰爭的直接導火線雖然是鴉片貿易，但實際上英國紡織中心曼徹斯特市資本家早就要求英國政府用武力打開中國紡織市場［１］鴉片戰爭后，洋商利用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低稅率和傾銷政策等手段，開始向中國傾銷機器紡織品，洋商用土布三分之一的價格將洋布賣給中國人民，舍土布而著洋布者比比皆是，并從沿海而逐漸及于內地。誠如鄭觀應所說：“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２］紡織品進口速度日增，進口的英國棉紡織品總值從鴉片戰爭前的白銀年４０余萬兩猛增至戰后的１　０００萬兩，到１９世紀中葉已達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萬兩，到９０年代初，棉紡織品進口總值竟達５　２７０余萬兩［３］，僅次于鴉片的進口數。同時期，印度的傳統經濟因遭到英國紡織品的巨大沖擊而衰敗，馬克思認為“英國的干涉則把紡工放在蘭開夏郡，把織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紡工和印度織工一齊消滅，這就破壞了這種小小的半野蠻半文明的公社，因為這摧毀了它們的經濟基礎；結果，就在亞洲造成了一場前所未聞的最大的、老實說也是唯一的一次社會革命。”［４］。在紡織繁盛之地江西撫州，一個傳統家庭婦女手工紡一匹布可賣兩千文，足以應付家庭日常花銷，而進口紡布，一匹只賣６００文，質量卻遠勝土布。到１８８５年，紡織品進口總值已超過鴉片占第一位，不僅大大沖擊中國傳統的土布生產，致使大量的手工紡織業破產，農村紡織勞動力過剩，白銀大量外流，傳統經濟遭到沉重打擊。

二、李鴻章的三上《織布局折》與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創建和發展

光緒八年三月初六日（１８８２年４月２３日），李鴻章上表《試辦織布局折》，對近代中國紡織面臨的危機和挑戰做了全面論述。為了保護中國機器紡織發展，奏折提出給民族紡織專營十年的優惠政策，對機器紡織產品，“如由上海逕運內地，及分運通商他口，轉入內地，應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關完一正稅，溉免內地沿途稅厘，以示體恤”［５］。這說明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清朝政府從一開始就從國家決策層面出臺一系列支持機器紡織的發展政策，奠定了近代紡織業發展關鍵的第一步。上海機器織布局創設于１８７６年，實際籌創始于１８７８年，１８９０年投產。由于李鴻章給予的特殊優惠政策和淮系要員楊宗瀚等人的努力，織布局開工后，營業甚盛，紡紗利潤尤厚。據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記）１８９３年５月１０日所記，織布局每月獲利達１．２萬兩，上海機器織布局創辦的非常成功。在李鴻章上奏《試辦織布局折》后，淮系官僚上海道臺合肥人龔照瑗呈請李鴻章奏準設立華新紡織新局，參與者有淮系幕僚嚴信厚等人，嚴信厚一直擔任總辦一職。由于上海機器織布局的成功，李鴻章為大利所誘，決定大規模擴充紡紗，遂令出使英國大臣薛福成速購新式細紗機百部，不料新機訂購未妥，織布局于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９日發生嚴重火災，延燒全廠，損失白銀７０余萬兩。該局被焚后，李鴻章并不氣餒，急圖恢復，光緒十九年十月（１８９３年４月）李鴻章又向皇帝上《重整上海織布局折》［６］，再一次提出采用機器紡織以敵洋布，并上奏積極推薦淮系洋務大將盛宣懷來經營。“謀始圖成，得人尤難”。盛宣懷果然不負鴻章期望，進行了大膽改革，為改變織布局的官僚氣息，盛宣懷按照李鴻章的意思，將局改廠，改稱“華盛紡織總廠”。盛宣懷雄心壯志，計劃華盛開１０家分廠，紗機３８萬錠、布機４　０００張，后來華盛實際在上海、寧波、鎮江等地開設了７家分廠，還控制因管理不善而經營困難的華新紡織局（后改華新紡織廠），到１８９５年紗錠總量實際約２１萬枚，布機２　３００臺。盛宣懷在華盛的成功極大鼓舞了李鴻章。光緒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年３月２８日，李鴻章乘熱打鐵，再奏《推廣織布局折》［７］，除向皇帝奏明上海機器織布局從建立到焚毀又到規復的情況外，又依盛宣懷之意，將華盛規劃的３８萬錠棉紗、４　０００張織機加上張之洞的湖北紡織局的２萬錠棉紗、１　０００張織機，共４０萬錠和５　０００張織機作為今后十年紡織行業的最高投產限額，加以保護。奏稿中還強調“將求種棉之法，徐圖紡織細紗原布，以期開拓利源”，以求棉農結合，更好地推動紡織生產。此時銀元貶值而英鎊升值，購買進口設備花費巨大，又擔心洋商自行在華設廠，與華民爭利。李鴻章憂心忡忡，奏稿中甚至出現“此臣所以日夜籌維，力圖振興，而不敢中止也”的緊張情緒。李鴻章的這篇奏稿上了不久，甲午戰爭爆發，戰爭的起因之一是日本新興紡織資本家要求掠奪中國原料、市場和在中國擁有開設工廠特權。由于李鴻章等人的努力。甲午前外資投資紡織業得到嚴厲控制，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簽訂，紡織產業保護條例自然失效，外資果然大量在中國設廠，中國初生的機器紡織業面臨外資紡織業的全方位圍剿，困難重重，中國近代機器紡織第一個發展階段告一段落。但毋庸置疑的是，李鴻章的以上三篇關于創建機器紡織的奏折在中國近代紡織發展歷史上具里程碑的意義。

三、淮系集團的努力促進近代機器紡織的全面進步

１．盛宣懷與“華盛紡織”

盛宣懷，江蘇常州人，長期擔任李鴻章幕僚。李鴻章苦心籌劃的上海紡織機器局由于一場大火毀于一旦，盛宣懷接受了李鴻章的任命，并按李鴻章“建廠開工，稗昭迅速”的要求，積極多方籌備。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０日，盛宣懷向李鴻章遞交了《規復機器織布局稟》，迅速處理好火災遺留問題，緊鑼密鼓地進行規復，成效明顯。１８９４和１８９５年華盛經營良好，華盛總廠及其在上海、無錫等地的裕源、業勤等七家分廠，是近代紡織業創始時代的代表企業。這些企業中的創辦者和經營者基本是李鴻章淮系幕僚人物，著名的如楊宗濂、楊宗翰、龔照瑗、朱鴻度等。

２．周學熙與“華新紡織”

周學熙（１８６６－１９４７），安徽東至人，李鴻章幕僚、清末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周馥的第四子，我國北方近代民族工業的奠基人，與南方實業家張謇并稱為“南張北周”，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帝國主義對中國出口減少，一時貨源緊缺，周學熙著手組織華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１９年正式成立，兩個月即獲利１０萬元；１９１９年３月至１９２０年２月計獲利１３７萬余元。此外，周學熙還先后在天津、青島、唐山等地建廠。天津華新紡織廠創辦后，對北方的棉紡織業起了推動作用，先后在天津建起紗廠５家，在濟南建起紗廠３家，奠定了北方紡織業的基礎，與日本壟斷資本進行了有力的競爭，既為國家挽回了利權，又打下了棉紡織業的基礎。１９１８年，周被任命為全國棉業督辦。他制訂《整理棉業計劃四條》，提出改良棉種、培養技術人才、成立棉業公會等措施，并成立了長蘆棉墾局，開始大規模植棉。

３．張謇與”大生紡織“

張謇，江蘇南通人，早期為淮西將領廬江人吳長慶和李鴻章幕僚桐城人孫云錦（后任開封知府）幕僚。１８９４年在南通設立大生紗廠，１８９９年投產。張謇注重棉花種植生產和機器紡織之間的關系，１９０１年建成通海墾牧公司，以棉紡織為核心建立了從棉花種植到機器紡織和紡織機械的大型集團企業，１９１３年，張任北洋政府農林工商總長，制定民族紡織保護條例。“大生紡織”是近代紡織第二個黃金時期的代表性民營紡織企業。

４．薛南溟與“永泰”絲業

薛南溟，是薛福成長子。光緒十四年（１８８８年）中舉，入李鴻章幕府。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時，他以候補知縣銜任天津縣、道、府三署發審委員會委員。光緒二十二年與周舜卿合資五萬兩白銀，在上海七浦路開辦水泰絲廠。由于注重工廠管理和工人技術訓練，重視產品質量，精選優良繭子，終于繅出“金（銀）雙鹿”牌優質白廠絲，在國際上聲譽日隆。至光緒末年，該廠已擁有４８０臺繅絲機，在廠職工１　０００余名。所產“金雙鹿”絲曾獲美國紐約萬國博覽會金像獎。薛南溟病逝后，其子薛壽萱努力經營，很快登上“中國絲業大王”的寶座。

５．陳惟彥與安徽裕中紡織

陳惟彥，安徽石臺人，１８８４年入李鴻章幕府，和張謇是兒女親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外國紗布進口銳減，陳惟彥產生在蕪湖創辦紗廠的想法。蕪湖當時是安徽最大通商口岸，交通便利，附近盛產棉花，具有發展紡織工業的良好條件。１９１６年，陳惟彥以振興實業為名，創辦裕中第一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向英國訂購機器，１９１９年投產，生產“三多”、“四喜”牌粗紗，揭開安徽近代機器紡織序幕［８］。

四、李鴻章創辦近代紡織的歷史價值

１．建設紡織工業的富國思想與近代工業化全面推動的不謀而合

李鴻章關于建設機器紡織工業的富國思想是在洋務運動中逐步形成的。洋務運動早期，李鴻章認為“洋機器于耕織、印刷、陶植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妙在借水火之省人物之勞”［９］，局限于采用機器紡織能夠節省勞力，提高生產效率的初步認識階段。后來逐漸認識到利權的爭奪關系重大，李鴻章認為“中國積弱，由于患貧”，而中國若不早圖變計，“以貧交富，經弱敵強，未有不終受其弊者”，反映了洋務派民富才能國強的觀點①。李鴻章在《試辦織布局折》中強調“臣維古今國勢，必先富后能強，尤必富在民生，而國本乃要益固”，更加鮮明地指出民富才能國強和興辦紡織業對于民富的重大意義。李鴻章在接觸西學的過程中，受到西方經濟價值觀念的影響，看到西方皆以工業立國而富強的事實。紡織行業本身能廣泛解決就業以利民生，產品又是大眾必需品，如銷售順暢便能迅速收回投資。發展機器紡織對洋務民用企業的采礦、鐵路、航運都有極大的推動，紡織還直接影響中國農村廣大的種植業，意義深遠。１８９４年，就在盛宣懷重建華盛紡織已有起色，李鴻章再奏《推廣織布局折》的時候，楊經、楊綸還建議盛宣懷開展機器印染，進一步完善機器紡織產業鏈以爭取利源，可以說近代紡織發展正按照正常的軌道在進行［１０］。在近代經濟史上，第一次產業革命就是從紡織行業開始而開創大工業時代，現代工業發達國家幾乎都是以發展紡織工業來積累資本以實現工業化。鴉片戰爭前，英國已經取代中國成為世界上紡織生產強國，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由于大力引進英美機器紡織而迅速完成初步工業化。李鴻章具有當時士大夫中少有的遠見卓識，力排眾議，大力舉辦機器紡織，還親自為紡織企業題寫廠名，對于紡織企業的財務、人事、商務等等方面事無巨細都親自過問，足見其對紡織發展的殷殷關切之心，無形之中在淮系幕僚中引起重大反響。當時社會上有識之士之中也對李鴻章的紡織建設成就高度認可的，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青年時期就曾上書李鴻章，贊賞李等洋務派“育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辟煤金之礦，立紡織制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先后輝映”。李鴻章之后，淮系幕僚相繼創辦了眾多的紡織企業，到１９１３年紡織工業在整個工業經濟中占了投資總額、廠數、從業人數三項第一［１１］。這些企業以“華盛”、“華新”、“裕中”、“裕源”為名，反映了洋務派希望積極通過興辦民族紡織工業以爭取國家利益而富民強國的思想，而當時紡織工業的實際進步也在客觀上促進了近代工業的全面發展，近代中國工業化似乎在這個節點出現了曙光。

２．實現紡織技術的歷史性進步

中國手工紡織歷史悠久，由于中國土布的價廉物美，一直到１９世紀初期都是出口的大宗商品，現代機器紡織的成果在中國并沒有得到體現，中國的手工紡織技術依舊頑強地生存，手工紡織生產由于中國勞力的低廉和機器紡織的刺激甚至在局部地區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現代紡織技術的革新自然無從談起。由李鴻章倡導的機器紡織工業，在紡織技術進步方面無疑是徹底的革新，其中淮系集團把持的上海機器紡織局是當時引進技術最成功的企業。中國第一批近代紡織技術力量開始出現，紡織技術得到飛躍發展。這種進步是一次性突破的，從現代機器紡、織、染技術引進的角度無疑是成功和低成本的，上海機器紡織局的機器甚至使用至上世紀９０年代的限產壓錠時代。自李鴻章倡導近代機器紡織以后，沿襲數千年的中國手工紡織開始逐步退出歷史舞臺。經過幾代紡織科技人才的努力，特別是解放后，新中國自己建立了獨立的紡織工業體系并加以保護，終于在２０世紀末完成機器紡織技術的趕超，中國成了世界第一紡織大國。紡織工業為中國工業化、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的生活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３．推進中國現代紡織基地的形成

淮系集團創辦的紡織企業在運營、產品質量等方面領先于當時其它洋務集團，湘系集團左宗棠在甘肅蘭州主持織呢局，經過兩年艱苦籌備和生產，其產品“幾乎完全不能出售”［１２］；１８８３年織呢局鍋爐爆炸，徹底停工。另一洋務主帥張之洞在武漢籌建湖北紡織四局，因籌款困難、資本不足、管理不善等原因，四局共欠款近１７０萬兩，企業衙門化，管理混亂，生產難以為繼，連年虧損。相比之下，從李鴻章籌辦上海紡織機器局一開始，就注意用人和籌款兩項辦廠要點，籌建初期，接連撤掉總辦彭汝琮和龔壽圖、龔彝圖兄弟，啟用馬建忠、楊宗濂、盛宣懷等洋務人才。在１８９３年上海紡織機器局毀于一炬后，李鴻章又力圖規復，體現了李鴻章對興辦機器紡織的高度重視和堅持，日后上海成了中國最大的紡織基地，紡織行業一直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始終是上海的第一大產業，為上海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之一做出彪炳史冊的貢獻，淮系集團在天津、青島等地也極力推動機器紡織的發展，形成了近現代中國著名的“上青天”（上海、天津、青島）紡織基地，推動了中國近現代工業化的發展和壯大，功不可沒。

４．啟示紡織工業和民生民富的重要關聯

李鴻章從民生和民富的角度大力推動現代紡織的發展，從結果上看洋務運動雖然失敗，但影響深遠，至今仍然具有許多現實意義。第一，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民生和就業一直為黨和政府重視。紡織業是我國單一用工最多的行業，紡織工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傳統支柱產業和重要的民生產業，也是國際競爭優勢明顯的產業，在繁榮市場、擴大出口、吸納就業、增加農民收入、促進城鎮化發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二，把紡織行業上游的種植、化纖化工、機械和下游的服裝、商業綜合計算，紡織業產值也遠遠超過現在時尚的一些高新技術產業。當２００９年金融危機發生以后，國內經濟受到影響，中國立即出臺十大產業振興計劃，紡織是較早提出振興的產業之一，可見其對于國家工業而言現在仍處于重要地位，不能輕視更不能忽視；中國本身的消費能力巨大，紡織產業完全可以借助技術升級實現產品的升級換代，滿足人們的消費需求，紡織工業是關系民生民富的重要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