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倡導理論與實踐結合，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美國著名教育學家杜威基于“教育即生活”而提出“學校即社會”的觀點，認為教育是一種社會生活過程，學校應具有社會生活的全部含義；校內學習應該與校外學習連接起來”。一切教學的首要任務：“在于培養靈敏、縝密而透徹的思維習慣”，“學習就是學習思維[1]。李毅之也認為“從做中學”要優于“從聽中學”，體現了知與行的結合，是現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在1951年6月5日的建校典禮上明確地提出湖南農學院的辦學宗旨：“建立一個新型的、正規的農學院”，培養大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農業建設人才，以迎接偉大的經濟建設高潮。“所謂新型的內容首先要貫徹理論與實際結合，達到教學做合一，絕不是過去學院式的，鉆在書本里能說不能做，要求同學們出校后，成為一個有理論、有辦法、能工作的技術干部。”為此，1951年6月5日李毅之主持第二次院務委員會，審定通過了《湖南農學院暫行規程》，第一章總綱中就明確規定：“本院以理論與實踐一致的教學方法培養掌握現代科學與技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級農林水利建設人才”，并為此提出“教學做合一”、“科學與政治結合”、“民主管理自覺紀律實行”、“團結”、“保健”、“競賽”、“批評與自我批評”、“教學研究”等政策，史稱“一大方針、八大政策”。同時在《湖南農學院暫行學則》中規定：“學生修業期滿并修完該系科所規定之課程及畢業所需之學分總數全部考試及格方準畢業報請經教育部發給畢業證書，如所定課程中有少數課程不及格得分配工作仍需自修補考及格后補發畢業證書”。為了保證教學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使學生學以致用，集中精神學好專業課程，學校采取了基本課程段和專業課程段二段教學制。規定“學生要按農業季節參加配合生產工作的實習，根據工作時數及成績給予學分”(1951年湖南農學院檔案：《1951年院刊第1期》)。為了使學生能在既有教育意義又有興趣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學習，并將學校里學習的理論與生產實踐中的知識緊密聯系起來，李毅之要求農林廳支持學校努力為學生創造“從做中學”的環境和條件。1951年春，農藝科的同學參加農林廳的良種推廣工作，森林科的同學結合實習參加了省林業局長衡段荒山造林，水利科的同學參加學院新地址的勘測和陡山灌溉工程建設，植保科的同學參加益陽竹蝗防治工作，農經系的同學參加農林廳的春耕檢查，獸醫科的同學參加耕牛防疫工作。通過廣泛的實習和社會實踐使理論教學更符合生產實際，幫助學生鞏固所學知識，掌握實踐技能。李毅之高度重視師生的思想改造，并與愛國主義、專業思想教育結合起來，要求學生不僅做一個研究農業高深學問的專門人才，還要成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為了使學校的辦學理念深入人心，逐步肅清單純的技術思想，牢固樹立無產階級的教育觀，于1951年6月即創辦《湖南農學院院刊》，以此為載體報道典型經驗，開展教育思想討論，獲得良好功效，使師生充分認識了農業與科學的關系、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深化了農業是國之根本的思想觀念，強化了愛農敬業的職業操守。1951年制訂的《湖南農學院同學愛國公約》也充分體現了他要求學生將愛國主義精神寓于刻苦學習之中的思想，其中第六條就提出“集中精神，抓緊課堂學習，搞好三位一體，平均爭取考試成績八十分以上”。(《1951年院刊第1期》)為了把學生培養成有人格、有骨氣、有抱負、有見識的國家棟梁，李毅之將四月確定為“愛國主義學習月”。1951年4月結合當時的“鎮反”和“抗美援朝”運動，學校分三階段組織“學習月”活動，李毅之院長在活動中親自作報告，分析國際形勢，激發師生愛國熱情。

二、重視制度創新，積極探索有效的治理機制

李毅之先生認為：“建制，這是達到正規化的基本工作”。為此，在他的領導下，1951年4月即由校部、教師、學生、工人共同成立了建制委員會，起草18部規章，其中《湖南農學院暫行規程》、《湖南農學院學則》、《湖南農學院院務委員會章程》在當年就頒布實施。當年建立的院務委員會制度對于當下高校內部管理仍不乏借鑒價值。當時依據院長負責、民主管理成立的院務委員會對學院大政方針擁有議決權、建議權。具體職權有如下五項：審查各系科、各教研組及各處教學或工作計劃；通過學院預算決算；通過各種制度和章程；議決有關學生重大獎懲事項；議決有關全院重大改革事項。原則上每月末五日內開一次院務委員會，各委員的提案應于每月二十五日前提交院務委員會秘書處編制議程。院務委員會需半數以上委員出席方得召開，需全體委員半數以上贊成方得通過議案。院務委員會通過的議案與院長意見不一致時得再行討論一次，如仍不能取得一致時，須呈報教育部批示。院務委員會由院長、副院長、秘書長、教務長、副教務長、總務長、圖書館長、各系科主任、工會代表4～6人、學生代表3人組成，院長為主任委員(1951年湖南農學院檔案：《1951年院刊第1期》)。這一制度安排是對建立社會主義的現代大學制度的一種有益探索。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是新中國建立初期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現代大學制度的核心是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大學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李毅之先生在理解和把握大學作為法人實體和辦學主體的權力和責任基礎上，努力探索大學自我約束、自我發展、自主辦學的機制，尤其是改進內部治理結構，初步建立了教師、學生、工友參與的大學治理制度，創造了秘書長、教務長、總務長為中樞的日常管理模式，對于改革當下機構臃腫、人滿為患、文山會海、日益行政化的高校內部管理格局具有重大借鑒價值。

三、尊師重教，高度重視師資隊伍建設

為了保證教育教學質量，李毅之領導下的湖南農學院尊師重教蔚為風氣。我國著名教育家竺可楨曾說：“一個學校實施教育的要素最為重要的不外乎教授人選，圖書儀器和校舍建筑。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實，最為重要”，“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視教授的人選為轉移，假如大學許多教授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以教育后進為無上職責，自然會養成良好學風，不斷培育出博學篤行的學者”[2]。建校初始，學院僅有來自湖南大學農學院和省立修業農林專科學校的78名教師，其中教授19人、副教授14人。李毅之深知師資建設干系重大，利用各種渠道，“銳意物色、招聘了一大批學者來校執教，并始終站在高度黨性和黨的原則立場上，愛護知識分子”(1991年《湖南農學院四十年》)。他堅持引進和培養兩條腿走路，至1952年2月，短短一年時間，學院先后引進了韓少琦、蔣蕙蓀、沈魯生、譚葆廉、宋邵、黃希素、方乘(兼任)、方叔平、陳以靜、陳宣理、胡煦華、龍康侯等知名教授和徐文征等一大批副教授(1952年2月《湖南農學院教師及職員登記表》)。引進的教授大都曾留學海外多年，如韓少琦留學法國巴黎大學2年，回國后在黑龍江、貴州等地多年擔任農場場長；宋邵、蔣蕙蓀在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分別留學3年和4年，沈魯生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留學2年，譚葆廉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留學4年……，他們理論水平高、研究能力強、教學實際工作和農業推廣經驗相當豐富，極大地促進了學科的建設和發展。這些學者魚貫而入齊聚湖南農學院，實為李毅之先生真誠辦學、禮賢下士、尊重知識和人才的善果。筆者在查閱歷史檔案時發現，當時李毅之先生的主要助手、擔任副院長的任水若受到行政記過處分，其主要原因就是他“違反國家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對待知識分子態度粗暴、傲慢無禮”。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李毅之先生站在高度黨性和黨的原則立場上愛護知識分子的態度（1954年湖南農學院檔案：《批準給任水若以記過處分的通知》）。同時學校還從校內外優秀大學畢業生、專業技術人員中選留了一批年輕師資予以精心培育，如劉鑫濤、朱先明、彭淡和、王鋤非、刁操銓等。到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前，學院教師達到120余人，正副教授達50人。雖然隨著1952年10月全國院系大調整，園藝、農經、土壤、植病四系并入華中農學院，農田水利并入武漢水利學院、獸醫并入江西農學院，譚葆廉、方叔平、陳以靜、黃希素等許多學者隨之離開了學校，但仍有裴新澍、李宗道、蔣蕙蓀、沈魯生、宋邵、徐文征、劉鑫濤、朱先明、彭淡和、王鋤非、刁操銓等一批學術骨干留在學校執教，成為享譽國內外的農學家、農業教育家，為湖南農學院后來的發展壯大和我國農業科學作出了巨大貢獻。

四、倡導科教興農，鼓勵結合實際開展科研及推廣工作

李毅之主張“技術與政治結合，技術與群眾結合”，他明確地提出“大學要積極主動地為地方經濟服務”的觀點。在他的領導下，學院1953年1月27日第七次院務委員會確定的農學院1953年教學工作大綱就提出：“全面展開實驗研究工作，依照米邱林生物學原理進行農林、畜牧、園藝的育種試驗工作，改造自然；舉辦豐產試驗；總結農民經驗，舉辦解決當前農業生產中的問題的試驗研究”。(1953年湖南農學院檔案：《第七次院務委員會議決事項》)當時雖然沒有專職研究人員，但每年都由學校安排一定研究經費。為了促進師生開展學術研究，學校成立伊始就創辦了《湖南農學院院刊》，并于1951年9月出版的第二期上刊登了周汝沆、周聲漢、蕭剛柔、陳敏仁、陳常銘、陳貞、胡今堯、羅潁之等分別撰寫的學術論文或研究報告(1951年湖南農學院檔案：《1951年院刊第2期》)。這無疑為1956年創辦和出版《湖南農學院學報》奠定了良好基礎。李毅之始終堅持教學、科研緊緊圍繞著湖南農業生產和經濟社會發展而進行。當然，在李毅之主政時期，學院工作重點主要是建校和教學工作，許多教授進行的一些科學研究大都是自發和分散的，但李毅之結合農業生產問題開展科學研究，以及技術與群眾結合的思想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在李毅之主政湖南農學院期間，他認真履行大學服務社會的職責，積極進行農業科技推廣工作。其主要形式之一是受湖南農林廳的委托開辦農藝、森林、農田水利、水文培訓班，向基層干部群眾傳授農業科學技術知識。學院《1953—1957年工作概要》提出，要每年開10個班，爭取5年培訓湖南省需要的10080名區鄉農業干部(1953年湖南農學院檔案：《1953—1957年工作概要》)。同時，學院堅持組織師生下鄉參加有關農業推廣工作，促進農業技術革新和普及。為了加強和改進科研和推廣工作，李毅之院長十分重視學院當時的東塘教學實習農場、望城黃泥鋪農場、長沙縣大山沖林場建設，農場場經費由農林廳撥付并獨立核算，配備有專職技術人員和工友若干人。農場為學生的實習與農場生產勞動、先進技術、新品種的引進和后續推廣提供了便利。綜上所述，李毅之建立新型的、正規的農業高等教育，培養德才兼備的農業建設人才，即既熱愛國家、熱愛科學、熱愛農業、熱愛農民，又有扎實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農業生產實踐經驗的專門人才的思想，對于今天的農業教育的改革和發展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