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在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個重要經濟理論學派。該學派秉承古典主義傳統，深信市場力量的有效性，認為如果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充分地發揮作用，就能夠很好地解決衰退、失業以及國際收支不平衡等一系列宏觀經濟失衡問題，如果沒有來自政府部門的干預，私人經濟將是內在穩定的。為證明市場的有效性，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們依據完全信息、理性預期和貨幣中性等來否定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或相機抉擇。一般來說，政府干預市場通常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種手段，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們對這兩種手段均進行了否定。對于政府的財政政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們通過“巴羅———李嘉圖等價”定理進行了否定。他們認為如果政府為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籌集資金，理性的個人將會預期政府將來一定會為彌補政策赤字提高稅收，他們就會減少當下的消費，而將一部分收入進行儲蓄，這樣政府雖然擴大了支出，而民眾卻減少了同樣的支出，因此，政府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對于貨幣政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們堅持古典兩分法和貨幣中性，認為貨幣只是蒙在實物經濟上的一層面紗，即貨幣決定價格，就業決定產出，貨幣對實際產出沒有影響。此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們還依據“動態不一致”(dynamicinconsistency)命題來質疑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即當政府出臺某項經濟政策時，可能會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由于時滯效應的存在，政策總是滯后于經濟形勢的變化，當政策出臺時，客觀經濟環境可能已經發生了改變，政府不得不考慮政策的再次調整;二是由于經濟環境的復雜多變，政策的力度也是一個很難把握的問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總是存在超調或調控不足的問題。據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們認為政府試圖干預市場、燙平經濟波動的想法實在是一廂情愿，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經濟波動，動態不一致問題的存在使政府政策的可信度大大降低。由此，他們得出結論:“聰明才智寓于廣大民眾之中，而非集中在華盛頓”①。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市場出清(marketcleaning)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內核，而理性預期、貨幣中性、動態不一致、彈性價格和彈性工資等假設構成了其理論的保護帶，而政策無效性命題則成為其自然而然的結論。

20世紀70年代面對西方國家普遍出現的“滯脹”現象，傳統的凱恩斯理論束手無策，面對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興起和質疑，新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了。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秉承了古典主義傳統一樣，新凱恩斯主義也繼承了凱恩斯主義的重要核心思想，或者說其理論內核是一致的，即都相信市場的不完全性，新凱恩斯主義的關鍵步驟是通過吸收貨幣主義、理性預期主義的某些思想，對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全新的詮釋，用粘性理論代替了凱恩斯主義的剛性學說，即新凱恩斯主義者通過調整其理論的保護帶對凱恩斯主義作了進一步發展，具體來說，新凱恩斯主義對其理論保護帶的調整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于產品市場的非均衡，新凱恩斯主義者通過引入菜單成本(menucost)、長期合同(long－runcontract)、信息不完全(non－perfectinformation)以及風險和不確定性(riskanduncertainty)等概念，從微觀層面證明了商品市場的非出清可以是一種持續狀態;二是對勞動市場的非均衡(失業)，新凱恩斯經濟學家們通過效率工資(efficiencywage)、內部人———外部人模型(inside－outsidermodel)、隱性合同(implicitcontract)和交錯合同(staggeredcontract)等理論證明了勞動市場的工資既不像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具有完全彈性，亦不同于凱恩斯所說的剛性，而是粘性的;三是對于金融市場的非均衡，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們引入了信貸配給理論(creditrationing)證明了金融市場的非均衡亦可以是一種常態。粘性理論說明，自由經濟并不能保證各類市場的瞬時出清，價格在調節供求關系方面并不總是有效的。在粘性條件下，當經濟面臨各類外部沖擊時，如果任由價格和工資自行調整達到新的均衡，且不說能否實現均衡目標，即使能夠達到新的均衡，這一過程也將是緩慢并且痛苦的。這時，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就能夠發揮積極作用，減輕社會的痛苦。

無論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還是新凱恩斯主義，其研究對象均是市場經濟，任何一種理論或者說學派的成長都離不開與競爭對手的碰撞和相互借鑒吸收。20世紀70年代末，理性預期主義的標志性代表人物羅伯特(盧卡斯提出了著名的“盧卡斯批評”(LucasCritique)①，盧卡斯認為宏觀經濟活動本質上是微觀行為個體的加總，而在凱恩斯的經濟理論中卻找不出任何微觀行為個體的影子，即凱恩斯經濟理論缺乏微觀基礎。這樣，一旦微觀經濟個體的行為或偏好發生了改變，宏觀經濟模型的預測就會出現系統性偏差。“盧卡斯批評”提出了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這一重要問題，并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宏觀經濟理論的微觀化，宏觀經濟理論與微觀經濟學的界線日益模糊，出現了一體的趨勢。對于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來說，個體的理性預期是其重要的理論基礎之一，因此，所謂的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問題主要是針對凱恩斯主義的，也正是在建立其微觀基礎的過程中，新凱恩斯主義逐漸發展和成熟起來。新凱恩斯主義者從市場缺陷出發，力圖通過考察這些缺陷條件下的最優化行為來解釋價格和工資粘性以及它們與失業和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承認貨幣在長期中是中性的，但是貨幣政策在短期仍然可以起到平滑經濟的作用。通過對比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基礎，我們發現前者比較適合于長期分析，而后者則更適用于中短期情況，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二者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有逐漸走向融合的趨勢。

經濟虛擬化:對主流經濟理論內核及其保護帶的改變

20世紀70年年代初，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人類正式進入虛擬貨幣時代，即貨幣的發行不再有相應的儲備要求，完全成為國家信用的一種表現。貨幣的虛擬化打開了世界經濟虛擬化的大門。所謂的經濟虛擬化我們可以將其定義為:以有價證券、金融衍生產品和房地產等為主要表現的虛擬資產，其種類和數量以及交易規模不斷膨脹和擴張，以虛擬資產為主要載體的虛擬經濟逐漸脫離實體經濟獨立運行，并且成為發達國家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運行模式的現象。經濟虛擬化深刻地改變了傳統的以實體經濟為主的經濟運行模式，并對主流經濟理論的內核及其保護帶形成了巨大沖擊，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具體說來，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考察經濟虛擬化的影響:

(一)價格是唯一的資源配置方式嗎?

主流經濟理論認為價格或者說是相對價格決定了資源的流向，在整個經濟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一般均衡理論正是通過找到一組價格來實現整個市場的均衡的。應該說在實體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時代，這個結論是沒有問題的，而在經濟日益虛擬化的今天，這一結論就不能完全成立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是兩套完全的經濟運行系統，對于實體經濟系統來說，邊際成本對于價格的形成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在實際價格形成過程中，實體經濟部門的價格一般遵循成本加成定價規律，而對于虛擬經濟系統來說，主要是人們的心理預期而不是邊際成本決定了價格，這對于虛擬經濟系統內的資源流動具有決定性影響。從微觀層面來說，當前越來越多的傳統制造業涉足金融領域，比如，對于美國三大汽車公司以及像通用電氣(GE)這樣的標志性傳統制造企業，其下屬的金融公司所創造的利潤已經占到整個公司利潤的半壁江山。2007年，美國華爾街金融性公司當年所實現的利潤占到了全美公司當年盈利的40%以上。從國際層面來說，對于國際貿易的產生和基本格局的解釋，不管是絕對優勢學說、相對優勢學說、資源稟賦學說，還是新貿易理論，這些理論的一個共同點均是認為是相對價格決定了貿易的產生和流向，但是我們看到當前的國際分工格局，本質上是美國憑借其發達的虛擬經濟系統從全世界吸取資源供其消費，使其已經高度虛擬化的經濟得以持續運轉，而這種格局與相對價格沒有關系。因此，隨著經濟虛擬化的深入，以預期為核心的虛擬經濟日益成為另外一種重要的資源配置方式，相對價格所決定的只是實體經濟部門的資源流向，其重要性在不斷下降。

(二)虛擬財富是真實財富嗎?

“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類產物從國外購進來的物品。”①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一開頭就明確闡明了其對國民財富性質和源泉的理解。對財富的追求是人類社會一切經濟活動的出發點，來源于古典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效用價值理論是當前主流經濟學認識財富本質的基礎，該理論認為某種物品的邊際效用越大，其價值就越大，其所代表的財富量就越大。長期以來，無論是新古典主義還是新凱恩斯主義對財富的認識本質還停留在實物階段，即財富是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反觀當前西方發達國家的家庭財富構成，我們發現以各類有價證券、不動產和金融衍生產品等構成的虛擬財富占整個家庭財富的比例持續升高，在大多數國家都達到了50%以上②。市場經濟本質是一種信用經濟，財富作為一種社會范疇，本質上所反映的應該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價值關系，而不是人與物的關系。虛擬經濟的出現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隨著市場經濟制度的不斷成熟和完善，信用逐漸成為價值關系或者說財富的核心。一方面，以信用為核心的銀行制度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財富的社會表現形式，以信用為載體的虛擬財富逐漸成為社會財富的重要表現形式;另一方面，虛擬經濟的發展使信用在廣度和深度上又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各類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就是其重要表現。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虛擬財富與有形的實物財富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因此，我們可以將財富定義擴展為:財富是能夠滿足人們心理需要的某種價值屬性，該屬性即可以是有形的客觀實體，也可以是某種觀念上的抽象存在。

(三)資本還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嗎?

對于經濟增長動力和源泉的探討是當前主流經濟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詹姆斯•托賓曾說:經濟增長是一個永遠使經濟學家們著迷和神往的問題，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從早期的哈羅德———多瑪模型、新古典增長模型，到后來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它們對經濟增長的估算實際上都是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假定技術給定，得出經濟增長率由勞動和資本投入的增長率決定。從實際情況來看，一國的勞動增長率在一定時期大致是穩定的，因此，經濟增長率主要決定于投資。而從當前的國民經濟核算的基本原理來看，要使總供給和總需求保持均衡，儲蓄必須全部轉化為投資，即儲蓄應該等于投資。因此，我們說在短期，經濟增長率取決于投資率，也可以說取決于儲蓄率。從美國的情況來看，該國是一個典型的具有超低儲蓄率的國家，1995年，美國的個人儲蓄率僅為5.7%，2005年至2007年這一數字則接近于零，1992年至2007年，美國年均實際經濟增長率達到3.2%，美國是如何在如此低的儲蓄率的情況下實現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的呢?顯然如果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邏輯我們找不到答案。長期以來，美國私人消費支出占其總產出的比例一直在70%左右，也就是說美國家庭部門的消費支出對于拉動美國經濟增長起頭至關重要的作用。根據陳志武的測算，美國家庭總資產約為73萬億美元，其中約有35萬億美元來自過去10年的價值增值，勞動收入年積累的儲蓄只有1.5萬億美元③。另外，2003年至2007年美國繁榮的房地產業由于價格的上漲而為美國家庭財富的增長貢獻了6萬億美元。家庭財富的大幅增長刺激了私人部門的消費，并拉動了經濟增長。因此，對于美國這種經濟已經高度虛擬化了的經濟體來說，拉動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力量，既不是勞動和資本，也不是技術，而是虛擬經濟發展的結果，這是一支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力量。

主流經濟理論與當前的金融危機

20世紀70年代西方世界出現的“滯脹”對經濟理論的發展以及不同理論學派之間的斗爭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79年和1981年英國保守黨人撒切爾夫人和美國共和黨人里根先后上臺執政，為解決失業和經濟停滯問題，他們分別采取了以私有化為核心的自由化運動，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古典主義開始復興，并在與凱恩斯主義的競爭中逐漸取得了優勢地位。20世紀90年代初，面對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轉型，為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哈佛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等機構的經濟學家們組成的咨詢專家為這些國家開出了以自由化、私有化為核心的經濟政策建議，并被采納，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所謂的“華盛頓共識”。面對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部分國家和地區的救援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開出了私有化的先決條件。經過這一系列事件，以自由化、私有化為典型特征的“華盛頓共識”開始在經濟理論界和宏觀經濟政策層面流行開來。從本質上來說，“華盛頓共識”就是古典主義經濟思想的重現，它堅信市場這只看不手的力量，試圖恢復薩伊定律。但是，從最后的政策實踐結果來看，“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自由化、私有化運動并沒有取得良好的效果，但這并沒有影響新自由主義前進的腳步。例如，格林斯潘曾擔任美聯儲主席達18年之久，對美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影響巨大，其一貫理念就是深信金融市場的有效性，認為如果市場中出現了泡沫，理性個體會形成準確判斷并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使泡沫和風險限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即理性個體的自利行為會產生一個高效運行的金融市場。但是，如果央行在不確定的情況下貿然采取行動，例如為戳穿資產泡沫而提高利率，就很可能帶來經濟的衰退。由此，他認為重要的問題不是如何預防泡沫的產生，而是一旦泡沫破裂，央行應采取何種應對策略，以避免金融市場的波動對實體經濟帶來過大的破壞性沖擊。而且，格林斯潘還進一步認為，金融機構通過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能夠實現股東和社會的長期利益，政府對金融市場的過多干預會窒息該市場的創造力與活力，進而會影響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正是秉承這一理念，美聯儲及相關機構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量的金融創新行為不但沒有采取任何干預措施，反而積極進行鼓勵。例如，1999年美國頒布了《銀行現代化法案》，廢除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實施的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分業經營的規定①，鼓勵銀行向全能型的金融控股集團方向發展;2000年的《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則取消了聯邦政府相關機構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2004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取消了關于投資銀行經營不得超過15倍杠桿比率的上限規定。21世紀初，隨著以互聯網為主要標志的“新經濟”的破滅，美國經濟進入了下行通道，為防止經濟的衰退，2001年美聯儲在一年之內就將聯邦基金利率從6%降至2%以下，與此同時，美國巨額經常性貿易逆差帶來了大量回流美元，這兩個關鍵因素使美國國內流動性異常充裕。以金融和房地產為主體的虛擬經濟部門的發展吸收了大量流動性，因此，并沒有出現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的大幅上揚，但是卻使得金融市場和房地產部門出現了“非理性繁榮”，特別是在金融創新的名義上出現的各類金融衍生產品層出不窮。金融創新的最初動力來自于對金融監管的規避和分散風險，但是，所謂的分散風險其實只是風險的轉移，即將個別金融機構或金融產品的風險轉移到整個社會，這反而加大了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并由“次貸”事件引發了整個金融系統的巨幅動蕩。因此，我們可以說，正是長期以來主流經濟思想在政策層面的實踐導致了這場被稱為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

經濟虛擬化與未來經濟理論的演化

經濟學的基本任務是解釋經濟現實，為經濟社會中出現的各種重要經濟問題提供理論解釋和相應的政策建議。某種政策要為經濟理論界和政府決策部門所接受，必須為政策主張提供相應的理論依據。因此，經濟學各學派的出現和發展大體上都要經過這樣的三部曲:新的經濟問題———新的政策主張———新的經濟理論及新學派的形成。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經濟思想，重商主義是伴隨著新大陸的發現和航海貿易的出現而出現的，當時的西歐商人從美洲運回大量黃金和白銀，新興的商人階級認為通過交換所獲得的金銀就是財富，一國要實現富裕就必須在貿易中遵循多賣少買、甚至不買的原則，這就是統治歐洲長達兩個世紀之久的重商主義思想。在重商主義思想的影響下，歐洲各國都積極推行海外貿易，積極扶持工場手工業，但是這一政策卻造成了這樣一個后果，那就是農業部門的衰落，這一現象在當時的法國表現尤為明顯，到頭來，人們不得不重新討論面包的問題，在這一背景下，重農學派出現了，該學派的核心觀點是農業部門是創造財富的唯一源泉，貿易和交換并不創造新的財富。18世紀發源于英國的工業革命深深地影響了人類文明的歷程，工業革命的出現使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使大規模的工業生產成為可能，堆積如山的工業產品國內市場根本無法消化，必須為新產品尋求海外市場。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了著名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系統闡述了分工、貿易和市場等對于促進國民財富的增加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奠定了以自由化為基調的古典經濟學的根基，斯密指出作為一只看不見的手，以價格為核心的自由市場機制可以實現市場的有效運行，即達到被后人所稱之為的一般均衡狀態。后來經過大衛•李嘉圖、托馬斯•馬爾薩斯和約翰•穆勒等人的不斷完善，古典經濟理論日臻完善，并成為指導市場經濟運行的主流思想。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所爆發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使以自由放任為核心思想的古典經濟理論面臨著嚴峻挑戰，面對高達25%的失業率和接近三分之一的產出下降，政府不可能再秉承“不干預”的政策了，此時，解釋危機并提出相應應對策略的凱恩斯主義取代了以充分就業為前提、篤信市場機制的古典學派而成為新主流經濟理論。20世紀70年代，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出現了滯脹現象，而對于標準的凱恩斯經濟理論來說，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是不應該同時發生的。在這一背景下，分別出現了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并且在后來的發展中，以自由放任為核心思想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取得了優勢地位。在經濟理論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條規律:隨著經濟問題的不斷出現和更替，新的經濟理論也會相應地不斷涌現，任何一個理論學派都不可能永久地處于主流地位，不可能成為永遠不倒的常青樹。

2008年9月，作為美國五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向法院申請破產保護，次貸危機演變成為整個金融系統的危機，面對美國國會議員們的質詢，格林斯潘對自己此前的政策理念進行了深刻反省，認為其在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所出現的三項重大失誤將會使其銘記終身:一是認為監管越少，市場就越有效率的意識形態令其惶恐不已;二是對其先前所信奉的金融機構的自利行為可以實現股東的長期利益這一理念發生了根本性動搖;三是認為已經流行了數十年的現有風險管控模式，甚至整個“智性大廈”(intellec-tualedifice)在此次金融海嘯的沖擊下徹底崩塌了。格林斯潘的反思值得我們深思，但是，如果我們對格林斯潘的反思再進行“反思”的話，我們就會發現格林斯潘反思的只是問題的表面現象，當前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以及其他發達經濟體經濟的過度虛擬化，而理論和政策層面均沒有跟上現實的發展。經濟理論的演化歷史告訴我們，作為一門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科學，任何經濟理論的重要突破一般都是來源于一系列重大經濟事件的發生。當前的主流經濟理論實質上還停留在對實體經濟運行的解釋上，作為一種新的經濟運行方式，虛擬經濟的崛起使我們在分析經濟現象時必須加入新的視角和緯度，可以預見經濟虛擬化將開啟經濟研究一片嶄新的領域。（本文作者：張國慶、薛華 單位：蘭州大學經濟學院、江西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