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小說適合兒童閱讀的題材內(nèi)容主要有勸世、愛情婚姻、人與異類的傳奇逸事異事、知己友情、諷刺現(xiàn)實等方面。而這幾方面的內(nèi)容，在蒲松齡的《聊齋》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現(xiàn)。從遠至神話傳說，近至清代初期的志怪小說中，都可以追尋到蒲松齡創(chuàng)作繼承前人的痕跡。今人朱一玄編輯的《聊齋志異資料匯編》一書列舉了一些材料，對《聊齋》部分作品進行溯源，涉及的《聊齋》篇目有１３８篇，［６］其中適合兒童閱讀、有益于兒童身心發(fā)展、可納入兒童文學范疇的作品至少有６３篇。蒲松齡“有意識地利用志怪形式，在幻奇的故事中表現(xiàn)社會生活和人生情感”，使《聊齋》在繼承傳統(tǒng)志怪兒童文學題材的同時也發(fā)展、突破了傳統(tǒng)，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繼承了傳統(tǒng)的題材內(nèi)容并更加豐富與全面

在適合兒童閱讀方面《聊齋》對志怪小說的題材內(nèi)容有繼承也有發(fā)展，使題材更加豐富與全面，從勸世教化和愛情這兩類題材即可見一斑。

１．勸世教化題材

傳統(tǒng)的志怪小說，很注重道德的勸諭，有不少作品適合兒童閱讀，并對他們進行人生啟迪。《聊齋》的兒童文學題材中，也有大量對世俗、人生勸諭、啟迪的作品，既受到志怪小說影響也有所發(fā)展。如東晉干寶《搜神記》中的《董永》，寫董永的孝行感動了天帝，天帝安排織女下凡幫助他。而《聊齋》的第一篇作品《考城隍》也寫仁孝感動關帝，孝子因此得以壽延侍奉母親。作品鮮明地提出“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的觀點，表現(xiàn)了蒲松齡推崇的是毫無功利、發(fā)自本心、出自真情性的處世方式，與兒童的處世方式不謀而合。晚唐李復言《續(xù)玄怪錄》的《魚服記》運用象征手法，諷刺了世態(tài)炎涼，而《聊齋》的《胡四姐》則進一步把那種官場中的炎涼擴展到家庭內(nèi)部。清初漲潮輯錄的《虞初新志》中的《義虎記》寫老虎亦懂仁義互助，以此諷刺那些不守節(jié)義之徒。蒲松齡筆下的《趙城虎》也是一篇老虎傳奇，老虎吃人后知錯能改甘心受罰，并為老嫗盡孝，具有更多的道德意味。《聊齋》在進行道德教化內(nèi)容方面，比傳統(tǒng)志怪小說顯得更為豐富，幾乎涉及各個道德和生活層面。如對惡習的勸誡就包括戒驕惰自大（《勞山道士》）、戒懶惰（《王成》）、戒心術不正（《畫皮》）等，《賭符》則是戒賭，《雨錢》則戒貪財，《秦生》戒好酒，《牛癀》是對私心的懲戒。傳統(tǒng)的志怪以較單純的情節(jié)與幻想使兒童明了故事內(nèi)容，從中得到啟發(fā)，《聊齋》兒童文學作品情節(jié)也較單純，但更注重通過生動細膩的生活化細節(jié)描寫，鮮明而富有個性且極富人情味的人物形象的刻畫，使枯燥的道德內(nèi)容得以傳神、形象地傳達，在潛移默化中感染著兒童讀者的心靈。

２．愛情題材

愛情是文學創(chuàng)作歷久常新的主題，人與神、鬼、異類之間的戀愛婚姻故事在志怪小說中就大量出現(xiàn)。其中有一些作品以簡明的情節(jié)、濃郁的生活情趣、真摯執(zhí)著的感情、奇異的色彩同樣能引起純真又向往美好事物的兒童讀者的興趣，能對孩子進行愛的啟蒙和教育。它們對《聊齋》愛情婚姻題材的創(chuàng)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如西漢劉向《列仙傳》中的《江妃二女》，是志怪小說中首次出現(xiàn)人神戀愛的一篇作品，［２］４２－４３寫天帝二女與人間男子的相慕相悅。魏晉時的《列異傳》中的《談生》，寫女鬼與談生結為夫妻，這是志怪小說中首次出現(xiàn)的人鬼婚姻的故事。［２］２５女鬼為睢陽王之女，談生只是一介寒士，這段婚姻頗有突破門第觀念的意味。唐代李朝威的《柳毅傳》寫落第書生柳毅義救受虐龍女，最終與龍女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緣。這些人與神、人與鬼的愛情婚姻故事，在《聊齋》中寫得更為精彩，表現(xiàn)形式也更為豐富。如《翩翩》，寫人間浪子羅子浮遇仙女翩翩，與之結為夫妻。羅子浮在翩翩的調(diào)教下一去浪子惡習，這使作品多了一份人間的溫情。《聶小倩》中，女鬼小倩被慷爽自重的書生寧采臣感動，與之相隨，最終小倩亦以真情打動了寧采臣，兩人結為夫妻。《織成》寫男主人公柳生愛慕洞庭湖神之侍兒織成，其才氣亦打動了洞庭君，后把織成嫁給了他。作品最后還附上柳毅的故事，可見蒲松齡是有意以《柳毅傳》為藍本創(chuàng)作這篇作品的。《聊齋》這些愛情作品比傳統(tǒng)志怪更注重豐富的細節(jié)描寫，并多了幾分平民色彩。除了人與鬼神之間的戀愛婚姻，《聊齋》還有不少寫人與其他異類愛情婚姻的作品，包括人與狐、花、木、鳥、魚、蟲等各種異類的故事，比傳統(tǒng)志怪小說更顯豐富多彩，如《花姑子》（人與香獐精）、《綠衣女》（人與綠蜂精）、《阿纖》（人與鼠精）、《葛巾》（人與牡丹花精）、《黃英》（人與菊花精）、《白秋練》（人與魚精）、《竹青》（人與烏鴉精）等。無論是哪種類型的愛情故事，在帶給兒童神奇的吸引力的同時也給他們帶來美好的精神向往。《聊齋》那些適合兒童閱讀的作品題材內(nèi)容總體而言比傳統(tǒng)志怪小說更為豐富全面，有利于兒童認識、感受豐富的生活。兒童文學在題材上也要求象成人文學那樣豐富多樣，以滿足不同層次兒童讀者的需求。蘇聯(lián)著名教育家馬卡連柯曾指出：“表面看來，可能會覺得，兒童文學中的年齡差異以及兒童藝術文學和成人文學的區(qū)別主要表現(xiàn)在題材、概念的名稱和內(nèi)容上。但是很難設想有哪種題材是不能寫給兒童看的。甚至愛情，普通兩性之間的愛情，也不能從‘兒童的’題材范圍內(nèi)拋開……”［７］長期從教的蒲松齡在這方面的確表現(xiàn)出一個教育家獨特的視角。在《聊齋》兒童文學類作品中，題材內(nèi)容幾乎涵蓋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給予了不同年齡層次的兒童以不同的需求和啟迪，這是對傳統(tǒng)志怪小說兒童文學題材的一個發(fā)展與超越。

繼承了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且更為強烈

傳統(tǒng)的志怪小說有大量兒童能讀懂感興趣的抨擊現(xiàn)實黑暗，批判貪官酷吏，反抗世道不公的作品，這對于《聊齋》諷刺世道不公，反映官場黑暗的兒童作品也有很大的影響。成書于春秋、戰(zhàn)國時的《山海經(jīng)》，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神話，這些作品可視為志怪小說的雛形。其中的《形天》，描寫了一位敢于與天帝抗爭的神話人物———形天的形象，他在“帝斷其首”之后，“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他的出現(xiàn)，為后世塑造敢于反抗權威的人物形象奠定了基礎。《列異傳》中的《干將莫邪》，寫干將父子對暴君復仇的決心。東晉陶淵明《搜神后記》中的《章茍》，寫農(nóng)夫章茍面對雷神的不公，敢于怒目斥罵，勇氣可嘉。這些作品中不畏強暴的反抗精神，在《聊齋》中得到了延續(xù)，而且表現(xiàn)得更為強烈，如《向杲》、《聶政》、《席方平》等均寫老百姓對豪強至死不屈的反抗。向杲化身為猛虎報復仇人，席方平歷經(jīng)陰間非人的折磨仍不放棄復仇的信念，這些形象頗有“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特點。志怪小說中有不少作品揭露了官場的黑暗，如南朝劉宋東陽無疑《齊諧記》中的《薛道詢》，寫薛道詢化為虎食人無數(shù)，后又化為人，還當了殿中令史，作品隱含了官如惡虎的諷刺意味。《聊齋》的《夢狼》無疑受到了《薛道詢》的啟發(fā)，寫白翁夢見了兒子的府衙是吃人的地方，官吏們都化作兇狠的虎狼，官衙里還有白骨如山，諷刺揭露的意圖更為明顯直接，批判也更為強烈大膽。由此可見志怪作品雖以奇幻的形式出現(xiàn)，但同樣具有直面現(xiàn)實人生的精神，這種精神在蒲松齡的《聊齋》也有鮮明的表現(xiàn)，而且更增添了一份批判的勇氣。如《促織》甚至把批判的矛頭直指最高統(tǒng)治者；《鸮鳥》則直接取材于作者生活的康熙乙亥年（１６９５）發(fā)生的事情，對長山縣令的貪婪擾民作了無情大膽的揭露，為百姓鳴不平。蒲松齡還在作品中增加了一些具有時代特征的內(nèi)容，如對科舉制度不公平的抨擊。在《考弊司》中，借對陰司考官營私受賄行為的諷刺，對現(xiàn)實中考官營私受賄進行抨擊；《司文郎》借一盲鬼僧的經(jīng)歷，諷刺考官有眼無珠、無德無才，致使有才華的文人黯然落第。《葉生》則為天下“文章憎命”、科舉之途淹蹇的讀書人鳴不平。這些作品已完全融入了蒲松齡個人的親身體驗在其中，因而揭露顯得更真實。《聊齋》這些“出于幻域，遁入人間”［１］２０９直面現(xiàn)實的作品以其鮮明的是非觀、相對單純而又曲折的情節(jié)吸引兒童的注意力，以強烈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感染兒童，幫助兒童讀者認識并直面社會與人生。

幻想更大膽神奇又有生活情趣

傳統(tǒng)志怪小說大都富于幻想色彩，這一特點在《聊齋》中也有很突出的表現(xiàn)，而且以濃郁的生活情趣更易引起兒童的閱讀興趣。富有幻想色彩的遇仙題材在志怪作品中常常出現(xiàn)。如東晉王嘉《拾遺記》中的《洞庭山》，開后世洞窟遇仙類故事的先河。［２］５８陶淵明《搜神后記》中的《袁相根碩》，也是寫洞窟遇仙。《聊齋》中也有不少遇仙故事，如《翩翩》、《絳妃》、《績女》、《安期島》、《粉蝶》等，都是寫凡人遇仙的，充滿神奇色彩。其中《絳妃》寫花神請秀才寫檄文討伐風神的故事，與唐代谷種子《博異記》中的《崔玄微》寫人遇花神、風神的故事有相似之處。《搜神后記》的《丁令威》則寫人成仙化鶴的故事，《聊齋》中的《白于玉》也寫一名叫吳青庵的書生遇仙得道化仙而去。這種遇仙故事，還有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是寫物得道后化為人，如《搜神記》中的《班狐》，是六朝小說中第一次出現(xiàn)較完整的狐貍變?nèi)说淖髌罚郏玻荩担春傋兊臅W多才。在《聊齋》中，這種變化則發(fā)展為花妖狐魅皆可化為人，而且他們都有非同常人的本事，幻想顯得更加大膽神奇，且這些形象在《聊齋》中變得“多具人情，和易可親”，［１］２０９在大膽的幻想中融入了生活情趣，讓孩子倍感親切。如《周三》中的老狐變?yōu)樽苑Q胡二爺?shù)陌装l(fā)叟，如常人一樣彬彬有禮。他的朋友周三也是一只有法術的狐仙，他以“虬髯鐵面，服褲褶”的形象出現(xiàn)。《柳秀才》中的柳樹神則化為“峨冠綠衣，狀貌修偉”的秀才，為縣令進獻御蝗蟲之策，這樣的神可謂充滿菩薩心腸。《黃英》中的菊仙黃英和她的弟弟看起來與常人無異，并善于以菊花經(jīng)商創(chuàng)造財富，且不以此為恥，頗具市民意識，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奇異的法術往往更能表現(xiàn)幻想的大膽、神奇。志怪小說中充滿奇異色彩的法術變幻對天真、好奇的孩子而言，具有極大吸引力。東晉荀氏《靈鬼志》中的《外國道人》即充滿奇幻色彩。外國道人不僅能吞刀吐火，且入擔中籠子里亦無增加重量，更能從口中吐出一女子與之共食。道人睡覺，女子也從口中吐出一年輕男子，并與之共食。后女子把年輕男子含回口中，道人醒，又把女子、食物、器皿含回口里。這一連串變化讓人目不暇給。《聊齋》中亦有法術神奇如此且表現(xiàn)更為大膽的作品，如《鞏仙》，鞏道人的衣袖大有乾坤，能幫助一秀才從袖中進入王宮與意中人相會。《寒月芙蕖》寫道士施法術居然使冬天的花園溫暖如春，湖面開滿嬌艷的荷花，奇妙的法術使大自然的變化穿越了節(jié)令順序，令人嘆為觀止。而《偷桃》一文，與唐代的《原化記》中的《嘉興繩技》、明代王同軌的《耳談》有許多相似之處，［６］１２－１７它從孩童的角度去看術人表演偷桃的戲法，細節(jié)的描寫更具體豐富逼真，上天偷桃的孩子被肢解后居然又復活了，讓人驚奇不已。還有些志怪作品反映了古人對宇宙的幻想，如西晉張華《博物志》中的《天河浮槎》，寫古人幻想乘浮槎上天，可見古人對宇宙是充滿好奇的。那是孩子似的好奇心。蒲松齡的作品也有這種對宇宙的好奇心，且表現(xiàn)得更細膩而生活化。如《雷曹》寫慷慨熱心的樂云鶴與雷神交上了朋友，雷神帶他到天上走了一遭，樂云鶴看見“有數(shù)十人，以器掬水，遍灑云間”，富有人情味的雷神便讓他盡情向家鄉(xiāng)播撒雨水滋潤大地。樂云鶴還看見“星嵌天上，如老蓮實之在蓬也”，他摘下一顆藏在袖中，而這顆星星竟是他一位去世的好友化成的。哪位孩子不曾對天上的云彩與星星展開過種種奇思妙想呢？蒲松齡結合人們熟悉的生活展開想象，既讓兒童感到親切有趣又滿足了他們豐富的好奇心。《聊齋》的幻想是全方位的，比傳統(tǒng)志怪作品更多姿多彩和富有趣味性。它的奇異幻想總是與現(xiàn)實生活有密切的關系，充滿生活情趣，亦真亦幻，與兒童愛幻想并常把幻想與現(xiàn)實相混淆的思維特點不謀而合，因此更易激發(fā)兒童讀者強烈的好奇心和閱讀興趣。

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

《聊齋》不僅繼承發(fā)展了志怪小說豐富的題材及現(xiàn)實與幻想色彩，而且在內(nèi)涵上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因而對兒童讀者更具啟迪性。友情在人生中不可或缺，兒童同樣需要友情，志怪作品有不少寫友情的佳作。如《靈鬼志》中的《嵇中散》，寫魏晉時的文學家、音樂家嵇康以琴會鬼友的故事。表現(xiàn)友情在《聊齋》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內(nèi)容。如《王六郎》、《陸判》寫人與鬼之間真誠的友誼，超越了陰陽兩界。《嬌娜》、《酒友》、《胡四相公》、《劉亮采》寫人與狐之間的友情，這種友情超越了金錢、名譽、地位、私欲甚至生死，更為感人，精神境界更高，能使正處于成長階段的兒童了解何謂真正的友誼，對他們具有啟迪作用。《聊齋》的愛情故事在精神境界上對傳統(tǒng)的超越更為突出。傳統(tǒng)的志怪小說有不少神奇曲折的愛情作品。《搜神記》中的《河間男女》，寫一癡情女子因所愛男子從軍積年不歸而病死。男子歸來，到女子墳前痛哭并挖墳開棺，女子復活，最終與所愛結合。《幽明錄》中的《胡粉女》，寫一癡情男子愛上了賣胡粉女子，在第一次約會時“歡踴遂死”。男子父母告官，胡粉女撫尸痛哭，男子復活，兩人終成夫妻。這種因愛而死，為愛復生的故事，在《聊齋》中寫得更為執(zhí)著動人。如《連城》，連城與喬生這一對知己為了愛生死相隨，不斷與不公平的現(xiàn)實（包括等級與婚姻制度）抗爭，執(zhí)著不屈，最終獲得幸福。這種執(zhí)著之愛的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是離魂追隨所愛。《幽明錄》中的《龐阿》，是志怪小說中第一篇寫離魂的作品［２］８０。石氏女愛慕龐阿儀容，以致在不知不覺中幾次離魂出現(xiàn)在龐阿身邊。《聊齋》也有寫離魂的，如《阿寶》，迂訥的窮書生孫子楚愛上了富家女阿寶，以致離魂追隨，后來更魂附鸚鵡，飛到阿寶的身邊。孫子楚的癡情使兩人終于結為夫婦。這種“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癡情不僅超越了門第觀念，與傳統(tǒng)志怪相比更具有反封建意義。而《瑞云》則寫賀生對瑞云的愛已不再停留在“男才女貌”的傳統(tǒng)層面，強調(diào)了“知己”之愛的重要。《聊齋》這些超越傳統(tǒng)的愛情描寫，使作品具有更真摯的情感和更高的精神境界，對兒童來說無疑具有強烈的感染力。《聊齋》兒童文學題材中人與異類的愛情故事，比傳統(tǒng)志怪更精彩感人。其中人狐戀故事在《聊齋》中很有特色，如《青鳳》、《嬰寧》、《狐妾》、《狐諧》、《小翠》等。蒲松齡筆下的狐女，大多美麗可人，秀外慧中，如孩童般毫無矯情，不受人間禮法的約束，甚至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環(huán)境中能撐起一片天空，不是男性的附庸，具鮮明個性，形象清新。《聊齋》那些寫人與花妖狐魅的愛情故事中的異類大多為女性，她們常常有情有義、通情達理，對愛情的追求執(zhí)著專一，甚至敢作敢為，與傳統(tǒng)志怪中異類化成的女性形象相比顯得更富有個性與追求。這些美麗動人的愛情故事，表現(xiàn)作者美好的愛情理想，不僅能感動成年讀者，同樣因其奇幻、美麗的色彩和真摯感人的精神境界也能打動兒童好奇、敏感、純真的心靈，豐富他們的精神世界，啟迪他們成長。而反映現(xiàn)實題材的作品，如上文所言，《聊齋》的表現(xiàn)比傳統(tǒng)志怪更為大膽直率，更富有現(xiàn)實主義精神，從中啟迪兒童學會直面人生，這使它更具教育價值。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自序》中曾說：“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篇。……集腋成裘，妄續(xù)《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可見蒲松齡寫《聊齋》，一方面緣于對志怪作品的鐘情，另一方面是要通過志怪的奇幻形式，寄托自己的孤憤。傳統(tǒng)志怪小說中蘊藏的兒童文學因素，啟迪了《聊齋》的創(chuàng)作；而長達四十多年的教書生涯，也使蒲松齡對兒童有了更多的關注，為兒童文學題材創(chuàng)作提供了靈感，并發(fā)展了志怪小說的兒童文學因素；同時，晚明李贄的“童心說”，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清初的蒲松齡，他常以真性真情與真心看世界，［８］這種與兒童相近的處世方式，使《聊齋志異》超越了傳統(tǒng)，對兒童充滿了非同一般的吸引力。（本文作者：何敏怡 單位：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基礎教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