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經濟增長階段分析

(一)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兩個階段

從經濟增長的歷史來看，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經歷了規律性的演變。Kuznets(1971)對經濟增長中主要指標的變化趨勢進行了歸納總結，概括出了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從初級階段轉到高級階段的一般程式化事實。本文應用了經濟增長核算檢驗方法(Chow，1993;Heytens＆Zebregs，2003)，建立由勞動和資本作為主要生產要素的總量生產函數，以度量投入對產出的貢獻，其中不能被投入增長所解釋的殘差，則被稱為“全要素生產率”(TFP)，用來衡量技術進步，表示投入保持不變時的產出增長。假設一個規模報酬不變的總量生產函數:Y=AF(K，L)其中，Y、K、L、A分別為時間t時的產出、資本存量、勞動、技術水平。生產函數對時間t求導，所有項除以Y得:G(Y)=G(A)+αG(L)+βG(K)式中G表示變量的增長率，α為勞動生產彈性，β為資本生產彈性，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彈性的和等于1。左右兩邊減去G(L)并整理得:G(Y)－G(L)=G(A)+bG(K)－βG(L)在很小時間的變化下增長率的差可近似為差的增長率，上式可以近似為:G(Y/L)=G(A)+βG(K/L)即G(A)=G(Y/L)－βG(K/L)Abramovitz(1993)應用了上面的方法分析了美國1800－1966年的經濟增長數據。美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第二次工業革命成功之前，即1800－1890年間，資本收入份額呈上升趨勢，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小于資本勞動比率增長的貢獻，同時資本勞動比率大于勞動生產率;而在經歷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后，美國的經濟走向成熟，1890－1966年之間表現為資本收入份額下降，全要素生產率和貢獻率都呈現出上升趨勢。可見，美國經濟增長歷程符合Kuznets(1971)總結出的階段規律，在工業初期增長依靠資本表現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后期增長依靠技術表現出收入分配的均衡化。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經濟體都能成功地從初級階段轉變到高級階段，如蘇聯就陷入了初級階段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沒有轉變到高級階段(Ofer，1987)。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否符合這種規律性的轉變，以及能否走向持續發展的道路呢?我們應用上面的增長核算檢驗方法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加以分析。

(二)變量說明與數據處理

產出Y選用國內實際生產總值，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3》公布的1978－2012年名義GDP和基于1978年不變價格的GDP指數，可以計算出以2000年不變價格的實際GDP。計算公式如下:各年實際GDP=92214．6*各年基于1978年GDP指數/759．9勞動L選用就業人員總數，為了與GDP流量概念一致，需要對統計年鑒公布的年底就業人員總數與上一年人數進行算數平均，從而得到年中就業人員總數。資本存量K的估算普遍采用的是永續盤存法，具體公式如下:Kt=It/Pt+(1－δ)Kt－1其中，Kt表示t期的資本存量，It為在t期時以當期價格計算的投資額，Pt為t期的價格指數，δ表示折舊率，Kt－1表示上一期的資本存量。用統計年鑒中的新增固定資產來衡量當期投入生產并對產出有貢獻的投入It。衡量價格指數最合適的指標是統計年鑒1991年起開始公布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這樣1990年以前的指標只能用其他的價格指數來替代，本文采用投資隱含平減價格指數來替代1991年以前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至于折舊率，則沒有很好的衡量方法，統計年鑒中指出目前我國還不具備對固定資產進行重估價的基礎，只能應用規定的統一折舊率。鑒于此種情況，本文采用了Holz(2006)的估計方法，設Kt=Kt－1+ItPt－It－其中，λ表示資本在λ年之后退出生產，在Holz(2006)的設定中λ=14，這樣的假設避免了引入固定折舊率所帶來的誤差。根據這種方法本文計算出2004以后的資本存量。在模型中資本收入份額與勞動收入份額的和為1，因此計算出了勞動收入份額也就知道了資本收入份額。本文采用李賓(2009)的方法來計算勞動收入份額α，具體思路是分別計算出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的收入，然后加總再除以當年的名義GDP。農村的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其他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運用以上數據和方法對2007年以后的時間序列加以補全，結果見表3。

(三)結果分析

將得到的數據帶入增長核算公式中可以求出全要素生產率結果。本文將中國經濟根據實際情況分為幾個階段，應用上面計算出來的結果將每個階段的數據進行平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經濟的轉折點，從此走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道路。1979年設立經濟特區，1982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些都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與之相對應，1984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達到第一個峰值;1985－1988年間，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業改革啟動，全民所有制小型企業可積極試行租賃、承包經營，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從而促使商品經濟迅猛發展，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同期的全要素生產率持續增長;1989－1991年間，是我國經濟改革的僵持階段，全要素生產率出現衰退，在1990年跌至谷底;1992－1995年間，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加速了改革開放，對外貿易全要素生產率直到1994年都保持在較高水平，全要素生產率的相對貢獻上升到60%左右，不過隨后呈現出下降趨勢;1996－2000年間，受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一直在下降并在1999年降至一個谷底;2001－2006年間，2001年我國加入WTO后，全要素生產率顯著回升，并保持相對平穩的增長;2007－2012年間，隨著北京申奧的成功，大量基礎設施的建設，拉動了新一輪的資本投入，資本勞動比率大幅度超出勞動生產率，從而使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降為負值，同時相對貢獻率降至最低。改革30多年來，總量生產函數中的全要素生產率隨著政府政策的變化而起伏，但沒有使經濟持續增長，這說明改革中政府的產業政策對經濟增長只起到一次性推動作用，而隨著改革空間變小對經濟的影響也逐漸變弱。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勞動生產率、資本勞動比率逐年遞增，而資本產出比率則先上升然后下降，近年來又呈現出上升趨勢，全要素生產率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按照Kuznets(1971)的評價標準，中國經濟先從初級階段轉變到高級階段然后又轉回到了初級階段，而在中國的高級階段期間即1985－1995年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只達到60%并沒有達到像在美國高級階段中的80%左右，從而表現出一種混合類型的增長模式。下面本文解釋這種增長方式形成原因以及指出轉變到高級階段的增長方式。

二、經濟增長現狀成因及轉變方向

技術進步來源于自主創新和技術引進，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量引進和借鑒發達國家的技術，這種技術是發達國家在面臨勞動力資源稀缺的情況下研發出來的，屬于資本偏向型技術進步。所謂的資本偏向型技術進步最早由Hicks(1932)提出，指的是在特定的資本勞動比率下能提高相對于勞動邊際生產率的資本邊際生產率的技術進步。下面就即于這種偏向型技術進步的視角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現狀以及說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方向。

(一)資本偏向型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初級階段

假設一個單位等產量曲線i，該曲線表示生產單位產量時所需要的勞動和資本投入的組合軌跡。它可以表示為F(K，L)=I，對兩邊取導數得FKdK+FLdL=0，即FL/FK=－dK/dL。也就是說，勞動和資本邊際生產率的比率可以用與等產量曲線i相切直線的斜率來衡量。由資本偏向型技術進步的定義可知，隨著這種技術進步的推進，FL/FK將下降，這可以由圖1中過b點切線的斜率小于過a點切線的斜率來表示，這樣資本偏向型技術進步就如圖1中i曲線的非平衡移動所示，其特點是K/L比率越大，技術曲線向原點移動的距離越大。從中國經濟增長數據可以看出K/L逐年遞增，而在技術不變的情況下隨著資本投入的增加，資本的邊際產量會下降從而導致資本的價格下降。當發生資本偏向型技術進步時，這種技術進步會提高資本的邊際產量從而阻止了資本價格(γ)相對于勞動價格(ω)的大幅度下降，在工資與租金比率不變的情況下，隨著資本偏向型技術進步中國的經濟由點a移動到新的均衡點c，資本勞動比率由OA上升到OB。因為K/L增加而ω/γ不變，可以推出γK/ωL增加，即資本收入份額增加而勞動收入份額減少，根據增長核算的公式可以看出隨著資本收入份額的增加全要素生產率會下降。可見，在資本偏向型技術進步下，經濟變量的變化趨勢符合中國經濟增長在初級階段中經濟指標的變化，初級階段的增長模式雖然是經濟增長的必要過程，但是需要及時地轉變來實現可持續的增長。正如本文下面將要證明的，合理的經濟增長方式是要結合中國的資源稟賦，充分利用中國勞動力的優勢，通過由勞動力與技術相結合的勞動偏向型技術進步來實現向高級階段的轉變。

(二)勞動偏向型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高級階段

勞動偏向型技術進步被定義為在一定的資本勞動比率下，使勞動邊際生產率(FL)相對于資本邊際生產率(FK)增加的技術進步，即FL/FK會變大。如圖2所示，過b點切線的斜率大于過a點切線的斜率，這種技術進步曲線的特點是資本勞動比率越小向原點移動的距離越大。從圖2可以看出當工資與租金的比率不變時，K/L將會變小，即γK/ωL下降，也就是說勞動偏向型技術進步會誘使勞動收入份額增加，而這正是中國走向高級階段所需要的。但從發達國家的高級階段中，我們可以看出工資與租金的比率呈現增長的趨勢，當工資與租金比率從(ω/γ)0增加到(ω/γ)1與勞動偏向型技術進步同時發生時，經濟均衡點從a移動到點c，資本勞動比率K/L由OA上升到OB。在偏向型技術進步下由于替代彈性小于1，即使資本勞動比率K/L上升，也會導致資本收入份額下降和勞動收入份額上升，根據增長核算公式可以推出全要素生產率也會上升。可見在勞動偏向型技術進步中經濟變量的變化趨勢與發達國家在高級階段的變化趨勢相一致。如果中國采取這種技術進步，則可以在充分利用人力資本優勢的同時，避免收入的不平均和巨大的能源消耗來實現可持續增長。

(三)利用誘致性技術創新促進技術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引用發達國家的技術，然而使用這種由發達國家開發出來的利用資本而節約勞動力的技術，會使資本收入份額上升，收入不平等加劇。為了避免這樣的危險，努力使引進的技術合乎中國的資源稟賦條件是必要的。通過開發或改進適宜的技術，不但不會犧牲經濟效率，而且能促進效率和平等。這種適宜技術可以通過誘致性技術創新來開發出來(速水佑次郎，2005)。圖3反映了典型的以引進技術為基礎的經濟增長類型，其中，i1是由發達國家開發出來的符合相對資源稀缺性的適宜技術，是從創新可能性曲線I所包絡的許多單位等產量中選出的，使發達國家在高工資利率比率Pd下生產成本最小化的單位等產量。當中國引進這種技術進步時，生產點從a移動到b，資本勞動比率提高(從直線OA到直線OB)，資本收入份額增加。此時中國就可以通過開發像i2這樣在c點上與I相切的等產量，使生產成本最小化。在資本勞動比率為直線OB的斜率時，均衡點移至c，這一點上的均衡工資利率比率就是直線P2的斜率，它大于直線P1的斜率。因此，隨著技術從i1變到i2，勞動收入相對資本收入增加了。根據誘致性創新理論，因為技術i2比技術i1更有效，所以技術i2會在追求最大利潤的私有企業家的努力下開發出來。然而中國私人企業家用于研究及開發的投入有限，同時受要素市場和制度的制約，所以單靠私人資本家很難開發出像i2這樣的技術，這就要求政府和市場共同努力。

三、結論

通過經濟增長核算驗證方法，我們發現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尚處在資源消耗大、增長依靠資本投入、收入不平等的初級階段，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主要是依靠人口紅利獲得了高速的發展。目前，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消失，很難再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依靠資本投入也不能再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我們的研究發現，只有通過技術進步才能使經濟增長方式由初級階段轉向高級階段。這里的技術進步指的不是單純引進發達國家的資本偏向型技術，而是符合中國要素稟賦的勞動偏向型技術進步。要想獲得勞動偏向型技術進步可以依靠誘致性技術創新來實現。誘致性技術創新主要依靠知識創新和技能培訓，而知識創新和技能培訓又依賴于受過深度教育的高級人才。由于深度教育的回報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學生將所學的知識轉化為技能會需要很長時間，開發出廣為應用的技術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這就造成教育短期回報率低的現象。因此，我們需要增加教育與科研的投入。不能抱有短期內獲得教育投入回報的期望，必須做好長期的準備。在教育內容方面不僅要增加一般高等教育的投入，還要增加職業教育的投入，這樣才能充分利用中國的人力資源稟賦使投入更有效率，維持經濟長期持續增長。此外，我們要加快以市場為導向的基礎性改革，包括要素市場改革和完善產權制度。由于中國政府對銀行業的壟斷，目前的要素市場存在著嚴重的定價扭曲現象，導致資本價格偏高，而相對于高昂的資本價格，技術型人才的市場定價偏低，這在源頭上導致了不重視職業技能的提高。而深度教育的社會回報率則更是被嚴重扭曲。因此，由市場的供求來決定要素價格的要素市場化改革勢在必行。同時，政府還要加強產權保護，完善專利制度，這樣才能有效地保護誘致性技術創新的成果，創造良好的環境鼓勵技術進步與勞動力的有效結合，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從初級階段轉向高級階段，進而保證經濟增長的持續性。

作者：張云輝 王天堯 單位：哈爾濱理工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