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學哲學對經濟學科學性的影響

1.邏輯主義科學哲學對經濟學的影響———經濟學的數學化

邏輯主義學派包括以石里克、卡爾納普等為代表的邏輯實證主義和以波普爾為代表的證偽主義。邏輯主義認為，理論的科學性體現為三方面:一是理論結論應為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普遍標準;二是理論僅憑邏輯理性和經驗事實推出;三是理論可以被證實或證偽。這種思潮影響了20世紀的經濟學發展，并進而支撐著經濟學的科學性標準，即經濟學能夠提供一個超越文化、制度、國家、歷史的分析結論，并且結論可以得到驗證。經濟學為使其結論具有科學性，效仿物理學分析范式，分析方法趨向于數理化和計量化。一方面，經濟學運用數學工具，使得其理論在概念、假設和公理的基礎上，通過演繹的方法得到普適的結論;另一方面，經濟學運用經濟變量的統計數據，設定計量模型，以檢驗現實經驗是否與經濟理論模型結論一致，使得結論具有可檢驗性。20世紀的經濟數理化主要體現在凱恩斯的總量研究，計量模型多為以凱恩斯經濟學為基礎的大型宏觀計量模型，這類模型的參數值，如偏好、稟賦多為外生假定值，模型包含的因素為沒有微觀基礎的外生假定變量，沖擊主要是不隨政策、時間和環境變化的外生性沖擊。邏輯主義存在自身難以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現為邏輯主義分析問題的起點是確定無疑的經驗事實，而現實中這種觀察事實是不存在的。歷史主義學派的漢森提出“觀察滲透理論”，即個體的觀察視角會受到理論的塑造，因而不存在絕對客觀的觀察事實。庫恩通過對科學史的研究認為，邏輯主義通過對命題的零星證明并不能把握理論發展的復雜性，唯有將理論看做“結構”才能理解理論的發展。庫恩認為科學的進步，是因為該領域的科學家共同體由一種理解范式轉換成另一種新的范式，由于沒有客觀標準來判斷不同范式的優劣，因此，每個理論的發展不一定通往真理方向。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布勞格“考察了在新古典經濟學和邏輯實證主義之間的可怕聯盟，認為實證主義是一種偽科學，新古典經濟學必然跟著它一起墮落:可分離性的實證主義論題一方面認為事實和價值可以分離;另一方面認為事實和理論可以分離，這種論題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所有的事實都是裝滿理論的，而所有的理論都是裝滿價值的。他們認為一個更合意的認識論能在理性主義的基礎上建立，意思是已經表明了存在一個康德主義的“綜合”演繹真理:我們的戰略依賴于能夠把本質的東西挖出來，然后就堅持本質的東西一定能在實踐中找到。經濟制度必須再生產其本身，于是再生產的事實是經濟制度的典型本質，這個本質能夠為經濟理論提供穩定的基礎。因此，邏輯主義所認為的科學標準是不合理的，進而認為經濟學的科學性，體現為經濟學的數理化和計量化也是不準確的。

2.后繼科學哲學的啟示:用科學的方法刻畫“人”

科學實在論和反科學實在論之間爭論源起于:在對量子物理現象的解釋時所用的基本粒子概念，指的是客觀存在的事物，還是為解釋現象而人為構建的概念。科學實在論的代表Boyd認為，科學理論的理論術語是說明性的、有指稱的表述，對科學理論應當作實在論的解釋，只要理論對事實的預測成功，則該理論即為真。反科學實在論的代表弗拉森認為，真理的獲得來源于對經驗世界的觀察，而科學家的觀察具有主觀性;就科學與真理的關系而言，絕對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經驗上適當的理論。但在經驗上適當的理論只能反映部分客觀實在、經驗觀察的部分，因此，一個認識對象的普適真理是不存在的。科學理論除了其依據的經驗基礎外，其假設和結論并無客觀性可言。理論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種客觀性，而是提供一種描述經驗的角度。這種觀點對經濟學中的制度學派產生了深遠影響。庫恩提出的“范式”理論和科學反實在論與實在論的爭論，促使后現代科學哲學的出現。后現代主義的費耶阿本德將庫恩理論認為的真理標準的相對性放大，認為任何分析科學、文化和藝術的方法都有其優缺點，任何分析方法都無高低之別，“什么方法都行”，因此，科學也不再處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羅蒂認為，實在論和反實在論關于科學實在性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傳統的科學觀期望用自然科學的客觀性和科學性，改造社會和人文學科的發展，造成了科學沙文主義的出現，這不利于文化的全面發展。羅蒂認為，解決科學獨尊的方法是“新的模糊主義”，模糊實在和經驗、事實與意義的差別，取締科學的特權地位，主張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藝術文化之間可以平等對話。“新模糊主義”為解決科學沙文主義，模糊了科學和非科學的界限，將科學與宗教、神學等混為一談，這種極端的相對主義使科學哲學變得毫無意義。張今杰認為，借鑒阿佩爾解釋學的思想可以解決上述科學哲學的問題，不應該用反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科學主義，也不應該簡單地用人本主義對抗科學主義，以使科學臣服于人文，而應該將人文的思想引入到科學的表達之中。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中借鑒人文學科的“理解”的方法，而人文學科的研究也以自然科學的注重“說明”的解釋性方法為基礎。

二、馬克思經濟學科學觀:人與數學的結合

馬克思認為，科學不僅可以幫助人類認識自然，而且對自然的認識會通過實踐活動進一步深化對科學的認識。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科學觀是不合理的，因為科學出現了異化。一方面，科學研究可以增加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進而可以改造自然，主體也通過勞動在與自然的互動過程中，經濟學中的“人”:現實性與科學性的耦合加深了對科學的認識，為人實現自由發展做出了準備;另一方面，由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私有財產性質，科學發展的成果不能全部轉化為對人自身的認識，僅增加為人對異己的控制。此時的自然科學僅以自然界為對象，未包含人的任何因素在內。這意味著“以往的人文科學對人的研究，恰恰離開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對象化活動來空談人性，不是把人與人的發展當做自然存在和自然史過程，而只是順便提到自然科學，正像自然科學只是順便談到人和人文科學一樣，兩者都是片面的”。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在于分析經濟運行背后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其對“人”的刻畫，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處于特定的社會關系之中的、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具有歷史性和現實性。按照馬克思科學觀關于人的概念，人“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對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馬克思認為:“分析經濟問題，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而必須用抽象力”，雖然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并沒有對“抽象力”做進一步的詮釋，但從整個序言和全書正文中不難看出，他是通過對英國社會經濟狀況和歷史資料進行大量統計調查、系統分析而形成的。正因為如此，馬克思甚至認為:“一種科學只有在能運用數學的形式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從《資本論》中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數學公式、表格、數字和符號可以看出，馬克思對經濟學數學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現形式并不反對，甚至可以說頗為贊賞，而且應用自如。而且，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對價值、社會必要勞動、簡單勞動、復雜勞動、利潤率和剩余價值率等概念的剖析，就是通過數學形式來映射當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人與人之間的分配關系。在某種程度上，馬克思是當時為數不多的能夠把人與數學耦合恰當的經濟學家。之后出現的所謂經濟學“邊際革命”，與馬克思所運用的數學方法漸行漸遠，數學化已經成為經濟學研究純粹的邏輯表達，從中再也無法洞察出它與“人”的嵌入性。

三、思想流派鳥瞰下經濟學研究中的“人”

1.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人”的忽略與缺失

古典經濟學理論最核心的部分為古典生產理論和古典分配理論。古典生產理論以勞動分工為基礎。斯密認為，經濟增長的源泉是由勞動分工而引起的生產率的提高，因此，分工是經濟分析的邏輯起點。由于分工行為是人與人之間的協作關系，因而古典學派分析經濟問題時內在地包含著對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研究。古典分配理論認為，生產主體由于分工的不同，被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收入分配在不同階級之間的分配，即為生產資料的分配，會進一步影響生產，因此，分配理論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相關。19世紀70年代，以門格爾為代表的邊際效用學派提出了借用數學中的微積分方法，采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引發了“邊際革命”。之后，馬歇爾將邊際分析方法引入經濟學分析之中，由于分工理論難以有效地融入該分析框架，而逐漸被經濟學者拋棄。馬歇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將供給需求定律、價格理論以及市場機制等資源配置問題，視為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將生產理論簡化為廠商投入、產出關系的生產函數，只體現了物質轉化過程中的數量和技術關系。由于廠商按照勞動供給者的邊際產出分配收入，因此，不存在體現生產關系的分配理論。此時，經濟學實現了數學化，但放棄了對人的刻畫。

2.從凱恩斯主義到新凱恩斯主義:“人”的回歸與重構

在凱恩斯理論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論對經濟問題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微觀層面，凱恩斯奠定了經濟學宏觀分析的基本框架。宏觀經濟分析理論側重于對宏觀問題和變量之間的總量關系的刻畫，但這些問題研究的起點并不是基于每個參與主體的行為，而是基于如下外生假設:經濟中存在價格剛性、消費存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投資存在資本邊際效率遞減以及流動性偏好。由于該理論框架在理論層面不能論證其假設的合理性，如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廠商在面對外生沖擊時，為什么只調整產量而不改變產品價格;在實踐中，并不能有效地解釋滯漲等現實經濟問題。為彌補其解釋力的不足，經濟學者認為宏觀經濟理論的結論應該從經濟參與者的行為中推倒而來，而非從假設中得到，即需要尋找經濟行為的微觀基礎。微觀基礎即為對經濟中的“人”行為規則的刻畫。現階段宏觀經濟理論已通過如下角度實現對“人”的刻畫:第一，行為主體是有預期的，這使得對經濟問題的分析具有動態性。主體當期的預期行為，既可以受以前各期經濟形勢的影響，也可以受對以后各期經濟形勢預期的影響，預期有理性預期和適應性預期等形式。第二，行為主體的優化行為。每個行為主體在資源約束條件下，實現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利潤最大化。經濟中總量消費、投資等都由單個行為主體的優化結果加總得到。第三，行為主體的不同的風險形式。根據行為主體對風險的偏好程度，分析風險偏好者、風險中性者和風險厭惡者。第四，行為主體異質性的刻畫。通過設定行為服從某種形式的分布函數，以體現其差異性。顯然，經濟理論從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分析向新凱恩斯主義尋找經濟行為的微觀基礎的轉向和發展，體現著現代經濟理論重新走向以“人”為中心的邏輯回歸，并通過聚焦資源稀缺條件下“理性人”如何選擇這一核心命題，實現了對“人”的經濟行為的重新建構和刻畫。

四、結論

筆者認為，經濟學由于涉及“人”的因素，因此，不能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科學化”經濟學，但并不意味著經濟學不能用數學工具分析問題，經濟學的科學性體現在如何科學地刻畫“人”的行為。在經濟學中運用數學工具，使得對經濟理論的表達更為清晰，在邏輯上更易實現內在一致。然而，經濟學的科學性不是體現在數學化和抽象的模型，而是體現在其對“人”的考量，將人的心理活動、人性、道德和倫理運用科學的方法刻畫出來。如果脫離對“人”的刻畫，過度強調數學化和概念化，必將使經濟學僅注重邏輯上的有效性，而脫離經濟現實發生的現象、條件和意義，最終離科學越來越遠。當代經濟學的發展進程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這一點。新古典經濟學提供了一個簡單明了的系統化模型。在這個模型中，經濟運行的環境都是理想的和無摩擦的，一切經濟問題都是技術和市場可以解決的，而沒有考慮人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但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問題并非如此，新古典框架在解釋和分析現實經濟問題時就出現許多漏洞，而這些漏洞大部分恰恰是因為沒有考慮“人”的原因造成的。從這個角度上講，制度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和倫理經濟學等學科的發展，實際上并不是推翻了新古典經濟學，而是在其框架內不斷地補充這些關于“人”的漏洞，最終也使新古典這個硬邦邦的框架因為考慮了“人”的行為而變得鮮活起來。隨著對經濟學中“人”的心理和行為的科學度量和刻畫，經濟學理論越來越具有更多的科學性。

作者：李明 單位：遼寧大學 沈陽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