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動蕩時代中的草原文學創作

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形成和發展伴隨著中華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程，反映了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中國人的思想和情感變化為主線的文學發展軌跡，特別是描繪出中國文學在外國文學影響下，逐漸形成中國現代的民族風格與特色的過程。文學的發展與20世紀的歷史主流密切相關，在外部世界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獨立統一的歷史進程中，文學也呈現了沿海與內陸、城市與鄉村發展的不平衡狀況，也就是“現代都市與鄉土中國”的并存、對峙與互滲。草原文學的寫作客體，即中國的五大草原區由于地處邊塞，地廣人稀，加上交通閉塞，與中國內陸地區在經濟和文化發展商始終無法等量齊觀，甚至在青藏草原區、新疆草原區中文人創作還寥寥無幾，這一切都注定了五大草原區在時代動蕩中的邊緣位置。經濟落后，社會動蕩，文化閉塞等因素都使得草原文學無法以積極地姿態參與中國現代文化的論爭與探索。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學創作無疑具有重要意義。盡管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學創作并不成熟，但他使得草原這一承載著獨特地域與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學對象正式進入中國現代文學的關注視野，以一種鄉土文學的縮影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率先發聲。

二、科爾沁草原的文化養成

端木蕻良之所以能將草原文學率先引入現代文學與其長期受科爾沁草原文化的浸染，從而形成了具有草原文化特點的思維方式密切相關。端木蕻良早年在故鄉科爾沁旗草原的生活經歷對其思想發展與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將自己的出生地描述為“科爾沁旗草原上一個叫鷥鷺樹村的屯子”(端木的出生地遼寧昌圖在歷史上劃歸科爾沁旗)。端木的祖父曹太曾經為官，是公認的“遼北首富”。父親曹銘曾任清末昌圖縣稅捐局官員，年輕時熱衷兵法，曾在江南游歷數年，見多識廣，思想也較為開明。端木生長在草原上，這里有他兒時的記憶和青春的足跡，這里也有熟悉的父老鄉親和獨特的風土人情，草原給予了端木創作的靈感，也是他的情感寄托。他的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以及《遙遠的風沙》《鷥鷺湖的憂郁》《憎恨》《爺爺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許多小說，都以草原和故鄉東北的土地為背景，展現出在民族與階級的雙重壓迫下人民的災難和戰斗。作家懷著憂郁的心情眷戀故鄉的土地，為人民所遭受的苦難而憤怒。在他的作品中大草原遼闊壯麗，充滿著原始和野性之美。在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中，端木以草原為背景，通過敘述草原首富丁家的發家、衰敗過程展開了草原上二百年間圍繞土地開發爭奪演進的歷史畫面，凸顯了土地在人的生存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土地主宰著人的命運，土地的歸屬決定了人的地位和生活狀態。丁家依靠土地發跡，又倚仗土地剝削農民，使本應是土地真正主人的農民淪為土地的奴隸。端木把土地和人類社會、歷史與文化緊緊聯系在一起。“他們都生在土地上，都是土地的兒子。只有土才是兒子真正的母親。人們把自身和母親共同呼吸的血管，在降生的第一天割斷，埋在地上，這就可作為人與地立約的記號。”［3］端木試著從生產關系，以及物質的占有與分配方面，來看待在這片大草原上所反映出的許多人物和事物。“土地”是地主與農民生產關系矛盾的癥結，正如端木在《科爾沁旗草原•后記》中所說:“這里最崇高的財富是土地。土地可以支配一切，官吏也要向土地飛眼的，因為土地是征收的財源，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便作了這社會的重心。地主是這里的重心，有許多的制度、罪惡、不成文法，是由他們制定的、發明的、強迫推行的。用這重心作圓心，然后再伸展出去無數的半徑，那樣一來，這廣漠的草原上的景物，便很容易的看清了罷。”在幾百年的歷史中，土地制度極為不合理，地主想方設法拼命兼并土地，然后再以土地為資本不擇手段地剝削農民;農民由于沒有或失去土地，則遭受著無窮的屈辱和苦難，農民與地主較量，與強盜斗爭，揭竿起義，以土地為軸心展開歷史的廣闊畫面;以一個家庭的興衰濃縮了時代的變遷，表現出一種波瀾壯闊的宏偉氣勢。

三、個性人物與地方特色

端木蕻良對于現代文學的貢獻在于將草原文化以個性鮮明的人物和獨特的地域色彩呈現給世人。端木善于塑造個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說的主人公丁寧和大山，一個是坐擁土地的地主后代，一個是寸土全無的無產農民。圍繞土地，他們之間存在著深刻的人格對抗和尖銳的階級對立。丁寧受過現代教育，想回鄉作一番事業，但他習慣了驕橫放縱的生活，性格中的懦弱乖戾使得他并沒有能力把現實變得更好，反而與土地更加疏離。大山是“草原之子”“科爾沁旗的雕鶚”，他的號召力和同情心，做事果斷的性格，都與土地有著天然的親情。丁寧的矛盾與困惑使他漸漸陷人絕望，而大山成為土地真正的主人。端木的小說充滿著濃郁的地方特色。東北幅員遼闊，民風淳樸粗獷在他的心底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于家鄉，他這樣描述:“跟著生的艱辛，我的生命，是降落在偉大的關東草原上。那萬里的廣漠，那紅胡子粗獷的大臉，哥薩克式的頑健的雇農，蒙古狗的深夜的慘陰的吠號，胡三仙姑的荒誕的傳說……這一切奇異的怪忒的草原的構圖，在兒時，常常在深夜的夢寐里闖進我幼小的靈魂，……”［4］小說充滿了東北農村的風土民情的描繪。小說中寫到了丁家以薩滿教作為護身符，掩蓋了土地兼并的陰暗手段，在神秘的“跳大神”儀式中，“胡三仙姑”的一番譖言讖語讓愚昧的人民相信了神祗庇佑的丁家不可侵犯。村民也只能通過神秘的宗教形式來排遣現實的苦難，以此求神祛病除害，保佑土地的收成。這些帶有時代與地方特色的民俗都在更深層面上觸及了民族心理與文化特征。

四、對待草原的復雜情感

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學創作在現代文學之中的獨特之處還在于作家主體復雜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在對待寫作客體———草原上表現出復雜的情感線條。端木出生于1912年，正值清末與民國初年的時代交替。作為清王朝的“祖宗發祥之地”，東北最初是封禁的，后來受“闖關東”的移民潮的驅動，禁墾區陸續開放，土地的買賣與兼并逐漸形成高潮。草原上的農耕的生產方式已經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由于歷史的原因和階級的壓榨，使原本“雄邁、超人的、蘊蓄的、強固的暴力和野勁”的草原兒女承受了過多的苦難，一面是畸形、動蕩、病態的社會與人生，而另一面是草原的原始富饒與生機盎然，兩者構成了極大的反差和不和諧。端木最終還是抱著樂觀主義的態度，認為東北農民乃至整個中華民族必然崛起，煥發出“粗獷強韌的靈魂”。在小說的結尾，“九•一八”事變后，農民、土匪、馬賊統統加入民族反抗斗爭的洪流。端木內心深處對草原有著復雜的情感。一方面，草原的遼闊天然，它所孕育的原始生機、自然和諧是端木非常向往和崇拜的，草原常常帶給端木生存的意志和力量的支撐。“我每一接觸到東北的農民，我便感悟到人類最強烈的求生的意志。……我覺得我自己立刻地健康起來，我覺出人類的無邊的宏大，我覺出人類的不可形容的美麗。”而另一方面，草原本身所代表的原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與現代文明的進程難以避免地發生碰撞。端木希望改造草原的原始面貌，調和草原人與土地之間的關系，使草原重新煥發生機。在《科爾沁旗草原》中，丁寧認為原始野力與現代文明只有互為鏡子才能認識彼此的優勢和缺陷。丁寧對春兄說，“他(大山)也和你一樣，缺乏一面鏡子，也可以說缺乏一種教育，教育你們認識你們所代表的這雄闊的草原的力量。”另外，在看待草原上特有的傳統文化與民間風俗上，端木也是以批判與反省的眼光看待其中蘊含的民族性格的消極方面，以此揭示出民眾在走向反抗之路時的精神重負。端木從內心中希望草原兒女在不斷地珍視美好與面對現實中改造草原文化，使草原恢復生機，變得更健康更美麗。

作者：韓爭艷 單位：大連民族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