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的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中，教師們所長期普遍使用的模式是文學史的梳理和文學作品的分析。文學史的梳理過程中往往是簡單的文學作品的產生流程介紹，而很少涉及到文學作品所產生的文化語境、文化傳統;在分析文學作品時，往往是傳統的分析模式———時代背景、作家介紹、主題分析、人物形象、藝術特色等。這種模式的講解以簡單僵化的套式將千姿百態的文學創作單一化、模式化，輕易地把作品的豐富內容遮蔽和拋棄了，而且學生不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學效果不理想。要想突破這種傳統的講解模式，就必須將古代文學作品還原到其所產生的文化語境之中，在大的文化語境下，闡釋每一部文學作品的獨特的深刻意義。

一、在時代語境中把握文學作品的主題

在各時代的文化語境中把握文學作品的主題，真正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古代文學的教學過程中，往往將具體的文學作品分析的比較到位，把握了各個點，但很少在史的聯絡中把握作品。比如對王實甫《西廂記》的解讀，以往關注的是反封建主題和“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喜劇性結尾，但很少有人追問，從唐代元稹的《鶯鶯傳》到金代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再到王實甫的《西廂記》，西廂故事由悲劇轉為喜劇的緣由何在?張生的“始亂終棄”變成崔張“私相結合”又是如何為人所接受的?這些問題的解答，都有賴于將文學作品還原至其所產生的文化背景中?！拔鲙适隆眲撟饔诓煌臅r代，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婚姻習俗、文化傳統。元稹的《鶯鶯傳》以唐代文人士子與歌姬的愛戀故事為題材，崔鶯鶯的自薦枕席、投懷送抱，最后被張生拋棄，時人卻贊揚“始亂終棄”是善于補過。崔鶯鶯對張生用情至深，卻落得紅顏禍水、天生尤物的評價:“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云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笑。”(元稹《鶯鶯傳》)而到了金元時期，少數民族獨特的婚姻觀念、婚姻習俗，使得崔張二人能夠突破傳統的門第觀念、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觀念，從而成就美滿姻緣。金元時期，婚戀中的女性的主體意識加強，女性的貞操觀念有所淡化，因此，崔張二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才廣為人所接受、傳唱。在《欽定重訂大金國志》中記載“其婚嫁，富者則以牛馬為幣。貧者則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敘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有未娶欲納之者，即攜而歸，其后方具禮偕女來家以告父母。”［1］706貧家的女子有“行歌于途”，尋找如意伴侶的自由。還有“其俗謂男女自媒，勝于納幣而婚者”的情形，即男女有自行擇偶、自行婚配的自由。在金代還有“搶婚習俗”的變體，“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為戲，妻女、寶貨、車馬為人所竊，皆不加刑?！嘤邢扰c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愿留則聽之。”［2］678正是這種寬松自由的婚姻觀念，才有了崔張二人共同反封建禮教的成功。這種主題是由當時文化語境產生出來的。文化語境是理解和闡釋文學主題的非常重要的內容，對此，必須注意給予足夠的重視，把握各時代的文化語境，才能更精準地解讀文學作品，讓學生們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在“圖志”背景下闡釋文學

注意在各種文化信息中解讀古代文學作品，而不是把古代文學固化為單純的文字表述。許多學者都把當下的社會稱之為“讀圖時代”“后經典時代”，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中，古代文學的教學尤其遭遇困境。以往經典的文學巨著，已經吸引不了學生的注意，他們的興趣更多在新型的傳媒之上，網絡、圖畫、影視等等。因此，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就要充分利用學生的興趣愛好，從各種“圖志”———繪畫、壁畫、石刻、石窟、陶瓷畫俑、考古實物———中，創造出“以史帶圖，以圖出史，圖史互動”的形象生動的文學史寫作形態，從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如一系列有關“熊圖騰”的圖像、考古實物的發現，為我們重新解讀中國古代的“鯀禹化熊”“黃帝號有熊氏”“禹會萬國以建熊旗”的神話傳說提供了生動的實證。在2002年上海博物館展出的戰國楚竹書《容成氏》中描述了禹建熊旗的情形:“禹然后始為之旗號，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東方之旗以日，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鳥”［2］。這則新發現的文獻詳盡記載了禹以熊為中正之旗，表明禹與熊的關系;而中國各地有關熊的考古實物的發現，———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鑲嵌綠松石的熊形銅牌、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熊龍、河南禹州禹廟中的大禹化熊圖、黃帝故里的熊足大鼎、遼寧建平紅山文化遺址的熊頭骨、興隆洼文化遺址的石雕熊等等———為熊是黃帝、禹的象征性動物提供了形象的說明，而這種“圖志”遠比文字表述更具形象性說服力。因此，在古代文學的教學過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種“圖志”豐富、更新教學內容，讓學生在生動形象的圖志中，領略圖志背后的深意與真相。

三、在俗文化傳統中解讀俗文學的創作

突破傳統的雅俗文化界限，在民間文化的立場上解讀古代文學作品的價值與意義。中國古代文學的創作有其獨特的民族性，包含著豐富多彩的文學形態，既有陽春白雪的高雅文學也有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學，既有文字記錄的書面文學，也有口耳相傳的口傳文學。在漫長的創作過程中，中國古代文學逐漸形成了大雅大俗、雅俗共賞、雅俗互動的宏大格局。但從文學創作的源頭上看，中國古代文學的許多文體往往起于俗，成于雅。從文化根源上看，雅是源于俗的。因而，找到雅文學的俗文化根源，就是很重要的一個任務。《詩經》中的國風，詞中的“新聲”，“真詩在民間”的觀念，都表明了中國古代文學與民間文化有著不解之緣。尤其是長篇章回小說的創作，在其創作的起始階段，更是在民間文化的土壤中孕育成長起來的。早期的長篇章回體小說，大都是世代累積型創作，而非文人獨立創作的文學作品。以《三國演義》《水滸傳》最具代表性，它們的主題、人物、故事在民間廣泛流傳，經過了幾百年的積淀、醞釀，最后在元末明初才被文人整理加工出來，成為膾炙人口的“奇書”“名著”。在這些作品被文人整理加工之前，在民間廣泛流行的是“說話”“雜劇”“傳說”“故事”等通俗文藝的表現，在這漫長的醞釀過程中，積淀了濃重的民間文化的特色?！叭龂适氯宋铩痹诿耖g發酵已久，已經涂抹了鮮明的民間文化的特色，普通民眾的喜怒哀樂、愛恨喜憎已經表達非常的充分———“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保?］可見在民間已經形成了鮮明的“擁劉貶曹”的特色，《三國演義》小說是對這一民間文化特色的繼承與強化．“水滸人物故事”同樣在民間大眾中廣泛流傳，石頭孫立、花和尚、青面獸、武行者、及時雨等形象與故事已深入人心，“宋江事見于街談巷語”，民間已經在這些耳熟能詳的題材中寄寓了強烈的感情，這些好漢最終受招安，官封節度使，這就是普通民眾的人心所向。因此，可以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作品都是在民間文化的基礎上加工出來的，只有從民間文化的立場上，才能更好的解讀文本?！度龂萘x》中的人物都是在民間文化的土壤中塑造出來的，民間文化的特色是善惡分明、好壞凸顯，所以三國人物都具有非常鮮明的極致化傾向，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4］，人物形象個性異常突出，這符合普通大眾的審美;《水滸傳》中的人物，所謂梁山好漢也是在民間立場塑造出來的，他們不是視金錢如糞土鏟奸除惡的江湖俠客，也不是濟世救民的英雄豪杰，在梁山好漢身上更具有民間市井的氣息———恩怨分明，意氣相投，快意恩仇，重情重義，他們聚在一起是義氣使然，向往“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論秤分金銀”的狂歡式生活，他們是為了“快活”而聚在一起，而非單純的懲惡揚善、替天行道。因此，《三國演義》《水滸傳》這一類民間性鮮明的文學作品，就不宜用傳統的雅文學的標準來衡量其人物形象、藝術特色，更不能用現代人的審美標準、價值標準來評價古人。在教學過程中，就要凸顯其民間性、大眾性特色。文學講授應該是與時俱進的，應該及時地吸收新的文學研究方法，打破那種單一化的解讀模式。還原文化語境是其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方法，能夠把某種文學同當時的某種文化語境聯系在一起，從而找到某種文學得以發生的原因，以及某種文學主題出現的根由。離開了文化語境的文學解讀，往往顯得單薄、枯燥、隔膜和言不盡意，原因就在于，離開語境之后，就把文本架空了。某種程度上，講解一部文學作品就像講一棵離開了土地的樹，離開了土地，樹也就沒有了生命。文化語境會讓文學作品豐富起來，深刻起來，“活”起來。只有把古代文學作品還原到文化語境中，才能把握古代文學的精髓，才能真正的闡明古代文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

作者：張麗紅 單位：吉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