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深入，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也在不斷加快，“把中國介紹給世界”的訴求尤顯迫切。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全面提高文化開放水平，提升和增強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力。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其對外傳播對構建中國當代新形象、增強中華文化軟實力意義重大。在這一傳播進程中，文學譯介成為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必由之路。因此很有必要對中國當代文學目前的譯介狀況進行系統的梳理和反思，通過對影響譯介的現實問題進行分析，可以針對性地提出建議，尋求恰當的文學譯介出路。

一、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譯介狀況

文學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舉辦了多種文學研討活動。2006年中國作家協會啟動“中國當代文學對外譯介工程”，準備依托海外優秀翻譯人員和出版機構，利用3年的時間把中國作家的百余部優秀文學作品譯介到海外，增強和拓展中國文學的國際影響。2010年中國作協又一次舉辦了“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來自英、美、日、韓、法、德等十幾個國家的漢學家、中國作家及譯者齊聚一堂，就“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的傳播途徑”“文學翻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主題展開了卓有成效的討論。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已經成為一份實實在在的努力。據作協的統計，迄今為止，被譯介到海外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已達1000余部，被譯介的作家200余人。[1]例如從1981年起中國文學出版社開始出版發行《熊貓叢書》，先后譯介并出版了諸如鐵凝、賈平凹、梁曉聲、張潔、韓少功、張賢亮、池莉等作家的近200部作品。雖然后來因為資金及翻譯人才缺失等原因，中國文學出版社停辦，但在2009年，國家外文局下屬的外文出版社在適當的契機對當時幾近停版的《熊貓叢書》重新編輯整理，相繼翻譯并出版了40余部當代文學作品，譯介工作在歷經磨難之后又一次展露生機。《熊貓叢書》幾乎涵蓋了中國所有近當代作家的優秀作品，成為中國文學對外傳播的重要陣地，在海外影響重大，成為各個國家漢學家研究中國文學時的必備讀物，很多國家把它視為了解中國的一個途徑。作協對中國當代文學外譯的語種及出版時期也進行了統計。作協創作研究部的李朝全對搜集到的870余部譯作的語種進行了詳細的分類，發現涉及的語言多達25種。其中日譯本262部，英譯本166部，德譯本56部，法譯本244部，荷蘭譯本30部，占據譯本語種的大部分份額。[2]同時，李朝全對20世紀50年代后出版的文學譯本進行了統計，得出的結論是50年代出版49部，60年代出版32部，70年代出版28部，80年代147部，90年代230部，進入新世紀以來約390部。[3]中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對外翻譯小說迎來了繁榮景象。

二、中國當代文學譯介困境

實際上，如今每年都有近千種中國文學譯作在國外發行和出版，但與文化軟實力的建設需求相比，其產生的國際影響并不讓人樂觀。中國當代文學要想在世界文壇占據重要地位，仍然任重道遠，特別是譯介方面存在的問題尤其值得關注。

1.當代文學作品譯入譯出失衡

隨著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深化，大量優秀的外國文學作品通過譯介被引進國門，其新穎的創作思想、別具一格的創作手法使國內讀者耳目一新，對新時期人們解放思想、推動社會變革作用重大。同“譯入”的發展態勢相比，中國文學的“譯出”情況則顯得黯然失色。根據美國史密斯大學的漢學家桑稟華教授的統計數據，2009年，美國翻譯出版的文學圖書有348種，其中僅有8種來自中國文學作品，占美國的外國文學作品出版數量的4%。2011年亞馬遜北美店圖書銷售排行榜顯示：國內著名作家畢飛宇的小說《青衣》排在第288502位，《玉米》第325242位；“先鋒文學”作家余華的《活著》排在第206596位。在北美名列10萬位之后的排名，其圖書銷量及影響極為暗淡，難以進入大眾視野。這些統計數據直觀地反映出：來自中國內地的文學作品，在海外傳播中呈現出一少二低三無名的態勢。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譯入與譯出數量明顯不平衡。近年來中國圖書出版界為改變這一狀況采取了一些積極的措施，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的實施，雖然成績顯著，但是對外推廣資助的項目中文學類作品的比例和種類卻很少，文學類作品譯入與譯出失衡的狀況仍沒有根本扭轉。

2.優秀的文學翻譯人才匱乏

譯者翻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原作的表現水準。莫言作品的譯者葛浩文先生被譽為“西方首席漢語文學翻譯家”，其譯文地道流暢，充分融合了西方讀者的閱讀習慣與審美情趣，同時又非常注重對作品所處的文化、社會及歷史背景的準確把握，他對莫言榮獲諾貝爾獎功不可沒。然而目前國內極度缺乏中譯外的高端翻譯人才，據業內人士估計，國內具有中譯外定稿水平的高級專家數量現今僅有一二百人，人才的匱乏直接導致了譯文質量低劣，特別是近年來粗制濫造現象不斷呈現，對中國文學的跨文化傳播及文化軟實力的發展建設都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3.出版發行渠道不暢

出版發行渠道的不暢是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最大阻礙。長期以來由于文化差異、社會及歷史等因素形成的障礙，造成西方讀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閱讀經驗欠缺，消極的認知和判斷長期存在。多數中國當代文學的譯本在國外被歸于學術化、專業化、邊緣化的小眾行列，只通過學術出版機構出版發行。例如當代女作家王安憶的《長恨歌》（TheSongofEverlastingSorrow:ANovelofShanghai）、朱文的《我愛美元》（ILoveDollars）、陳染的《私人生活》（APrivateLife）、韓少功的《馬橋詞典》（ADictionaryofMaqiao）等作品，都是通過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其市場反應不容樂觀。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漢學家羅福林觀察到一個明顯的現象：很少有國外的主流出版機構涉及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及推廣，而由美國學術出版機構出版的中國文學作品在商業市場上基本沒有銷路。[7]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國文學譯作若想在海外占據一席之地，市場影響因素始終是無法回避的重要環節。此外，中國文學還面臨對外推廣機制的定位問題。英國漢學家杜博妮認為，中國只關注出版商、編輯、審查員、學者之類專業讀者對文學譯本的可接受性，對實際讀者的閱讀及審美需求則重視不足。這種決策性的失誤使譯本在海外的傳播變成一種硬性推銷，難以在目標讀者中流通和接受，中國輸出的文學作品難免在大眾市場上遭受冷遇。

三、中國當代文學海外譯介的措施建議

創建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良好氛圍。在認知形態上，要意識到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建設是走出去，而不是送出去。在推廣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時，不僅要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同時要關注跨文化傳遞的詮釋方式和西方的文化準則，使中國文學具有適于接納的閱讀品質。在語言環境上，全面普及漢語教育，消除西方對中國文化的隔膜與偏見，讓漢語教育與文學和文化的傳播結合起來，形成合力，提升中華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只有跨越語言和文化的藩籬，推進“漢語熱”的傳播，西方在閱讀、理解和評價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時，才不會產生誤讀和歪曲。培養高水平的文學翻譯人才。海外的漢學家及譯者雖然對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畢竟不是長久之計，面對日益頻繁的中外溝通與交流，培養高水平的譯者隊伍已成為重中之重。中國的本土譯者應能夠以主動的姿態從事高水平的譯介活動，加強與海外譯者群體的合作。政府和民間可以通過多種渠道舉行形式多樣的交流、培訓、研討、互訪、聯合培養等活動，加強中外譯者之間的相互學習、借鑒和切磋。例如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近年來先后與澳大利亞悉尼大學、英國文學翻譯中心等機構開展合作；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與企鵝出版集團聯合舉辦中英文學翻譯研討班，邀請海內外著名漢學家、作家及譯者互動交流，通過具體的案例講解提高翻譯水平的方法和手段。這樣的交流和研討可以有效培養本土高水平翻譯人才。暢通文學傳播渠道，拓展多元化的文化接受方式。實際上，為了推進中國文化走出去，國家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的支持和推廣措施，但仍需加大資金投入力度，同時采取措施促進作家、譯者、版權代理商、出版機構之間的交流，特別要同海外主流出版機構建立聯系，充分利用其圖書銷售網絡，走聯合出版的道路，實現良性合作。也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設立海外出版發行基地，拓展對外出版和銷售的渠道。另外，積極調動各種媒介手段，發揮廣播、網絡、電影、電視等新技術平臺的助推作用，憑借多種媒介形式的宣傳及傳播效應，營造多樣化的文化接受環境，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產生積極效應。例如中國當代作家莫言的小說《紅高粱家族》在1987年被張藝謀導演改編并拍攝成電影《紅高粱》，該片贏得了極高的國際聲譽，莫言的文學作品隨之也引起了國際視野的廣泛關注。由此可見，媒介手段對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宣傳和推廣作用重大，成為文學傳播的助推先鋒。

四、結語

中國經濟的發展壯大已引起舉世矚目，西方社會近年來對中國的社會現狀、發展變化、生活方式都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和了解欲望。讓西方通過中國的當代文學作品看到中華民族的進步和發展，是當代文學的歷史使命，這不僅需要我們認清和分析我國文學譯介的現狀和問題，而且需要我們在如何培養高水平的譯者隊伍、與海外出版發行機構合作以及利用多種媒體手段促進當代文學有效傳播方面積極探索有效途徑，認真思考和總結，只有這樣中國當代文學才能真正走出去。

作者：包相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