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英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的方式突顯性差異及其動因

　　提要：本文通過兩項研究考察漢英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詞匯化模式特征、方式突顯性差異及其動因。研究一采用漢英小說類比語料，對比兩種語言的類型學傾向。結果顯示，漢語在編碼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時，表現出非強勢S?語言傾向，而英語表現出V?語言傾向。研究二采用漢英小說平行語料，對比兩種語言的方式突顯性差異，驗證研究一的結論，發現漢語方式信息突顯性高，描寫顆粒度較為精細，而英語呈現較強的方式泛化傾向。漢英方式突顯性差異是由兩種語言“因言而思”模式差異所致，受到兩種語言的詞匯語法可及性和搭配靈活性的限制。

　　李家春; 鄧宇， 現代外語 發表時間：2021-07-29

　　關鍵詞：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因言而思;方式突顯性;詞匯化模式

　　1. 引言

　　根據 Talmy (2000) 的宏事件理論，運動事件、體相事件、行動關聯事件、實現事件和狀態變化事件 (Event of State Change, 簡稱 SC)是語言和認知中最普遍的語義范疇。不同語言表達同一事件時，概念結構映射到句法結構的模式具有跨語言差異。Talmy 據此提出語言類型二分法，將世界諸多語言分為動詞框架語言 (Verb ? framed languages, 簡 稱 V ? 語 言) 和 附 加 語 框 架 語 言 (Satellite ? framed languages, 簡稱 S?語言)。V?語言的典型代表是西班牙語、法語等羅曼語族語言， S?語言的典型代表是英語、德語等日耳曼語族語言。Slobin (2004) 針對連動式語言提出了第三種類型，即均衡框架語言 (Equipollently?framed languages, 簡稱 E?語言)。上述語言類型劃分主要基于運動事件，而對具有同等普遍性的狀態變化事件的相關研究較為薄弱。統觀文獻，宏事件類型學主要基于框架事件的核心圖式判定，忽視了副事件的作用。方式、致使等副事件雖處于從屬地位，卻有可能比框架事件顯得更為具體、形象和生動(嚴辰松 2008)，對事件語義類型特征亦有錨定作用。

　　事件的方式語義研究近年成為語義和認知領域的熱門議題。Bowerman (2005) 考察了語言習得中方式泛化現象及其與類型學的關系。Rappaport Hovav & Levin (2010)、Levin & Rappaport Hovav (2011, 2013)探討了方式和結果的句法語義接口問題，提出方式和結果的互補性原則，并分析了方式動詞的事件結構特征。Talmy (2000)聚焦于方式語義要素的跨語言詞匯化模式，而 Slobin (1996, 2004, 2006)認為方式語義編碼及其修辭風格與詞匯化類型學特征呈現正相關，S?語言比 V?語言的方式語義突顯性更強。Majid et al. (2007)發現不同語言在方式動詞的語義聚類上存在共性，但在特定的方式語義空間上呈現差異。Slobin et al. (2014)通過實驗證實了 S?語言方式突顯性假說。具體而言，S?語言擁有豐富的方式動詞，還可用多種修飾語對方式動詞進行增容; V?語言則使用大量泛義運動動詞，當方式語義需要突顯時，常通過副詞修飾語 說 明 。 Kou & Hohenstein (2020) 通 過 分 析 實 現 事 件 ( 特 殊的狀態變化事件)，認為方式語義的概念化會影響詞匯化類型。由上述可知，狀態變化事件的方式語義編碼特征對語言類型學劃分具有重要意義。以漢英對比為例：

　　(1) 他捏死了那只螞蟻。 (2) He killed that ant.

　　例(1)中，漢語用 V1?V2動補結構做謂語，V“1 捏”是主動詞，編碼 [方式]，V2 “死”是虛化的封閉類補語，編碼核心圖式[狀態變化]，整個狀態變化動詞復合體呈現 S?型。例(2)中，英語用單動詞“kill”做謂語，編碼狀態變化事件的核心圖式，呈現 V?型。漢語中大量諸如“捏死”、“灌死”等結構均可英譯為“kill”。由此可知，方式信息編碼與語言類型學差異具有高度相關性。鑒于此，本研究擬從以下三方面展開：1) 考察漢英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的類型學差異;2)重點探討[方式] 語義要素的詞匯化模式差異;3)分析方式語義表征差異之動因。

　　2. 理論基礎

　　2.1 狀態變化事件的詞匯化模式

　　狀態變化事件指“物體或情景特征的變化或保持不變”(Talmy 2000: 237)。 Vendler (1957: 143?160) 提出四種事件類型：狀態、活動、完成和達成。其中，完成和達成具有終結性，屬于狀態變化事件的范疇。狀態變化事件的核心圖式是[狀態變化]，即內因或外因導致某種狀態上的變化，可分為自主性狀態變化事件和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本研究聚焦于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 (Event of Caused State Change, 簡稱 CSC)，包括施事性和非施事性兩種。

　　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不僅編碼[狀態變化]，還包含[致使]和[方式]等語義要素。Talmy 的詞匯化類型學聚焦不同語言編碼同一事件的總體傾向。V?語言傾向于用主動詞編碼核心圖式，用分詞或副詞性成分表達副事件;S?語言則傾向于用附加語編碼核心圖式，用主動詞表達 [方式]副事件。既往研究認為主動詞是核心，補語是附屬性成分。Talmy (2000) 則提出附加語可編碼事件的核心信息。例如，“I blew the candle out”中“out”編碼[狀態變化]核心圖式，而主動詞“blow” 編碼[方式]副事件。

　　狀態變化事件的認知研究已引起學界關注 (賈紅霞、李福印 2015; 杜軍 2016; 杜靜等 2018)，但漢語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的類型學研究尚屬薄弱環節，相關漢英對比研究亦鮮見。

　　2.2 漢英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方式]語義異同

　　一般而言，[方式] 信息常見的編碼手段是方式動詞(Manner Verb，簡稱 MV)和外圍方式表達 (Alternative Manner Expression，簡稱 AME)。方式動詞即表達[方式] 信息的主動詞，如“踢碎”中的“踢”1 ;外圍方式表達是主動詞之外的成分，如“kill sb. with kicks”中的“with kicks”。根據 Talmy (2000)和 Slobin (2004) 的研究，S?語言通常用方式動詞編碼 [方式];而 V?語言通常以外圍方式表達編碼[方式]，因而其副詞性成分獲得更高的突顯度。但是，由于外圍方式表達為額外成分，增加了認知負荷，V?語言使用者出于經濟性考慮常將其省略。可見，方式動詞的語義精細度和使用頻率具有類型學區分意義，而外圍方式表達有助于研究不同類型語言的修辭風格和語篇特征。漢語和英語在方式語義突顯度上存在如下差異：

　　首先是方式動詞的使用。漢語屬于分析型語言，傾向于采用動補結構編碼 [方式]和[狀態變化]，對于[方式]的描寫精細度較高，如“砸碎”。英語屬綜合型語言，動詞的整合能力較強，可將[方式]和[狀態變化]共同融入主動詞中，如“smash”。英漢方式動詞存在一對多現象，例如，“cut”對應著漢語“切”“剪” “割”等多個動詞，呈方式泛化傾向。

　　其次是外圍方式表達的使用。方式信息可通過形容詞、副詞、擬聲詞、重復、小句等詞匯?語法手段編碼。例如： (3) a. 他……啪嗒弄響了一個機關?！都t高粱家族》 b. He …snapped on a switch.

　　漢語采用動補結構“弄響”表達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中性動詞“弄”并未定指[方式]，因此用擬聲詞“啪嗒”補償方式信息，加強修辭效果，句法上具突顯性。而英語采用“snap”對譯，[方式]包含在動詞中，句法突顯性降低。

　　Talmy 將狀態變化事件視作運動事件的隱喻擴展。有關運動事件的實證研究表明：S?語言和 V?語言中[方式]突顯性存在顯著差異，S?語言描述[方式] 頻率更高，詞匯更豐富，顆粒度更為精細 (Slobin et al. 2014)。按照 Slobin 的假設，[方式]的類型學差異會擴展到其他類型事件中。運動事件相關研究一般認為漢英均為 S?語言。倘若這種觀點正確，漢英都應屬于[方式]語義突顯性高的語言，[方式]的概念空間會獲得更多關注，[方式]語義的可及性較高，編碼[方式]的詞匯豐富程度和頻率都較高。如果此觀點經實證研究證偽，則說明不能對一種語言中的各類下屬框架事件做語言類型的籠統判定，而應就具體事件而論。

　　3. 研究一

　　研究一以漢英小說文本為類比語料，考察漢英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典型模式的分布，揭示兩種語言的類型學傾向。

　　3.1 語料選擇

　　選擇漢英小說各九本，每本抽取 30 個片段，每個片段包含一個或多個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具體包括事件的起始點、終結點以及[致使]、[方式]、[狀態變化]和[工具]等語義要素。各語義要素的表層形式有動詞、名詞、短語和小句等。抽樣時，參考 Özçal??kan & Slobin (2003)的原則，采用系統抽樣和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從首頁起每隔 5 頁窮盡性抽取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片段，每種語言抽取 270 個片段，漢英共計 540 個片段。兩位研究者整本閱讀后確定抽樣原則，再分別交叉比對所有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片段，確保一致性。語料抽取一致率為 97.4%，不一致的由第三位成員判定。最終語料錄入 Excel 進行標注分析。

　　3.2 語料標注

　　語料標注以小句為分析單位，即：每個小句只包含一個謂詞，每個謂詞只表達一個狀態變化情景 (Berman & Slobin 1994: 657)。我們對漢英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表達的 S?型、V?型、E?型等結構進行了標注，結果見表 1：

　　值得一提的是，漢語可通過多種形式突顯[方式]信息。例如，“Tom flung open the door”可漢譯為“湯姆猛地推開門”，漢語通過方式副詞“猛地”對方式動詞“推”進行擴展，突顯方式信息。這類外圍方式表達的跨語言差異在平行文本中更顯著，我們將在研究二中詳述。

　　3.3 結果與分析

　　經統計，漢英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詞匯化模式分布結果如圖 1 所示：

　　圖 1 顯示，漢語中的 V?結構占 8.18%，S?結構占 46.97%，E?結構占 25.86%，方式動詞占 18.73%，中性動詞占 0.26%，漢語詞匯化模式偏重 S?語言類型。由于 E?結構和方式動詞單用占一定比重，漢語并非強勢 S?語言。英語中的 V?結構占 63.10%，S?結構占 26.90%，方式動詞占 5.17%，中性動詞占 4.83%，因而偏重 V?語言類型。兩種語言的結構特征與 Talmy (2000) 和 Slobin (2004) 的觀點不一致，但與李家春 (2018, 2020) 對實現事件的類型判定趨同，這表明同一語言中不同事件的語言類型歸屬可能截然不同 (Croft et al. 2010)。

　　為了揭示方式信息的突顯度，我們對漢英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表達的各類詞語的類符和形符做了統計，結果見表 2：

　　由表 2 可知，漢語中共有 673 個狀態變化相關詞語。其中方式動詞類符為 147，形符為 296，數量和比重較為突顯。非參數卡方檢驗顯示，方式動詞和其它類型在類符分布上具有顯著性差異 (c2 = 341.513，p < 0.05)，形符總數亦存在顯著差異 (c2 = 447.698，p < 0.05)。而英語文本中共有 372 個狀態變化類詞語，其中方式動詞類符為 14，形符為 23，頻率遠低于漢語。但英語狀態變化動詞使用頻率較高，形符占 61.29%。

　　同時，我們對編碼方式信息的其他詞匯?語法手段做了統計，結果見表 3。從該表可見，漢語中外圍方式表達共 13 例，具有多樣性。最常見的是副詞性表達，對方式動詞起修飾和補充作用，共 6 例;形容詞僅 1 例;擬聲詞共 3 例;詞匯重復，具有強化方式語義的作用，共 2 例;小句，可單獨承載完整方式語義信息，僅 1 例。而英語中外圍方式表達共 19 例，以副詞性表達為主，其功能亦是對方式信息的擴展。

　　4. 研究二

　　為彌補類比語料之不足，研究二以平行語料考察漢英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方式突顯性的差異，驗證研究一的結論。選取莫言的六部小說及其英譯文為語料，譯者是著名漢學家葛浩文，其譯作具有廣泛的接受性和較強的研究價值。文本選擇基于三個因素：第一，情節起伏較大，富于戲劇沖突，描寫生動，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豐富;第二，口語化程度高，符合“高頻率、口語化、普遍性”標準 (Talmy 2000: 27)。第三，小說及譯本的語義范疇具有同一性，即語義事件相互對應，通過分析原文和譯文差異，可揭示詞匯語法可及性以及語言使用傾向 2 。研究主要探討漢英方式語義編碼的系統性差異及其動因。

　　4.1 語料選擇

　　語料包括《酒國》《生死疲勞》《天堂蒜薹之歌》《豐乳肥臀》《蛙》《紅高粱家族》及其譯文。抽樣方法與研究一相同，但數量增加至每本 60 個片段，漢英總計 720 個片段。漢語原文抽樣后，從英譯本中找出相應譯文。如果譯文某句省略，則刪除該句后再按先前抽樣方法補齊。語料的結構特征及標注方法與研究一相同。

　　4.2 結果與討論

　　通過對比發現，漢英方式語義突顯性存在系統性差異，其中最顯著的是英語文本中[方式]語義的泛化傾向，即[方式]語義精細度降低或省略。

　　根據精細度來劃分，方式動詞可分為上位方式動詞和下位方式動詞。例如，漢語“V 死”類結構中，“殺死”屬于上位方式動詞，而“軋死”、“踢死”屬于下位方式動詞。漢語采用較多下位方式動詞，對[方式]予以精細化描寫，而英語采用較多上位方式動詞、中性動詞和省略等，整體上降低了 [方式] 的突顯性。漢英文本的語義對等情況可分為兩大類：語義對等和語義不對等。語義不對等又可分為語義調整、方式動詞語義泛化和外圍方式表達語義泛化三種類型。語義對等占比較高，達 50.37%，說明漢英具有語言共性，英語的詞匯語法特征允許譯者在編碼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時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漢語的結構，如“洗凈”譯為“wash sth. clean”。語義調整占 7.33%，如“染紅”譯為“stain”，“灌死”譯為“drown”，語義上發生了變化。方式動詞語義泛化占 34.23%，如“毒死”譯為“kill”。外圍方式表達語義泛化占 8.07%，如“槍斃”譯為“put sb. in front of a firing squad”。我們將重點論述后兩種語義泛化現象。

　　4.2.1 方式動詞語義泛化

　　漢語對[方式]描寫較為細致，而英語方式語義常省略或編碼于寬泛的詞語，如上位方式動詞、形容詞使動用法、中性動詞和靜態動詞等，其[方式]語義的精細度削弱。

　　第一類，上位方式動詞。譯文中上位方式動詞出現的頻率遠遠高于原文。原文中部分 S ?結構在譯文中譯為了單動詞。例如，“捻破”、“踩破”均譯為 “squash”;“拽開”、“擰開”均譯為“open”;“摔死”、“氣死”都譯為“kill”。經統計，譯為“kill”的漢語詞匯有 12 類，共 36 個。由此可知，漢語傾向于采用 S?結構， [方式]描述豐富細致，而英語傾向于采用 V?結構，[方式]精細度有所降低。

　　第二類，形容詞使動用法，包括使動用法的形容詞和形容詞派生的動詞。例如，“打瞎某人”譯為“blind sb”，“瞎”表達的[狀態變化]由方式動詞“打”導致，英語僅表達了[狀態變化]，[方式]隱沒。又如，“熏黑”譯為“blacken”，[方式] 省略。

　　第三類，中性動詞。語料中的英語中性動詞對應原文方式動詞的句法槽位，但[方式]信息隱沒，見表 4。

　　第四類，靜態動詞。英語以靜態動詞對應漢語原文的動態動詞，如“喝光”譯為“finish”，“踢倒”譯為“send sb. sprawling”。這些動詞雖具有施事性，但呈靜態性。

　　4.2.2 外圍方式表達語義泛化

　　漢語偏好使用動詞編碼方式語義，與英語相比動態性更強。英語可將 [方式]編碼于主動詞，亦可采用外圍方式表達對譯，[方式]描寫也常呈泛化傾向。

　　第一類，名詞性結構。S. Potter 指出英語中存在“名詞優勢于動詞”的傾向 (轉引自連淑能 1993: 105)。Quirk (1973: 48) 強調，“名詞通常具有靜態性特征，因為其指稱的是穩定的實體，既包括具體的實體也包括抽象的實體。” 英語中大量名詞性結構的使用降低了文本的動態性，使得[方式]精細度降低或省略。

　　(4) 我感到鐵蹄砸碎了那狼的頭骨……。 《生死疲勞》 I felt the crack of bone…. 原文中“砸”表達[方式]，“碎”編碼核心圖式[狀態變化]。譯文中的“crack”只強調[狀態變化“] 裂開”或“碎裂”，[方式]不明確。第二類，形容詞結構。英語常采用形容詞表達動詞語義。

　　(5) 干草要鍘細過篩…… 《豐乳肥臀》 The hay must be fine and free of impurities… 原文中“鍘細”表示用鍘的方式使干草變細碎，而英譯文中形容詞“fine”僅表達[狀態變化]，[方式]未提及。第三類，介詞結構。英語介詞豐富，被稱為“介詞性語言”。樣本中介詞結構使用頻率較高，抑制了方式動詞的使用頻率。

　　(6) 他握緊拳頭，輕輕地敲打著橡木的暗紅色年輪…… 《酒國》 When he thumped the dark red growth rings with his fist… 例(6)中，“握緊”并未譯出，但用介詞短語“with his fist”進行補償，“握”未體現，[方式]有所泛化。

　　5. 綜合討論

　　5.1 漢英[方式]突顯性的系統性差異

　　類型學差異導致漢英[方式]語義突顯性的系統性差異。漢語表達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時具有豐富的詞匯語法手段，其詞匯化模式偏重 S?語言特征，但并非強勢 S?語言。英語在表達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時體現出 V?語言特征。這與 Talmy 和 Slobin 等基于運動事件研究得出的結論不一致。

　　現代漢語屬分析型語言，不同語義可由不同詞語表達;英語屬綜合型語言，很多詞語的語言整合能力較強。這種類型學差異在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英語母語者常用兩種策略：一是用單動詞編碼[方式]和 [狀態變化]，二是直接編碼 [狀態變化]，[方式]隱沒。從整體上看，漢語在表達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時，動補結構使用較為頻繁，方式動詞較為豐富，方式信息描述的精細度較高;英語則在表達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時呈現方式泛化現象，傾向于簡要描寫甚至省略方式信息。這與英語運動事件方式突顯性高且為 S?語言的結論不一致 (Slobin 1996, 2006)。由此推定，同一語言中不同類別事件詞匯化模式類型存在差異，Talmy 的類型學二分法亦不適用于所有語言。一種語言在詞匯化模式上可能具有 V?語言特征，但在修辭風格方面具有 S?語言特征，而在其它參數上可能呈現迥異的特點。無論是類型學二分法，還是連續統，都不能對所有語言中的不同事件籠統定性，可采用類型矩陣，根據多種參數錨定每種語言特定事件在矩陣中的位置。

　　5.2 漢英方式信息突顯性差異的動因

　　Slobin (1987, 1996, 2004) 基于跨語言口語實驗和翻譯文本提出了“因言而思”假說。該假說屬語言相對論溫和派的代表觀點，聚焦于語言類型對思維方式和語言在線處理的影響。他認為人們在語言的生成和理解過程中，思維方式受到本族語語法結構的影響，因而優先關注本族語中已有結構允許編碼且易于編碼的內容。不同語言之間的類型學差異對認知過程尤其是描述事件時的在線處理方式產生影響。不同語言的心理表征差異引導人們將注意力轉向一些未曾關注的方面。S?語言中，主動詞通常編碼[方式]，傾向于對[方式]精細描寫;V?語言中，主動詞編碼[狀態變化]，而[方式]信息常用附屬性成分表達，且僅在必要時予以描寫。這是不同“因言而思”模式驅動的結果，而不同“因譯而思”模式使得譯者受到不同詞匯語法可及性和詞語搭配靈活性的限制。

　　5.2.1 詞匯語法可及性的限制

　　可及性這個概念來自心理學，通常指人在說話時，從大腦記憶系統中提取語言或記憶單位的便捷程度 (許余龍 2000: 321)。一般情況下，更易提取的詞匯和語法結構，具有更高可及性。譯者所做的選擇是在目的語所能提供的各種選項中進行的。根據提取便捷程度，這些選項使用頻率不同，形成級差序列。而不同語言中，級差序列有所不同。編碼致使性狀態變化事件時，漢語中的 S?結構可及性大于 V?結構，而英語中 V?結構優先于 S?結構。漢語中很多表達在英語中可及性較低甚至不存在。例如，“刺死”和“刺成重傷”在英語中轉換為“resulting in either 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