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記者關于社會化媒體個人信息內容限制性選擇原則

　　伴隨著社會化媒體的快速發展，社會化媒體上個人信息內容逐漸被記者使用，尤其在一些突發事件中，社會化媒體成為記者尋找背景材料的重要平臺。但一些記者關于社會化媒體中個人信息內容的使用行為遭到了來自于業內及社會的普遍譴責。本文首先分析了了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及世界范圍內媒體機構關于這一行為的相關規避措施，其次從網絡結構視角闡釋了關于社會化媒體個人信息內容限制性原則，最后從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以“換位思考”為出發點的具體操作措施。

　　《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雙月刊)創刊于1999年，是由江蘇大學主辦的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理論期刊。

　　網絡作為一種不同于傳統媒體的變革性媒體，其突出表現為賦予了一般性個體的強大主動性，而社會化媒體是使得這種主動性發揮最為充分的平臺，同時也成為記者獲取信息的重要平臺之一。從尋找一般性的新聞線索到深挖新聞人物的背景信息，社會化媒體為記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但一些記者關于社會化網絡媒體個人信息內容的使用行為卻遭到了來自業界、學界及社會上普遍譴責。

　　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灘發生了震驚世界的“踩踏事件”，在整個事件中，36人死亡，47人受傷。媒體對這個事件進行鋪天蓋地的報道，其中有一則關于在事故中喪生的“復旦”女孩的報道，引起了極大的爭議。事情緣起自《新京報》與《南方周末》1月1日各自的一篇關于遇難者的人物特寫報道。傍晚時分，《新京報》以“復旦20歲 ‘才女外灘踩踏事故中遇難”為標題，大量引用社交平臺等方面的信息，希望借此展現這位逝者的性格側面。而《南方周末》則以“遇難者XXX”為題，力圖還原外灘踩踏事故發生的現場。晚上八點半，網易新聞轉載了《新京報》報道，并配以遇難者的真實頭像。而這也成為復旦抗議輿論的引爆點：使用社交網絡發布信息是否符合新聞倫理?未經家屬同意而擅自發布遇難者死亡場景是否合適?從這時起，記者對社會化媒體平臺個人信息內容使用相關議題正式進入了國人視野。圍繞這個事件，業內記者與當事記者、學者與記者、復旦大學學生與記者等多方開展了廣泛而持久的討論。整個事件過去了一年有余，已經塵埃落定，但整個事件引發的思考卻不能夠停止。中央電視臺于2014年9月播出了一部非常有影響力的紀錄片《互聯網+時代》，其中講述了一個案例，與上述的這一事件遵循著相同的邏輯。一位中年男人到一所學校應聘教師崗位，一切都很順利，但因為記者挖掘到了其年輕時放在社交媒體上的使用興奮劑的信息而被拒絕了。在這里，不妨做一個直接的判斷，是社交媒體上的其發布的個人信息使得其失去了工作機會。由此看來，記者關于社交媒體個人信息內容的使用應該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普遍問題。針對此，各國政府和各大媒體紛紛出臺了規制記者相關行為的文件。

　　一、契約與普遍性規定

　　記者的“采訪權”并不具有天然的正當性，也就是說作為一個普通的公民是既具有接受采訪的自由，也具有拒絕采訪的權利。記者和被采訪人在整個過程中是一種對等的“契約”關系。記者在沒有經過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使用社會化媒體上的個人信息內容的行為是一種不遵守契約的表現，至于具體原因，下文將展開分析。這種表現背后的原因，可能更值得在這里進行探析。記者之所以愿意突破契約，肯定存在多方面原因，但可以預見的是“經濟利益”的誘惑。

　　不管出發點是什么，針對相關行為的管理和指導早已開始。受中國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委托，中國政法大學的徐迅教授負責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手冊》課題組完成于2012年10月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手冊》對新聞工作者使用微博提出如下建議：

　　1.新聞工作者使用社交媒體應避免與單位與職業身份產生利益沖突。2.注冊及使用媒體“官微”賬號應該有嚴格的審批程序，遵循媒體發布信息的審核程序。3.新聞工作者應注冊個人賬號，當其能夠被識別其職業信息時，應該：(1)在首頁上加上“免責條款”，明確所表達內容與所在單位無關。(2)區分所發布信息是“事實”，還是“觀點”，對事實信息的發布最好提供相關鏈接。(3)觀點信息所在立場應該與所在單位保持一致。(4)在沖突中表態表態應謹慎。(5)對評論中涉及單位利益的內容，應立即刪除。(6)對媒體內部事務的建議應通過正常的渠道反映，不宜在微博中表達。美聯社、路透社、《紐約時報》、BBC等相應增加了雇員對社交媒體的使用指引。本文以路透社為例。路透社2010年在《路透社新聞手冊》中增加《網絡報道手冊》，本文根據新華社新聞研究所2010年的譯本來進行分析。1.鼓勵記者使用社交媒體。2.需要記者遵循準確、公正、不偏不倚原則，不得發表有損路透社聲譽的言論。3.記者在社交媒體上可以注明供職路透社，但所發表的觀點不代表路透社。4.如以記者身份發表新聞，需主管同意。5.記者以職業身份使用社交媒體時，不應過多透露個人信息。發表評論應使用真實姓名。6.在社交媒體上的任何行為都需要謹慎，如關注、加好友、轉發等。以免授人以柄。通過對以上內容的分析，可以發現，不管發布主體是政府機構，還是媒體，其關于記者對社交媒體上使用的關注集中于“發布方面”，而且是一種限制態度，很少對記者使用社會化媒體內容進行限制。

　　二、限制與網絡結構

　　本文認為記者關于社會化媒體個人信息內容使用應該采取一種限制性原則。這種原則產生于因社會化媒體“網絡結構”所造成的記者對“契約”違背的反思。記者關于信息的獲取，通常的方式是選取采訪對象，進行采訪。從采訪對象角度來考慮，其第一個層面是對記者身份的確定，第二個層面是對其提供給記者信息的確定，這意味著采訪對象在心理層面是能夠預料到其所提供的信息是能夠被大眾媒體的受眾閱讀到的。以上，記者與采訪對象就形成了一種契約關系。而當記者通過社會化媒體獲取當事人相關個人信息內容時，一般是通過當事人“好友”或者“自動”獲取。因為網絡結構的獨特性，與當事人相關的每一個好友都可以獲取信息，同時任何一個好友都不具有代表當事人提供給記者個人信息的權利。只要記者沒有經過當事人的同意，通過網絡獲得了當事人社會化媒體上的個人信息，這就意味著突破了網絡的限制結構，打破了本應該受到保護的契約。屆時在當事人無意識情況下，其信息通過大眾媒體被社會上的一般大眾所了解。為了保護當事人的隱私，應該對記者關于社會化媒體個人信息內容的使用采取限制性措施。

　　三、認知與“換位思考”

　　人類的一切行為都起源于對事件本身的認知。針對違背“契約”，獲取社會化媒體上的個人信息內容行為，除了在法律層面懲罰和道德層面的譴責之外，更基礎性的解決措施是提高記者當遇到相類似行為時主觀上的認識。當然，這種認識的第一個方面應該是關于網絡結構所造成的記者對“契約”的違背，而緊隨之的第二個層面就是記者的策略性思考。本文主張記者個體通過“換位思考”的自我認識方法，完成對事件本身的判斷。如在上海外灘踩踏事件關于“復旦女孩”的報道中，當事記者應該換位思考，不妨做出假設，即“受難的女孩是自己的妹妹或者家人，自己是否還會執意去報道?”我相信對于這樣一個問題，只要是有良知的人都會做出明智的判斷。這個標準尤其適用于記者在關于一些突發事件的報道中。

　　協調好記者采訪與社會化媒體個人信息保護既需要一種技巧，同時也需要社會良心的不斷調整。但因記者通常具有比一般個體在信息使用方面的優勢，當記者權利與普通個體權利沖突時，對記者相關行為的限制更應該受到鼓勵。

　　【參考文獻】

　　[1]《因“踩踏事件”逝者 復旦與媒體人論戰》，2015年1月4日，觀察者，http：//www.guancha.cn/Media/2015_01_04_305238_s.shtml;[2]《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手冊》(2012年推薦版)于2012年10月23日印刷;[3]《路透社“網絡報道守則”主要內容和要求》，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2010年7月16日，http：//b2b.toocle.com/detail--52741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