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庭功能為中心的社會組織結構優化策略

　　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人們往往忽視了家庭的發展，卻對國家，企業，非營利組織非常重視。但是國家，企業，非營利機構的開展也離不開家庭功能的發展，只有滿足了家庭需求，才能促進國家，企業的發展。社會的發展，經濟的增長應以實現家庭生活功能為主，增加家庭福利為目標，滿足家庭需求。為此，形成“行為-功能-結構”等發展模式，才能優化社會組織功能。

　　關鍵詞：家庭功能,社會組織,現代經濟學

　　當今世界經濟得以高速增長，人們物質生活得到了顯著的提高，這種提高主要體現在物質的內容和方式上。人們所擁有的東西越來越多了，內容也更豐富了。人們追求需求滿足的內容和方式的選擇行為主要受家庭以外的其它組織，特別是企業的引導，而這些其它組織都有其自身所追求的目標，這些目標一旦與人們所追求的需求滿足目標發生矛盾時，就會引起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新常態到來之際，我們發現許多社會事件，比如“瘦肉精”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地溝油”事件、“強拆”事件等等嚴重危害到人們的福祉。

　　這主要是由于過去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心主要放在經濟增長上，社會組織和個人的逐利動機受到了過度激勵，人們生活中的物質水平在數量上被過多強調，質量上卻被嚴重忽視，精神上的需求被關注得更是太少。人的需求被不全面關注。單一化的人類需求關注使人們在物質產品日益豐富的同時，卻更加感到需求滿足的更大壓力，社會福祉也因此大打折扣。新常態下中國社會更加強調對社會福祉的關注，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定位家庭，并為此做些什么努力呢?

　　現代經濟學認為國家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非營利性組織追求其關注特定群體面臨的問題解決的最優化等。這些都只回答了這些組織的直接目標。但這些組織是因什么而產生，其存在和發展的根源應該是什么呢?其終極目標是否也是家庭需求的滿足?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到人類最直接最基本的單位——家庭的需求滿足及滿足的方式上，特別是這些方式的變化上，即家庭變遷上。

　　關于家庭變遷的研究在早期主要散布在家庭史的研究和一些文學作品中。家庭史的研究開始得也比較晚，恩格斯(1891)指出“家庭史的研究是從1861年，即巴霍芬的《母權論》出版的那一年開始的。”真正的有關家庭變遷的研究最早應該是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摩爾根采取分期法探索人類歷史及家庭的變遷。恩格斯(1884)在整理馬克思的《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基礎上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該書從婚姻、血緣關系角度對家庭變遷進行了分析，說明了人類社會自蒙昧狀態到文明時代的家庭演進過程。他主要圍繞分工導致的財富的產生與擴大考察了家庭的演變的，強調了私有制在社會制度變革中的作用。

　　貝克爾把家庭視為家庭變遷的微觀行為主體，分析了家庭在家庭變遷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及不同時代的家庭的特征。他在其著作《家庭經濟分析》中的“家庭的演進”一文里，從理性的角度，引入不確定性、家庭利他主義等概念，針對傳統與現代家庭重要性，分析了傳統家庭與現代家庭，以及20世紀后半期家庭的一些特征。1988年，貝克爾進一步從對孩子的利他主義、對兒童人力資本投資、社會保險及老人贍養、離婚、最佳人口和代際競爭等方面，對20世紀后半期家庭的特征進行補充說明。

　　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家庭放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展中，圍繞財產關系的變化與發展，從婚姻和血緣關系角度論述家庭自蒙昧時代到文明時代的變遷問題。貝克爾則從家庭理性的角度分析了家庭在變遷中的一些特征，強調了家庭對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追求。但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家庭作為微觀行為主體，是如何引向自我變遷的，即家庭變遷的內因是什么呢?家庭需求在這個過程中起什么作用呢?相應的邏輯關系是怎樣的呢?這個邏輯中家庭福祉處于什么位置呢?基于這些問題考慮，以下將家庭變遷在家庭理性假定下，將家庭納入“行為—功能—結構”框架中探討家庭變遷問題，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家庭、企業、非營利性組織等是如何產生與變遷的。

　　一、說明與假定

　　在社會學和歷史學中，有關結構和功能的研究通常是社會或歷史的問題，通過將社會主體本身的行為排除在外，從而揭示社會發展的整體規律。因此，其研究的多數為宏觀問題，在其中結構決定功能。而事實上，在社會學家關于家庭的研究中，家庭結構和家庭功能通常是分開來進行研究的，對其相互關系甚至并未進行深入研究，雖然埃什爾曼(1985)曾經指出“結構和功能是個完整的概念。盡管可以分開討論他們，但他們不能被孤立去解釋。社會研究中的結構(要素)導致功能(結果)，它包括規范、價值、角色、等級、權利和制裁，還有感情、信仰和目標等。

　　”但社會學中的結構功能主義，在研究結構和功能時主要關注的是與其它組織之間的結構和功能差別，在這種分析中結構通常是靜態的。筆者主要從家庭這一微觀主體出發進行研究，假定家庭行為主要以其需求的滿足為主要目的，在特定社會經濟下，依據其資源稟賦，理性選擇家庭功能，并進一步選擇家庭結構，以最大化其福祉。因此，這里的家庭結構是由其功能決定的，而不是相反。經濟學則對結構與績效之間的關系比較感興趣，產業組織理論曾考察“結構—行為—績效(SCP)”范式及其發展演變，最初由結構決定行為，行為引致績效的思想，逐漸轉變到結構、行為和績效的相互影響上;后來有學者又提出“行為—結構—績效(BSP)范式”，斯密德則在《制度與行為經濟學》中，突破了這一范式，提出了所謂“狀態—結構—績效(SSP)范式”。

　　這里將社會學中的功能思想引入傳統的BSP范式中，將斯密德的“狀態”作為分析的前提，把家庭視為微觀行為主體，構建“行為—功能—結構(BFS)范式”。假設家庭是理性的，它在社會經濟發展背景及自身資源等(狀態)約束下，通過其行為，選擇家庭生活功能的實現方式，并相應調整實現家庭功能的家庭結構，以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嚴格來講，本框架應該為“行為-功能-結構-績效(BFSP)范式”，但為了分析方便，假定家庭結構能夠完全實現家庭功能，達到其目標績效。

　　在長期中，家庭突破了資源、成本和信息約束條件，可以依據社會經濟條件，以家庭福祉最優化為目標，根據家庭比較優勢，通過其行為選擇家庭功能，直接調整家庭結構，實現家庭的變遷，并在這個過程中，引致國家、企業和非營利性組織等的產生與發展?？梢栽O想一個成年人(具有獨立行為能力的人)，他的選擇是根據其自身多方面需要而展開的，需要的實現必須通過許多功能層次的組合來完成，功能的實現必須依賴特定的系統化結構。為了分析方便，假定家庭所需實現的全部生活功能定義為家庭生活功能，而由家庭本身實現的家庭生活功能定義為家庭功能。

　　二、家庭變遷的歷史邏輯

　　1.家庭產生及第一次分化家庭。根據人類產生發展歷史，我們可以假定家庭自產生起包含了家庭生活功能的全部方面，這時家庭功能與家庭生活功能基本是等價的。因此，家庭結構從規模上講也基本達到了歷史以來的最大值，家庭與當時的最大社會組織等價。馬克思就曾指出“氏族起源于這樣的家庭，這種家庭由一群實質上與氏族的人員組成相一致的人組成。”甚至可以說，這時的家庭就是社會。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社會經濟條件非常落后，物資生活資料極度缺乏，也不存在其它可以取代家庭分化家庭功能的社會組織。家庭行為選擇范圍只能局限于家庭內部，主要體現在家庭內部分工上，家庭生活功能的實現也只能依托家庭這個組織獨立實現，因此，這時家庭結構呈現出單一性。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分工與協作日趨重要，并逐漸突破了獨立家庭內部的分工范疇，家庭開始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產生一定程度的家庭專業化生產，形成家庭間的社會分工，家庭生活功能首先在不同家庭中發生一定程度的分化。家庭專業化生產源于社會經濟發展，人們獲取生活資料的工具、能力提高，使得家庭產生了剩余。這種剩余在不同的家庭中內容通常存在差異，且(或)產生的時間通常存在著差異，這使得家庭之間交換可以提高各家庭之間的福利，于是在人類歷史上，交換也客觀的產生了。交換，以及交換的頻繁，使得家庭發揮其自身優勢進行專業化生產成為可能。同時也使得家庭不生產某種生活必需品，不具備直接實現某些家庭生活功能成為可能。家庭最大化效用追求使得這種可能實現了。

　　由此，家庭結構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于是家庭出現了第一次變遷。這也是家庭變遷的第一個階段。家庭開始由單一性，向多樣性轉化。這種家庭間的功能分化所形成的家庭結構類型可定義為第一次分化家庭。第一次分化家庭，在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后得到較快發展。因為第一次社會大分工“游牧部落從其余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這是第一次社會大分工。……這就第一次使經常的交換成為可能。”，從而使得家庭之間的功能替代成為更為經常的事情。而第二次社會分工，手工業和農業發生分離，使得家庭第一次社會分化得到了快速發展。

　　2.第二次分化家庭與國家。正如恩格斯(1884)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文中，曾指出，“氏族制度已經過時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會之分裂為階級所炸毀。它被國家代替了。”那樣，隨著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私有制得到了快速發展，突破了氏族公社的公有體制，國家順應時代需要產生了。家庭也在這一過程中，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趨動下，逐漸擺脫了對氏族制度的依賴，逐漸分離成更細小的家庭。恩格斯在分析文明時代的狀態時也曾指出“隨著男子在家中的實際統治的確立，實行男子獨裁的最后障礙便崩毀了。這種獨裁，由于母權制的傾覆、父權制的實行、對偶婚制向專偶制的逐步過渡而被確認，并且永久化了。

　　但是這樣一來，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出現了一個裂口：個體家庭已經成為一種力量，并且以威脅的姿態起來與氏族對抗了。”國家產生后，家庭生活中的一些安全防衛等公共服務功能從家庭中分化出來，形成了為家庭提供各種公共服務，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國家組織。國家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強制性，所以家庭在面臨一些公共服務功能被強制分離后，在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趨動下，家庭對自身的結構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個體家庭逐漸成為家庭的主要形式，成為社會的主體。這就是家庭的第二次分化，即家庭由于一些公共服務功能被分化出去，而形成個體家庭。由此形成的家庭結構類型可定義為第二次分化家庭。

　　3.第三次分化家庭與企業。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創造了一個不再從事生產而只從事產品交換的階級——商人”。商人的出現加快了市場完善的步伐，推動著私有制逐漸向著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社會的形成與發展。交換成為更為頻繁的事情。并且，由于國家承擔了家庭的部分公共服務功能，這使得家庭隨著私有制不斷和完善，隨著科技的發展和市場的完善，在家庭效用最大化目標的追求過程中，能夠更好地擴大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功能。但當這種擴大達到一定程度時，由于家庭自身的局限使得生產功能逐漸從家庭中分化出來，形成以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為基本內容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組織。

　　企業組織的出現使得家庭在生產方面的擴大與深化比較而言，在許多方面呈現出不足之處，家庭圍繞生產方面的功能逐漸呈現消減之勢。家庭更多地強調其它非經濟方面的功能，甚至隨著國家和企業組織的不斷完善，一些非經濟功能，如教育、養老等功能，也逐漸被分化出去。在此時，家庭行為在面對眾多對家庭功能存在替代的組織時，為了實現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往往面臨著更多的權衡。家庭組織也因此呈現了更強的多樣化趨勢。伴隨著企業的產生和發展所形成的家庭結構類型可定義為第三次分化家庭。

　　4.第四次分化家庭與非營利性組織。隨著社會經濟和科技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家庭生活功能不斷從廣度和深度向國家和企業分化。在這分化過程中，家庭、國家和企業由于存在其自身的約束，以及人類思想文化的發展，家庭也呈現出一些新的、在當時社會經濟條件下，通過當時家庭、國家和企業無法更好解決的問題，如保險、知識的多樣化需求等問題，順應這種家庭需求社會產生一些以為單個家庭、一類家庭，甚至社會全體提供福利，追求局部福利最大化的非營利性組織。而這種非營利性組織的出現通過家庭行為對家庭功能、家庭組織結構形成強烈的沖擊，家庭中因為家庭或家庭內某個或某類成員具有的優勢所形成的為家庭成員所依賴的東西，逐漸喪失，家庭凝聚力進一步受到挑戰。

　　需要指出的是，許多這種非營利性的組織功能逐漸轉化為國家或企業的功能，如保險、救濟等等。但就是這樣，非營利性組織對家庭某些功能的替代方面還是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此時，家庭面臨著更多的選擇，家庭功能面臨著更多的分化途徑，家庭結構也相應地呈現出新的多樣化特征，如“丁克”家庭、獨身家庭等等。伴隨著非營利性組織的形成與完善所形成的家庭結構類型可定義為第四次分化家庭或現代家庭。

　　三、未來家庭

　　家庭經過四次分化之后，已經具有了現代家庭的特征，那么未來家庭將走向何處去呢?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國以來的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家庭人口規模除第一次與第二次之間有所擴大外，之后呈不斷縮小趨勢，47年間，平均每戶下降了1.23人，見表1。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甚至在他的《大趨勢》中認為：“社會的基本建筑構件正在從家庭轉變為單獨的個人。”總之，家庭在變遷中存在多樣化形式，但總體呈現不斷縮小趨勢。那么這種趨勢的內在邏輯是什么?

　　任何一種新組織的出現，都是依賴于家庭的選擇。家庭會不會隨著國家、企業和非營利性組織的不斷完善而逐漸走向其極端，即整個社會都是由單個人的家庭組成的呢?在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中，隨著國家、企業和其它非營利性組織的形成、完善和發展，家庭行為按照自身的比較優勢選擇家庭功能，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家庭認識到由家庭自身實現其大部分生活功能變得越來越不合算，因此，家庭結構也從總體上呈現縮小的趨勢。并且隨著世界市場經濟的發展，家庭間面對的社會經濟條件日趨接近，所以世界上的家庭從總體上出現了縮小的趨勢。

　　如果說家庭存在是以通過實現的家庭生活功能為前提的，若國家、企業和非營利性組織能夠將家庭的生活功能全部轉化出去，或者嚴格地說能夠將通過單個人無法實現的家庭生活功能全部分化出去的話，那么，整個社會由單個人家庭組成的社會是可能的。依據矛盾的邏輯，如果整個社會家庭是以獨立的單個人的形式存在，那么家庭實質上走向了其對立面，即家庭規模極小化為單個獨立的個人時，整個社會就成為一個大家庭了。從這個角度講，家庭不存在消亡問題，存在的只是以何種方式或結構存在的問題。

　　現代社會中出現的單個人家庭，為這種極端社會提供了一個范例。但是基于人的需求的多樣化，某些需求可能只能通過家庭較單個人家庭更復雜的形式才能實現，比如婚姻等，以及人并不是全部理性的，即使人都是理性的，也會犯錯，所以整個社會都是由單個人家庭組成的情況是否會出現可能令人懷疑。不過整個社會主要由單個人家庭組成的情況按照理性邏輯推理應該會出現。

　　總之，家庭變遷經歷了一個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家庭行為對家庭功能選擇的基礎上的家庭結構變遷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家庭通過其行為，從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出發，以最大化家庭福祉為目標，合理地選擇家庭功能，使得家庭功能不斷向社會分化，從而家庭結構呈現了不斷縮小的趨勢。當然由于信息不完全以及交通、經濟、文化等社會的和經濟的原因，各地家庭在總體不斷縮小趨勢下，呈現著多樣化的狀態。同時隨著科學技術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家庭的生活功能可能會出現以家庭為主體的比較優勢，這也可能使家庭結構呈現一些新的特特征，甚至出現逆轉擴大的現象。正是由于社會經濟中的不確定性決定了未來家庭結構的不確定性。

　　塔勒布的黑天鵝思想認為“黑天鵝思想是以經驗現實中隨機性的結構為基礎的。”該思想認為“歷史和社會不是緩慢爬行的，而在一步步地跳躍。它們從一個斷層躍上另一個斷層，其間極少有波折。”也許未來家庭變遷可能因為某個黑天鵝現象，而出現違背趨勢的突變。所以抱謹慎態度，家庭將走向何處在此不做定論。所以雖然家庭總體上呈現不斷縮小的趨勢，但未來家庭將走向何處仍是一件未定之事。但社會組織存在是以滿足家庭需求、最優化家庭福祉卻是合理的。

　　四、結論與啟示

　　家庭變遷實質就是在社會經濟的發展基礎上，以優化家庭福祉為目標，家庭生活功能不斷從獨立單個家庭中向其它組織(主要指國家、企業和非營利性組織)分化與融合的過程。首先表現為從最初原始家庭向分散家庭的分化，導致第一次分化家庭;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其它社會組織的出現，家庭生活功能不斷地向國家、企業和非營利性組織分化，分別形成了第二次分化家庭、第三次分化家庭和第四次分化家庭。隨著家庭生活功能繼續不斷向國家、企業和非營利性組織等組織分化，分配比例不斷調整，最終形成未來家庭。從總體上看，家庭變遷呈現了如圖1所示變化趨勢。

　　由家庭變遷過程，我們可以知道，國家、企業和非營利性組織等各種組織都是為實現家庭分化出去的生活功能而產生、存在和發展的。所以這些組織的存在發展的根源應該是實現家庭的某些生活功能，其終極目標應該是滿足家庭需求，而不應該是其它別的什么目的。但是國家、企業和非營利性組織都有各自的直接目標，國家理性地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企業理性地追求利潤最大化，非營利性組織理性地追求其關注主體的福利最大化。國家、企業和非營利性組織自身的直接目標又容易與家庭福祉這一終極目標發生沖突。通常情況下，又以犧牲終極目標為代價。因此，新常態下，為了優化各個組織的社會功能，最優化家庭福祉，必須對這些組織進行必要的約束。約束的手段主要有制度和法律(包括憲法)、文化和道德等等。這要求我們制定相關制度和法律時應該多考慮這些組織的終極目標，關注家庭福祉，在推廣宣傳文化和道德時更多強調組織的終極目標，在行動中為這個終極目標努力。逐漸轉變過度關注經濟增長，特別是量的增長的狀況。將社會主流思想轉向對家庭福祉的關注上來。逐漸通過優化社會組織，為未來家庭，以致家庭的消亡創造完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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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發展相關論文《企業經濟雜志社-企業經濟編輯部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