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新常態是相對于經濟舊常態來說的，經濟新常態要求從側供給結構性改革入手，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而使經濟穩定增長。從長遠角度來說，必須要建立全新的市場生態環境，實行有效的政策引導，為創業創新奠定良好的物質人才基礎，下面文章結合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的知識經濟特點，從政策角度出發，研究創新與創業中存在的相關制約因素，并且提出了科學有效的政策指導和實現方法。
關鍵詞：經濟新常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引導
結合黨的十八大以來對經濟新常態的解讀，其中既包括“新常態”與“舊常態”理念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又表現出兩種不同“常態”的階段性特征。相對于計劃經濟時期，從改革開放到“十二五”的三十多年中，中國經濟表現出的“新常態”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解放社會勞動力、促進非公經濟發展、提升產業經濟速度，等等，將經濟發展作為國家重點，而這一時期也造就了“中國速度”的經濟建設奇跡;2016年作為“十三五”開局之年，黨和政府意識到“新常態”拐點的到來，過度追求GDP導致的“兩高一剩”、政府弊病、經濟放緩等負面表現，意味著一個完全不同的“新常態”階段來臨。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經濟新常態可以定義為經濟結構“對稱態”，相對于以往單純地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經濟規模總量的觀念，其理解更深入、觀點更科學，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不能以GDP為唯一衡量標準，而要綜合考慮投入與產出的合理性，兼顧經濟發展的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生態效益，滿足可持續性的要求。很顯然，經濟新常態工作的開展，必然需要“新環境”，重新調整不同經濟影響要素，其中就包括放緩GDP增長要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重視創新驅動功能、激發社會創業活力等。簡單地說，就是實現宏觀經濟環境的改良和重塑。
2015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理念，要求通過“簡政放權”的政策改革來實現市場經濟主體更大的釋放空間，充分發揮互聯網經濟的新引擎功能，為廣大中國人民提供更多的精神財富以及非物質性實惠;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建設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示范基地的實施意見》(簡稱《意見》)，在《意見》中，詳細闡述了“雙創”對加快經濟發展、培養全新動能、打造發展引擎的重要性，同時也提出了“突破阻礙‘雙創’發展的政策障礙”的要求。《意見》中將“創業與創新”定位在同一高度，說明兩者存在密切的關系，在互為驅動、互為實踐的基礎上，更需要積極性政策引導，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掃清障礙、構筑平臺，喚醒全民族的創業精神和創新能力。
一、新常態背景下創業與創新的內涵分析
(一)新常態背景下的創業分析
“創業”在我國現階段有兩層含義，其一，是相對于計劃經濟時期相對封閉的市場環境而言的，“創業”意味著放棄國家分配或公有制經濟主體從業資格，以私人企業、民營企業等為代表。這種創業強調的是“創業行為”和市場主體性質，從我國改革開放一直延續至今，其本質上是一個新的市場參與主體誕生，但它對產業結構和經濟模式的影響很小。其二，是在當前社會背景下，致力于創造新產品、新技術、新文化、新模式的市場資源整合行為，無論以個人還是企業形式出現，都產生了對傳統產業開拓或傳統行業顛覆行為。例如，相對于傳統金融的“互聯網金融”，相對于傳統移動通訊的“互聯網通訊行業”等。
“大眾創業”是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創業的一項宗旨，它強調創業對象的廣泛性，也表明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開放性，建立了國家經濟與人民智慧之間的橋梁。與國家宏觀產業相比，大眾創業的規模普遍較小，更適合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靈活應對，同時發揮了“市場試錯”功能，為我國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提供了經驗。
(二)新常態背景下的創新分析
本質上說，經濟新常態是一種被動局面，意味著一種成熟經濟形態進入了效應衰退期，為了維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就必須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很顯然，新的經濟增長點必須跳出傳統產業模式，它與資金投入、資本運作、市場壟斷等沒有直接關系。因此，“創新”被譽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從項目規劃層面就執行規避“兩高一剩”的原則，必須以新理念、新技術、新管理、新模式促成“新項目”，但創新不是個體行為，“萬眾創新”的目的在于啟民智慧、海納百川，進而構建良好的社會創新機制。
(三)創業與創新同步性的意義
狹義地說，創新與創業的關系，就是理念與實踐的關系，兩者之間在經濟“舊常態”階段缺乏同步性強調。創新明顯落后于創業，一個新創意、新產品的問世，必然會引起社會資本的蜂擁而至，通過資源、渠道、市場等方面的運作，實現資本運作的利潤追求。也正是由于創新與創業的“不同步性”，導致整個社會產業結構改良緩慢、優化難度較大。
阻礙創業與創新同步的原因很多，總體來說包括兩個層面：其一，成本心理影響。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創業需要龐大的資本，而創新需要專業的知識技能，這兩項要素大多掌握在社會精英手中，并以此形成了社會經濟運轉的“精英管理”模式，如高等教育、金融領域、科研領域等，由此形成一種簡單樸素的“成本心理”——創業和創新都存在較大的風險，精英人士運作則可以相對減少風險的影響，減少成本的浪費(包括經濟成本、時間成本、資源成本等)，換句話說，這兩項內容并不適合在全社會廣泛鼓動開展;其二，政策體制缺陷。
國家政府、企事業單位及相關管理部門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成本心理影響，更愿意將優勢集中在精英群體手中。除此之外，政策體制缺陷是導致創業、創新發展緩慢且缺乏同步性的主因，我國一直以來側重規模化、產業化經濟的發展，在政策扶持和財政補貼領域，主動向大型企業、科研機構傾斜，體制內外獲取資金支持和政策支持的難度差異很大，“內易外難”導致優勢高度集中，壓抑廣大市場參與者的主動性和創新性。
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啟動全民智慧、激發全民創業是實現我國經濟結構性改革的關鍵，而這也從根本上解放了“精英模式”的壓抑，肯定了人民的智慧、技術、能力——以全民創新、創業的形式，促使經濟資源的分配合理、平衡，實現理念與實踐的統一，將更多智慧、創意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經濟效益，所以創業和創新是密不可分的;實現創業與創新同步的意義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促進經濟發展軟件與硬件的匹配。在傳統產業結構框架中，由于經濟增速與經濟總量是重要衡量標準，從而忽視了過程與來源，造成經濟機構不合理問題突出。如果將“創新”是為一個經濟增長點，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以功能實現為前提、以市場銷售為目的、以經濟回報為終點，換而言之，一個“創新品”的誕生和功能實現，仍然依賴的是在傳統產業環境——高能耗、高污染、低產出、低效益的特點并沒有消失。“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基于經濟結構的優化，“創業”就必須與傳統產業區分開，在設備、工藝、管理等方面實現“全面創新”，以更少的投入換取更大的效益，這一過程中，將創業與創新同步結合，實現“創新品”的過程是“新硬件”、“新軟件”的共同優勢，即，在全新技術、全新設備、全新管理等基礎上，實現創新理念，做到匹配性，從而滿足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優化的最佳效果。
第二，實現產業結構與人力資源的更新。根據經濟新常態的改革要求，要逐漸淘汰舊的產能，建立新的生產體系。在淘汰舊產能的過程中，不僅包括舊設備、舊工藝、舊技術，更包括大量知識落后的人力資源。尤其是在資源型經濟模式下，大量勞動者文化素質較低，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只能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維持。很顯然，這不符合經濟新常態發展的要求。實現創業與創新的同步，就是要從根本上阻斷落后人力資源的生產，將我國教育資源充分的利用，發揮其最大效應，如高校大學生、高職院校學生等，避免其步入傳統落后產業，逐漸擴大“創新產業”的容納空間，實現我國人力資源的整體更新。
二、新常態背景下創業與創新的制約因素
第一，經濟增速下行導致的支持力度不足。“經濟增速下行”是新常態背景下的經濟增速“新特征”，2016年我國GDP平均增速為6.7%，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的態勢十分明顯。在經濟增速回落的同時，新興經濟體尚未完成市場建構，全社會經濟貢獻不足5%(2015)，這直接影響到創新、創業激勵政策的實施和財政資金的劃分。數據顯示，我國創業失敗因素中資金不足位居第一，約50%左右的創業行為融資不足10萬元(RMB)。經濟下行趨勢的明顯，客觀上增加了金融服務機構的放貸風險，而90%以上的創業資金來自于銀行貸款，同時，宏觀經濟環境改善前景不明朗，這加劇了風險投資、股權融資等市場資本的介入門檻，以風頭為例，市場收益期望值下降、風險規避意圖上升，更愿意投資具有償還能力和擔保主體的項目，創業和創新的市場風險相對較高。
第二，人力資本缺陷導致的雙創發展阻力。無論是創業還是創新，人才都是最核心的要素。經濟“舊常態”背景下，市場經濟發展強調“人力資源”而并非“人力資本”，彼時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依賴人口紅利，“人力資源”豐富是確保低勞動力成本的關鍵。相應地，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經濟增長驅動要素發生了本質改變，從要素、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人力資本”來源于教育，代表個體所具備的知識、技能、素質等非物質價值，這是以往經濟發展過程中被忽視的部分——截至目前，我國教育體制對創新、創業教育依然存在很大缺陷，創新或創業的成功是一種“偶然”行為，大部分人才培養形式的教育依然面向經濟“舊常態”展開。
第三，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導致的傾向過度。經濟新常態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去”為核心，包括去產能、去污染、去杠桿等，客觀上提高了新興產業的行政審批門檻，造成政府公共服務能力不足——而這與降低創業創新行政審批門檻的要求背道而馳，尤其在地方政府層面很難實現協調。在宏觀經濟方面，“去第二產業、興第三產業”的政策導向十分明顯，這導致創業創新行為較多地集中在互聯網產業、服務業等方面，呈現一種“泛雙創”特征，資源過度集中、模式過度同質，在無法確保創業知識、創業能力、創業思維、創業設計等完善的前提下，失敗機率會大幅度提高，嚴重挫傷“草根”階層參與“雙創”的積極性。
三、新常態背景下創業與創新的政策導向
(一)基于經濟新常態構建創業與創新的聯系
在傳統經濟結構中創業和創新是相對分離的，這種“二元化”要素形式導致了經濟增長的瓶頸，“新常態”拐點的出現，意味著創新思想和創新行為之間的脫節達到了負面作用顯化的程度，具體表現如GDP增速放緩、規模化投入回報率降低、環境治理成本提升等。因此要從政策層面引導兩者結合，形成全新的積極關系，讓創業成為創新的載體和實現機制，并讓創新成為創業的理念支撐;在宏觀經濟層面，創業和創新聯動關系構建，將發揮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穩定性、促進性作用。
從我國體制現狀來說，創業與創新的不同步是客觀現實，要形成兩方面的聯系，可以通過政策引導，一方面進行創新內容的引進和推廣，另一方面廣泛展開創業的支持和保護，將更多的新科技、新創意、新產品嫁接到創業體系中來，形成創業與創新的良心互動;隨即會產生產業連鎖效應，創業必然會帶動就業，而創新的融入對就業人才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崗位需要新的知識技能，在實現產業經濟轉型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人力資源的優化。從這一方面說，政策引導要從“獨輪車”發展為“雙輪驅動”，不僅重視勞動力安置，還要重視人才培養和科技發展。
(二)基于經濟新常態平衡市場與政府的職能
基于“服務型政府”角度看待創業與創新，前者是典型的市場行為，政府的主體職能是扶持和引導，后者是典型的智力行為，政府的主體職能是引進和推廣，政府職能實現的手段則是政策機制。但相應地，政府職能應該秉承著“服務”的原則，不能夠直接干預或代替市場經濟調節行為，例如處于本地保護主義利用行政手段封閉市場，或對企業進行不理性“輸血”維持。
經濟新常態的出現就意味著原有的政府職能存在問題，因此要正確處理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平衡雙方的滲透性。一方面，為市場主體和參與者提供可持續發展的政策環境，另一方面，加強“簡政放權”改革，減少市場資源分配的參與，規避“管制型政府”所遺留的弊端，做好市場裁判員的角色。
(三)基于經濟新常態促進與新型理念的融合
“十三五”期間是我黨和政府針對經濟新常態密集研究新型理論的重要時期，為了適應我國經濟轉型需要和新一輪技術革命生產力轉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互聯網+”等經濟新常態下改革理念被付諸實施，為創業與創新奠定了市場經濟理論基礎。
其中，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供給側改革”是基于勞動力、土地、資本和創新四個要素展開的，這其中，“創新”是唯一區別于其他三個實體要素的內容，但卻是促進其他三個要素優化配置的重要依據。同時，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目的出發，也符合我國創業推動的需求，它是為了解決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優質產品需求與傳統落后產能之間的矛盾。“大眾創業”將形成更豐富的產品來源渠道，創新的本質則促使產品質量的提升;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互聯網+”的理念，則為我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帶來了更廣泛的實踐平臺，“互聯網+”被視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態，通過互聯網與傳統產業之間的“加法”(不是單純地產業相加)，促使互聯網優勢在傳統產業中的融合，從而出現新的優勢——而這則是創新的重要領域，如互聯網金融、互聯網旅游、互聯網生態農業等。互聯網作為中國經濟的巨大推動力，降低了創業者的門檻，提供了更多的創業資源;因此，從政策引導層面加強對新型理念的融合是不可或缺的。
四、新常態背景下創業與創新的實現路徑
(一)加速服務型政府體制機制的改革
服務型政府的本質是“以民為本”，用“社會本位”代替“官本位”思想，提高自己的公共服務水平，并促使社會資源在經濟、文化、教育等各領域的合理分配。基于這一特點，從體制機制改革角度樹立市場化思想，認可市場化導向，促進市場化改革，形成“小政府、大市場”的基本格局。李克強總理提出的“簡政放權”，本質上說，就是服務型政府改革的基本方向，它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創業者的障礙，降低了創業的門檻，如工商、稅務、公安等方面的“簡政”，節約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同時，根據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的經濟改革需求，主動承擔創新引進、推廣的職責，如建立創客機構、創意孵化器等，最大程度地釋放公眾創新智慧。
(二)完善創業與創新市場投融資環境
李克強總理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理念觀點，客觀上說，從市場投融資方面也要實現“全民覆蓋”、“全民輸血”，以規避由于資金不足導致的創業、創新發展瓶頸。以創新為例，長期以來我國在創新角度和創新扶持體制方面都存在缺陷。凡是“創新”，必然涉及到高新科技、國際先進領域，而對于創新的經濟援助也傾向于體制內機構，如國有企業、事業單位、高等院校或專業研究機構，民營企業、私人企業或民間機構很少能夠申請得到，從人為管理角度扼殺了社會總體創新能力。因此，政府方面要改善創業和創新的投融資環境，利用互聯網金融等全新形式，為小微企業、組織、機構以及個人提供平等的資金支持。
(三)增強創業與創新人群的關注轉化
政府作為政策引導主體，要跳出對創業和創新人才的認識誤區，在當前互聯網經濟時代，創業不局限于企業家，創新也不僅僅只有高等知識分子、技術人員等“精英”才能完成。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創業”強調的不是規模而是綜合效益，“創新”也并非集中在高科技領域，在文化、藝術、農業甚至日常生活領域，都存在廣泛的創新點。因此，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應該加強對創業和創新人群的關注，建立通常的溝通申請機制，通過政策扶持或經濟幫扶，引導他們走向成功。
在創業和創新人群轉化方面，政府應該充分發揮“知識服務”職能，一方面，可以通過政府資源的便利提供知識資源服務，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建立社會教育、培訓機制，提供知識渠道服務。這樣一來，在區域經濟中逐漸提升創業與創新的人群比例，在同一個環境中(或機制下)產生創業與創新的自主聯系、合作，實現經濟新常態改革的有效性。
(四)改良我國創業與創新的社會風氣
21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衡量人才的標準趨于多樣化，學歷只是其中之一，更多的則表現在能力層面。政府在社會管理的過程中，有責任消除社會就業偏見，倡導社會創業、創新風氣，促使更多的人才實現自身價值。一方面，可以通過樹立創業典型、創新能手的方式，在社會層面廣泛宣傳，改變中國社會傳統的人才價值觀。另一方面，從就業人才選拔體制入手，強調創新思維和實踐能力，尤其在各類優勢單位中，以能力代替傳統的“學位論”，扭轉高等人才的職業偏見。
綜上所述，正如《意見》指出，積極推進我國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的創業與創新，是中國經濟轉型期的動力源頭，同時也是“富民之道、公平之計、強國之策”，在科學的政策性引導下，實現新的經濟發展引擎打造、推動資源型經濟產業機構優化，進而在宏觀經濟層面表現出穩增長、保就業、高效益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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