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經濟快速發展期，環境法與經濟法這兩個新興的法律部門也得到了飛速發展。環境法與經濟法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基本法律部門，各自發揮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環境法是關于保護與改善環境、合理開發利用與保護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經濟法是國家為了克服市場失靈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制定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環境法與經濟法的關系問題曾經引起了法學界的普遍關注，隨著環境法學科的進一步發展，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學者們研究的熱點，但這個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并且因為存在一些亟須解決的問題，環境法體系和經濟法體系的完善也受到了影響。本文從調整對象、調整方法、調整目的、指導思想四個方面，探討環境法與經濟法的不同，以期引起同仁們對這個問題的進一步探討。

一、調整對象的不同

（一）環境法的調整對象是環境社會關系

調整對象即法律所調整的一定的社會關系。環境社會關系是人們在開發、利用、保護和改善環境資源的活動中所產生的社會關系。環境社會關系非常復雜，涉及生產、流通、消費各個領域，同開發、利用、保護環境和資源的廣泛社會活動密切相關，可以分為生態環境保護關系和污染防治關系兩個方面。環境與資源的整體性和環境社會關系的復雜性決定了必須將環境社會關系視為一種獨立的社會關系，進行整體的、全面的保護和調整。

（二）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經濟調制關系

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特定的經濟關系，分為宏觀調控關系和市場規制關系，可以概括為經濟調制關系。為防止市場失靈，經濟法通過科學合理的宏觀調控與市場規制，彌補傳統法特別是傳統私法的調整不足，調整經濟運行過程中相關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規制各類主體的經濟行為，以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確保經濟的包容性增長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包容性增長的最基本的含義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以改善民生、破解制約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為依托，防止財富的兩極分化對社會穩定造成的不利影響，從而實現社會的進步。環境法的調整對象所涉及的社會關系是以“環境”為中介而形成的，而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所涉及的社會關系是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形成的，這是兩者的顯著差異（雖然“環境”與經濟活動密切相關）。

二、調整方法的不同

法律調整方法是法律對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對人們相互關系的行為施加法律影響的原則、方式、手段、類型、機制等的綜合，因此調整方法既規定人們的行為準則（模式），又規定人們違反或遵守準則所導致的后果。雖然環境法和經濟法的調整方法均具有綜合性的特點，即綜合運用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多種調整方法，但是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法律文化的進步，人們對客觀規律認識逐步加深，法律調整經驗不斷豐富，法律調整方法也日益呈現準確化、科學化、民主化的特點，人們“發明”了許多新的更加有效也更為公正合理的調整方法。環境法“生態性”調整方法與經濟法“包容性”調整方法的獨特性既顯示了這兩個法律部門的顯著不同，又反映了法律發展日益精細化的趨勢。

（一）環境法中“生態性”調整方法的獨特性

生態性調整方法是一種以生態規律為基礎的調整方法，它比環境法中其他調整方法都更能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的特點，也集中體現了環境法的科學技術性特點。生態性調整方法具有如下特點：首先，生態性調整方法大多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為目標，但從法律調整的角度看，它調整的仍然是人與人的關系；其次，生態性調整方法既重視正面引導和事前預防，又重視事后控制和補償，是環境法調整方法體系中最直接、最全面的調整方法；再次，這些調整方法的應用所最終增進的既不是個人私益，也不是國家或政府利益，而是社會環境利益和人類整體利益①。生態性調整方法又可以分為預防性方法、整治性方法和補償性方法②。所謂預防，就是為了避免環境損害的發生，提前采取的各種防范性措施和手段。預防性方法包括環境影響評價、環境資源規劃、環境標準、環境監測、環境信息公開、清潔生產等。整治性方法，是指對依靠工程技術方法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資源耗竭等進行恢復、整頓、治理和補救的步驟、程序和措施等所做出的相關規定。整治性方法包括環境應急、污染物集中處理、廢棄物循環利用、土地復墾等。補償性方法是指對由人類的社會經濟活動給生態系統造成的破壞及污染所作的補償、恢復和綜合治理，從而實現生態環境的改善。政府財政補貼、征收生態補償費、建立生態補償基金等方式是生態補償的具體實現形式。

（二）經濟法中“包容性”調整方法的獨特性

所謂“包容性”調整方法，是指經濟法通過法律的干預和調節，糾正市場失靈，使經濟整體運行實現“包容性增長”的目的。“包容性增長”強調“參與和共享”，通過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的制度設置，不斷消除人民公平參與經濟發展、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方面的障礙，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動力來源。經濟法的“包容性”調整方法既不表現為對某個自然人和法人的直接控制，也不表現為對某個自然人和法人的個別保護，而是以確認和保護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為基點，對社會經濟生活施以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構造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保證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實現。無論是宏觀調控還是市場規制，均是國家經濟職能的重要體現，必須借助于政府的力量，運用國家公權力來實現③。但是，政府這種經濟職能的行使必須建立在尊重市場機制的基礎上，以社會整體利益的維護為其出發點和歸宿，而不能濫用國家公權力④。經濟法不僅要確認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適度干預，更要規制國家干預經濟權力的行使，這才是完整意義上的經濟法。環境法與經濟法調整方法的最大不同在于環境法調整方法所體現出的“生態性”以及經濟法調整方法所體現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