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是大學中文系的主干課程，對提高大學生的傳統文化素養一直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無庸諱言，多年來古代文學的教學研究也存在著不少問題，比如，在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上一直存在著現代壓制傳統的問題，本文想就古代文學研究教學中這一重要而尚未受到關注的問題展開討論。

為什么要講這個問題？因為古今之爭是中國近代以來的核心問題。哲學史家馮契曾說：“古今中西之爭貫穿于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今后若干年這個問題大概還是社會的中心問題。”[1]這里的古今中西之爭其實可以簡化為古今之爭。

因為受過五四新思潮熏陶的文化人一般都認為中西之分實際就是古今之異。西方先于東方近代化，因此是今；東方落后了一步，因此是古。

在這個區分里面蘊含著價值判斷，表現為“今”是先進的，好的；“古”是落后的，不好的。因此，古今雙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晚清以來的幾代知識分子都陷在古今之爭之中而不能自拔，百年來的思想文化大勢就是以現代改造古代、解釋古代的歷史。

大體說來，百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也是在古今之爭的大背景下進行的，況且，現代宰制古代的局面到今天都沒有改變。因此，總結百年來這一學科的經驗教訓，可以為我們今后的古代文學教學研究帶來有益的啟迪。

一、中國古代文學史學科的建立

中國古代文學史不是從古就有的，而是晚清五四以來以西方近代思想逐步建構起來的。這一建構過程的得失，值得我們審思。

現代我們熟知的學科分類，比如文學、史學、經濟、法律以及物理、化學、生物等等，都是移植西方的作法。中國傳統的學問分類，當然不會是這樣，而是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

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也與近代西方截然不同，中國傳統的學校是私塾和書院，教授的主要是詩詞歌賦和五經四書之類，側重的是修身之事。近代以來中國實行的教育制度無疑也是挪用西方的結果。

中國古代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當然也就沒有中文系，自然也就沒有中國古代文學史這門學問。雖然“文學”一詞，本為中國所固有，然而五四以來人們習以為常的“文學”概念，卻與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截然不同。中國傳統講的是一種泛文學觀，如《論語》先進篇孔門四科論學，即德行、言語、政事和文學。

其中所謂文學，對德行、政事而言；所謂學文，對力行而言。中國五四以來所采用的文學概念，是沿襲近代西方的文學觀念?，F代西方關于文學是富于想象與情感的作品的理解，是從18世紀德國浪漫主義那里開始的。1759年萊辛在《關于當代文學的通訊》一書中，才初步賦予“文學”一詞以現代意義。1800年法國斯達爾夫人發表《論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系》一文，標志現代意義“文學”的真正確立。當代美國學者米勒也認為：“在西方，文學這個概念不可避免地要與笛卡爾的自我觀念、印刷技術，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獨立國家概念，以及在這些民主框架下，言論自由的權利聯系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只是最近的事情，開始于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的西歐。”[2]學校是按照近代西方模式建立的，“文學”也按照近代西方重構了，于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也就逐漸建構起來了。這個建構的途徑，就是采用“反向格義”，對傳統文學里的詩文評和文苑傳進行改造。所謂格義，是在佛教初入中國之時，為了便于理解，學者們拿本土的老莊思想來解釋外來教義的一種方法。由此看來，格義只是一時權宜之計，隨著佛學研究的深入，逐漸式微了。晚清五四以來，中國學人自覺地以近代西方的概念體系以及理論框架來研究分析中國的文本和思想，這種方法就是“反向格義”。[3]

“反向格義”說穿了就是“以西釋中”，即以西方近代的思想觀念為依據解釋中國的傳統。

也就是說，通過“反向格義”，我們用西方近代的“文學”替換了傳統的“文學”。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國人漸以抒情者衡文學，于是詩歌、小說、戲曲被視為文學，而史傳、論文之類被排斥在文學之外，傳統的泛文學觀被改造成了狹隘的現代文學觀。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根本性的轉變？一言以蔽之，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心了。近代以來的屈辱史，特別是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心。西學東漸之后，中國的文化譜系開始轉變，即以近代西方的思想觀念為核心重新梳理中國的傳統文化。于是，來自近代西方文藝復興以及啟蒙運動以來的思想成了五四新文學的理論基礎，隨著新文學的成功，這些理論自然成了讀書人的常識，它的歐洲血統反而被遺忘了。五四新文化人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把中國古代文學史逐步建構出來了。

二、“古為今用”，古代成了現代的奴婢

既然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建立是以西方近代思想為核心的，那么，中國古代文學本身勢必成了一堆沒有靈魂的東西了。換句話說，中國古代文學成了論證西方思想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材料了。

為了服務五四新文化思潮，中國古代文學被無情地閹割、改造、重組，弄得面目全非。五四新文化的領袖們各自從古代文學里挑選適合自己口吻的材料，建構自己的文學史。西方近代以來的思想文化深受啟蒙運動影響，追求世俗化、平民化，語言上也要擺脫高雅的拉丁語，主張民族的日常用語。這一思潮對五四新文化人影響深遠，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就是顯著代表。此書極力為五四新文學張目，認為白話文學不是憑空產生的，是有著千百年的歷史淵源的；且白話文學才是中國文學史的主流，有價值的都是白話文學，文言文學是毫無價值的。

總之，在胡適看來，白話的，通俗的，大眾的，才是好的。像杜甫的《秋興》八首，姜夔的《暗香》《疏影》歷來被廣泛稱頌的古典作品，簡直是難懂的詩迷，全無文學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