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間文化理論的生產

空間文化理論真正成為學術界關注的核心議題，首先應該歸功于空間哲學家列斐伏爾。他從哲學反思的層面關注空間生產，結合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建立起系統化的空間理論。其代表性著作《空間的生產》(TheProductionofSpace)和《城市書寫》(WritingsonCities)中，從對空間中事物的關注轉向對空間生產的關注，用空間來解釋社會和歷史，以此來構建自己的“空間－社會－歷史”三元辯證法。列斐伏爾認為，正是空間的擴張挽救了資本主義體制，使得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并沒有像預言的那樣步入日薄西山的階段。資本主義的“生產”更是一個不斷超越地理空間限制而實現空間的“自我生產”過程。所以，占有并生產出一種新的空間是資本主義成功的主要手段之一，資本主義通過占有空間并將空間整合到資本主義的框架體制中而得以維持和延續。空間的再生產解決了資本主義內部的許多矛盾，所以，空間就不限于是地理學的想象，而是資本主義得以延續和生存的主要工具。①列斐伏爾的空間認識強調的是空間與社會歷史的聯系，這顯然是和二戰后資本主義全球空間重組化過程緊密相關的，是對空間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也是對日常生活批判理論的進一步深化。

和列斐伏爾的社會歷史層面不同，福柯無意去建立系統的空間文化理論，只是從知識考古學的角度，側重對空間與知識、權力以及身體關系的考察，側重于解讀微觀的權力如何體現在空間的組織和分配上。由此，地理學的隱喻在福柯的論述中不斷地重復出現。他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andPunish)和《臨床醫學的誕生》(Thebirthofclinicalmedicine)中使用了大量的空間隱喻，如場所、城市景觀、地平線、島嶼、土壤、邊界線等等。在他看來，瘋人院和“圓形監獄”的空間劃分以及使用都表征為絕對的政治關系，并進而體現為更加嚴格的權力關系。所以，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空間中的“權力的眼睛”成為繼意識形態之后，更加有效的規訓性力量。福柯從“空間中的規訓”這一角度重新解讀知識和權力的關系，并進而重新組織書寫人類社會生活的歷史。詹姆遜則是從文化的層面過渡到后現代社會的空間視域，他曾經在其代表作《后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Postmodernism,ortheCulturalLogicofLateCapitalism)中旗幟鮮明地提出“后現代就是空間化的文化”。[3](16)他對空間的思考首先源于曼德爾和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分期，晚期資本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最徹底的形式，它的文化背景就是后現代主義。根據這一判斷，詹姆遜在總體性敘事的基礎之上，將空間問題放置在后現代文化理論架構中來應對晚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變化。此外，他結合后現代建筑美學、電影、繪畫和文學來解釋后現代的“空間優位”，由此空間被解讀為文本，空間符號被解讀為它的語法。最后，詹姆遜提出“認知圖繪美學”(aestheticofcognitivemapping)來重構晚期資本主義的認知體系。

也就是要求以當前的空間概念為基本依據的政治文化模式，來理解現代空間環境，恢復批判性意識。②戴維哈維對空間議題的闡釋基于兩條脈絡：其一，關注后現代狀況下時間和空間的轉型；其二，檢視空間、資本、階級和文化在都市化過程中的交互作用。他在《后現代狀況》一書中，從都市研究的角度全面地討論了后現代性以及與之相關的時間、空間問題。現代性改變了空間的表現形式，并進而改變了我們經歷和體驗時間和空間的方式。哈維認為“空間范疇和空間化邏輯主導著后現代社會,就像時間主導著現代主義世界一樣”。[1](7)后現代性是與“時空壓縮”相關聯的,在當代資本主義彈性生產方式下產生的最重要的發展是人與人工制品的空間流動性的不斷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后現代性與一種新的“無地方性”都市環境的發展聯系在了一起。空間的占用、利用、支配、控制和創造成為階級之間協商、對立、抗爭的重要議題，要改變社會的任何規劃就必須把握空間概念和實踐的這一復雜問題。可以說，哈維借助于時空壓縮概念對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轉變的分析，在相當程度上體悟到了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一些深層困境。由此看出，空間問題重要性的凸顯，不只是一個學術發現，而是源于空間維度在構造當代日常生活中地位的與日俱增。索雅認為“正是這少數幾個洪亮的聲音，震撼了以往二十年處于霸權地位的歷史決定論，這聲音啟動了后現代空間文化理論的發展”。[2](24)

索雅努力梳理和整合前人不同的空間理論，以此來建構具有一般意義上的后現代空間文化理論，他不僅通過解讀列斐伏爾的現代性框架來審視社會生活和空間文化之間的互文關系，而且他通過厘清詹姆遜、福柯、戴維哈維等人的一系列空間概念和隱喻來探索斑駁復雜的后現代都市空間。可以說，在索雅努力繼承和建立的空間哲學中，空間概念被極大地拓展和深化，它融合了“日常生活”“文化政治”“消費文化”“空間詩學”“空間批評”“景觀社會”“都市空間審美呈現”等概念，并且囊括了諸如身體、城市、地區，國家和全球化等范疇，這樣在索雅的理論框架里，文化身份、空間敘事、性別地理、都市審美等當代批評理論的熱點問題獲得了一種新的切入角度。從而，索雅所謂的“空間的生產”就不僅僅是關注地理意義上的具體對象，而是涵蓋了哲學意義上的更廣泛的概念范疇。

二、都市空間：作為一個批判性的文本

伊恩•錢伯斯曾經表達過都市空間的學理意義，他認為“研究城市是一種考察世界和人類生存之謎的方式”。[6](51)從1970年城市化進程到如今后大都市的形成過程中，人們更加意識到自己最終都是都市空間的存在者，“總是進行著空間與場所、疆域與區域、環境與居所的變換和生產。這一空間性的過程，開始于身體和自我的結構與行為，可以說，人類主體自身就是一種獨特的空間性單元。”[7](5)從一方面上來說，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在不斷地塑造著自己周圍的空間；但另一方面，人們生活的社會性和集體性又開拓出更廣泛的生存空間，并反過來塑造著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所謂的空間性其實是人類具體的生存環境或文化語境的產物。但是，都市活動的時間性和歷史性所保持的優先地位一直延續在社會歷史的動態中。所以，索雅的空間理論就是努力打破傳統都市研究中的這種積習，他提出的“都市空間的三維辯證”思想是對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辯證法”一脈相承的空間理論延續，是在21世紀都市文化語境中的具體表述。在索雅看來，傳統都市空間的研究一直拘泥于二元對立的研究模式。

第一空間的物質視角將城市空間當做物質化的“空間性實踐”，強調的是“空間中的物體”，這將城市空間具體化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并細化為都市生活中可衡量、可標識的形式和實踐。第二空間的精神視角是一種關于都市想象和都市虛構的構想性空間，在這里，城市空間被當做一種思想性和觀念性的領域，在符號化的表征中概念化。盡管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關涉到城市空間真實和想象的兩個層面，但是這種二元區分的思考模式沒有表現出城市空間的真正活力和復雜性，將城市空間的特殊性簡化為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和思想等物化形式，在這種觀念的直接作用下，一直以來城市空間只被當做社會化發展進程的產物和附庸。針對傳統社會理論中空間分析的缺失，索雅試圖在空間與社會之間尋求一種更為靈活和辯證的策略。他對空間本身和空間性兩者進行了區別，以此擴大了地理學的空間想象并辨識出空間問題的錯綜復雜性。他認為空間是一種語境假定物，而以社會為基礎的空間性則是由社會組織和生產的人造空間。長期以來，不論是從機械的還是辯證的唯物主義視野來看，在一般意義或抽象意義上的時間和空間都表示了物質的客觀形式，時間、空間和物質是緊密關聯的。這種關于空間的實質是物質的觀點已經深刻地影響了一切形式的空間分析，不論是哲學的空間分析、理論的空間分析、經驗的空間分析，還是應用于人類社會歷史和地理景觀的分析。

這種物質的空間觀已經變成了一種具有誤導作用的認識論基礎，人們通常以此為基礎分析人類空間性的具體意義和主觀意義。導致的后果就是阻礙了將人類的空間組織闡釋為一種社會產物。空間本身也許是原始賦予的，但空間所承擔的文化和意義卻是社會變化、社會轉型和社會發展的產物。正是在此認識基礎之上，索雅提倡對都市文化研究采取第三空間的視角，這樣不但能結合第一、第二空間視角的長處，同時又擴大了都市文化的空間想象視野。第三空間視野的理論基礎是第一空間的“真實”物質世界和第二空間的“想象”精神世界。在索雅的“第三空間”的視野中，都市空間表現為“去往真實和現象地方的旅程”，既充滿幻想的烏托邦又兼顧現實性意義，既體現為個體的經驗又表達為集體的感受。“理解這個鮮活的空間可以比作書寫傳記去解釋一個人的生命歷程，或者修文撰史去描述人類集體的漫長過程。在所有的這些生命故事里，完全知識是不可能的，表層下面有太多的東西尚未知曉。我們無法給出一個完備的答案”。[8](15)面對都市空間的斑駁復雜性，“第三空間”作為最具洞察判斷力的思考方式，通過對都市空間內在的歷史性、社會性和空間性介入來探索它無限的復義內涵。正是在這個層面上，索雅的空間文化理論以社會空間的三維辯證法為核心，將批判性的文化視野置入20世紀末期都市研究中占據主流地位的政治經濟視角中，以此在對現代城市化進程的把握上，實現了批判性文化的都市研究和傳統的政治經濟都市研究兩種視野的融合，以此在研究傾向上產生了積極的理論互釋和協同作用。

三、空間隱喻和“重構的社會馬賽克”

都市是一個具有相當高人口密度的人類群體。都市空間作為人類自身創造的為滿足生存和發展要求的人工環境，首先表現為一個物質經濟的實體，表現為一個現代物質環境。在現代的都市空間當中有風格迥異的建筑物、琳瑯滿目的物質商品、車水馬龍的交通工具、五光十色的消費場所等等，城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留存下來的物質形式，反映出一個城市的文明發展史，在這文明歷史當中我們才能探究具體歷史環境中人的行為和意識。我們審視都市空間中物質文明的具體表現形態時，更要關注隱含在物質背后的文化因素。因此，空間隱喻被大量地拓展到社會科學的相關文獻中，它作為必不可少的認知策略，起著一種解釋和建構的作用。著名城市學家芒福德曾在《城市發展史》中，對城市空間的文化指向給予高度的關注和評價；“城市有包含各種文化的能力，城市通過它集中的物質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類交往的程度，并將它的產品變成了儲存和復制的形式，城市通過它的許多儲存設施(建筑物、檔案館、紀念性建筑、石碑、書籍)能夠把它復雜的文化一代一代往下傳，因為它不僅集中了傳遞和擴大這一遺產所需的物質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這一點是城市給人類的最大的貢獻。”[9](102)

從這個層面上來說，都市空間作為都市人生存和充分發展的最佳場所，是都市人格的充分體現，它映照著城市文明的光芒同時又是城市審美文化的集中體現。索雅認為，我們對都市的生活空間可以做如下的闡釋：都市的新城區營造了都市的繁華和安定，都市中心使得人們充滿活力，不斷增加的綠色空間使人們身心放松，方便安全的醫療、社區服務使得都市生活更加方便快捷。但是，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高聳的建筑群體使得人們的關系更加疏離，大都市缺乏個性特征，貧民窟是滋生罪惡的淵藪，城市生活中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都市因為代表了人類社會的本能而受到批判，它是建筑上的龐然大物和金錢崇拜的具體體現，是官僚機器的權力或者是金錢的社會壓力的地圖。正如大衛•哈維所言：“都市是一個過于復雜的場所，是一座迷宮，一部百科全書，一座百貨商場，一座劇院，都市是事實和想象未必完全融合的場所。”[1](5)所以，都市文明在和科技進步共同發展的同時，也帶來無限的困惑。工具理性盛行于都市生活，大眾消費社會使人追求物質而終被物所縛，細化的社會分工抽空了人的主體意識而使得人淪為工具。商品拜物教使得真實統一的人性自我不得不帶著“人格面具”，人格的破碎和分裂也成為都市生活的常態。都市空間的營造不僅沒有使人“詩意的棲居”，反而造就了“單向度的人”，并且伴隨都市化進程的是更多難以解決的都市問題。

如果說傳統的城市空間中標識的是人作為主體的日常行為，那么現代都市空間重點講述的是汽車作為主體的故事。環境污染、噪音污染、尾氣排放、交通堵塞、資源浪費、人身傷亡等問題不絕于耳。從“高速公路”對“人行道”、“步行街”的空間排擠的事實中，我們看到的是人作為存在主體對都市空間擁有權的逐漸削弱乃至于喪失的過程，這也是都市空間中人的主體性精神逐步衰落的過程。不僅如此，空間女性主義批評認為，都市空間是建立在男性的知識體系和價值觀念的基礎上的，缺乏性別差異的眼光，將性別分工和性別角色定位于“公共的男人”(publicman)和“私密的女人”(privatewoman)。而社會分工一直將性別關系定義為：男性在“公共領域”，而女性在“私人領域”。這種性別分工最終導致了空間性別關系的出現，即女性被束縛在家庭這一單一的狹窄空間，而男性則成為空間發展的主宰。同樣，城市地理作為一種再現的系統，傳達著一種關于人類身體的隱喻，揭示著關于男性和女性身體構造的特征，同樣揭示了兩性在城市和社會結構中所處的地位。垂直的結構通常作為神圣的“男性氣概”的象征，如佛塔、摩天樓、廊柱等建筑，有些建筑還成為城市地標或者城市文化的一種象征；而住宅則反映著一種“女性氣質”如誕生地、溫床、庇護的子宮等。城市空間對男性來說，是“都市閑逛者”的天堂，是尋求獵奇和享樂的場所。

對于學術研究者，這種“都市閑逛者”事實上體現了一種以男性的都市體驗為基礎的現代性感受，他們更是被賦予整個現代城市生活和都市現代性的見證角色。這種在城市中漫游，“穿越城市，在城市的開放和內部空間里找尋冒險和娛樂；以這種方式，他創造了這座城市樣貌的觀念和實體的地圖。在不斷移動、追尋享樂、休閑和消費的過程中，‘閑逛者’成為都市再現的特定形式——他將城市再現為欲望的不同場所。”[10](111)但是“閑逛者”所必須的“移動”和“觀看”的條件，在女性那里是無法實現的，“在一個父權社會中，丈夫占據公共空間而妻子占據私密空間的界限是不能混淆的。一個社會的危險就在于人們占據了錯誤的空間，尤其危險的是女性占據了男性的空間。”[11](94)她們如若重復“閑逛者”的行為，通常被賦予不道德和不名譽的聯想并遭受世人的白眼，畢竟婦女是不被允許以這樣的方式占據和使用都市地理空間的。針對以上的空間混亂和不平衡，一直以來反對都市化進程的聲音是此起彼伏，從馬克思韋伯、齊美爾到斯賓格勒，斯賓格勒更將都市化過程視為人類肌體上的癌癥，其或者自行消亡或將毀滅于末日審判式的未來戰爭。

索雅認為這些學者對于現代大都市的未來過于悲觀絕望，而持此學術立場的學者的理論視野已經不足以解讀當前的都市空間，也無法深入地去辨析都市化進程中所帶來的問題。索雅在《后大都市》中認為以上現象不過是“重構的社會馬賽克”的必經過程，[8](349)他用“重構的社會馬賽克”來描述的重點是，當今的都市空間不僅呈現出碎片化、雜糅、拼貼的特征，而且都極力表明自身與眾不同的特色，就像一塊流動的馬賽克拼圖，每一塊馬賽克代表一種文化，各種不同顏色的馬賽克沒有規律地拼合在一起，每一塊馬賽克之間都是重合的，相互之間沒有清晰的界線；整個拼圖沒有所謂中心與邊緣，也沒有明確的邊界。“馬賽克”中的每一種色彩，既不愿吸納他者，也不愿被他者吸納。這種各自為政的“馬賽克”局面，正是極力追求多元化的后現代都市空間的典型特征。索雅的空間理論從文化的視角來解讀空間，他不將空間看作是純粹的地理景觀，而是將其看作是賦予深刻文化意義的文本。他在都市日常生活的微觀文化地理和宏觀敘事上的城市空間來重構后現代都市研究的概念體系，將一種批判性的文化理論引入到傳統的政治經濟學都市研究中。

這種空間文化的介入并不會妨礙都市空間的社會性和歷史性，也不會阻斷都市空間的批判性想象。相反，空間文化的視野在社會性和歷史性的傳統聯姻中注入新的闡釋和思考模式，這將有助于我們重新檢視歷史、社會和都市空間的共時性存在。索雅的這種都市文化分析的空間視角，關注的是空間本身的生產(productionofspace)而不是空間中的事物的生產(productioninspace)，已經成為當前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新的視角和理論轉向，成為一種有效解讀都市空間變化和發展的文化范式。而以愛德華•索雅為代表的都市空間理論的勃興和活躍也是對當前都市文化研究和文藝空間性批評等領域的重要學術理論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