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譯后記或前言的處理

徐譯有很長一篇《譯后記》，對梭羅做了詳盡介紹，涉及到他的出生、家鄉、經歷、朋友、著作、政治信仰和他的辭世，重點突出了他在瓦爾登湖畔進行的生活實驗及其成果——《瓦爾登湖》。徐遲力圖對梭羅進行全方位介紹，生怕遺漏半點信息。值得一提的是，徐遲還與讀者分享了他的個人閱讀體會：本書十分精深，不是一般的讀物。在白晝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時候還讀不進去，似乎我異常喜愛的這本書忽然又不那么可愛可喜了，似乎覺得它什么好處也沒有，甚至弄得將信將疑起來?？墒屈S昏以后，心情漸漸寂寞和恬靜下去，再讀此書，則忽然又頗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處辨不出味道的章節……讀書確乎需要一個幽靜良好的環境，尤其讀好書，需要的是能夠高度集中的精神條件。讀者最需要有一個樸素淡泊的心地。[4]313徐遲似乎想通過后記現身說法向讀者指明閱讀此書的方法。許譯書后附有一年表，年表長達14頁，記錄了梭羅的生平大事。戴譯沒有后記，卻有一篇名為《致讀者》的前言，十分簡短，僅一頁長。有關原作，只粗略談及梭羅與《瓦爾登湖》在文壇上的地位及影響。與其說是在介紹原作，不如說是在為譯作打廣告。例如，戴歡說道：亨利•戴維•梭羅（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在19世紀美國文化巨匠中，堪稱一位“異人”……《瓦爾登湖》與《圣經》諸書一同被美國國會圖書館評為“塑造讀者的25本書”。在當代美國，它是讀者最多的散文經典……它也影響了托爾斯泰、圣雄甘地等人，從而改寫了一些民族和國家的命運。[5]1為什么三位譯者會對譯后記或前言采取不同的處理方式呢？筆者認為，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時代背景造成的。20世紀80年代初期，國門剛剛打開，長期生活在信息閉塞環境中的國人對外國文學知之甚少。有鑒于此，作為將《瓦爾登湖》譯介給中國讀者的第一人，譯者有必要對原作與原作者做詳細介紹。從譯后記不難看出，徐遲對目標讀者的定位很準確，知道他們很少接觸外國文學，要閱讀《瓦爾登湖》這么一本旁征博引、蘊含超驗主義哲思的著作必然會困難重重。為了讓讀者更好地體會書中的深刻含義，有必要對讀者加以指點，因此他事先給讀者打好預防針，告訴他們閱讀此書需要幽靜的環境和淡泊的心地。當許崇信和戴歡翻譯《瓦爾登湖》時，情形已大不一樣。許崇信翻譯此書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事，當時改革開放已開展15年多，大量外國文學作品涌入中國，相比徐遲的時代，讀者對外國文學的了解大有增長。因此，一般情況下，譯者不必再向讀者推薦欣賞一本外國著作的方法。而當戴歡翻譯《瓦爾登湖》時，已是本世紀初，中國與世界的聯系和交流更為密切。與徐譯、許譯重點介紹梭羅生平的做法不同，戴譯凸顯的是梭羅及其《瓦爾登湖》在文壇的地位及影響，試圖吸引讀者，這似歸因于商業化對中國書市的影響以及戴歡在書籍市場營銷行業的親身經歷。

二、對譯本目錄的處理

大致瀏覽一下三個譯本的目錄，就能發現戴譯與其他兩譯差別很大。戴譯的每一章都被劃分為一些帶標題的小節，這是原作以及其他兩譯都沒有的。例如，第一章《簡樸生活》（原作的“Economy”）就被劃分為32小節，分別命名為《致本書的讀者》，《無盡的苦役》，《人生的泥潭》，《經驗不可恃》……戴歡本人在前言《致讀者》中指出：“為了便于讀者閱讀和領略，我們在原有的各章內適當地提煉了新的標題。”[5]1這種做法可以視為對原作的改寫，體現了譯者的主體性。戴譯目錄的與眾不同不僅體現在小節劃分上，它還體現在用詞上。翻譯目錄時，徐遲和許崇信主要采用直譯，而戴歡常采用意譯。下表是三個譯本中的一些章節標題。對比以上標題，可以看出徐譯和許譯比戴譯更忠于原文，戴譯常常透露出譯者主體性。例如翻譯“BakerFarm”時，前兩位譯者均采用音譯法，分別譯為“倍克田莊”和“貝克農場”，而戴歡卻意譯為“雨中田園”，這一意象更為中國讀者所熟悉，在目標文化中更容易被接受。又如，戴歡將“TheBean-Field”譯為“青青豆葉”，疊詞通常透露出親昵之情，此處也不例外，加上“青青”一詞，譯文能更好地傳達梭羅對豆田的喜愛之情，此處增益可謂錦上添花。而他將“Economy”和“Solitude”譯成“簡樸生活”和“隱居林中”，也都抓住了原文精髓，可謂“得意忘形”?？傮w而言，戴譯比前兩譯更靈活，更傾向于采用歸化策略。然而，前兩譯并不是機械式翻譯，它們也不乏靈活之處。以翻譯“BruteNeighbor”為例，直譯應該是“禽獸鄰居”，一個名詞短語。徐遲和許崇信都擺脫了原結構的束縛，將其轉換成“主語+謂語”結構——“禽獸為鄰”。而此章重點是梭羅和他的動物鄰居之間的和諧關系，而非動物本身，“禽獸為鄰”剛好表達了這層關系。戴譯有時過于靈活，甚至可以說是隨意，導致不少誤譯。將“TheVillage”譯為“村民”就是誤譯。這一章主要講述的是村子里發生的事情而不單單是村民們的事。正確的翻譯應該是徐譯和許譯的“村子”。另一處誤譯是將“BruteNeighbors”譯為“鄰居：野性難馴”。如前文所述，這章強調的是梭羅和動物鄰居間的和睦關系而非動物本身，戴歡卻采用“主題+評論”的結構，突出了野生動物，忽略了梭羅。

三、對譯本篇章段落的處理

上文提到戴歡將一章分成若干小節并輔以小標題的手法是對原作的改寫，其實戴歡對原作的改寫并不止于目錄——而是貫穿全書。除將一章細分成若干小節外，戴歡還將一些段落分成若干小段，或是將一些段落組合為一大段。將長段分成若干小段在戴譯中數不勝數。以第一章為例：戴歡將第二段截為兩段；將第三段截為兩段；將第十八段截為三段；將第二十段截為五段……把若干段落組合為一段的例子比較少，筆者只找到一處，戴譯101頁，第二段的第五句實際上是原作中下一段的開頭（見原作第134頁）。不管是分割還是組合，戴歡此舉顯然旨在使譯文淺顯易懂，提高譯本在目標讀者群中的可接受性。經他重組后基本上每一段都有一個獨立的主題。例如，他將第一章的第二段分成兩小段，而這兩小段分別圍繞不同話題展開。第一小段中，梭羅請求讀者原諒自己暴露過多私事；第二小段中，梭羅為自己的寫作特色——以第一人稱說話——做辯護。如此劃分有利于讀者理清原作脈絡。戴歡重組篇章段落的動機值得肯定，但有時他會犯錯，結果事與愿違。其中一例出現在戴譯第7頁《所謂生活必需品》一節。這一節第四段，前兩句在講動物的生活必需品，第三句也是本段最后一句卻在談論人類的生活必需品。而下一段，即第五段，講的還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其實，第四段的最后一句應歸到第五段。對篇章段落的重組在戴譯中顯而易見。徐遲和許崇信有沒有重組段落呢？筆者帶著這個疑問仔細閱讀后發現：徐遲絲毫沒改變原作的篇章段落，而許崇信對此稍有修改，例如，他將原作42頁的一長段分成了兩段（見許譯第453頁），但其修改頻率遠低于戴譯。對比三個譯本的篇章段落后，不難發現——徐遲嚴格遵循原作的篇章段落結構，而其他兩位譯者均對此做了一些調整。戴歡有時甚至調整過度。從徐譯，到許譯，再到戴譯，譯者主體性日漸彰顯，可以看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觀念的變化，譯者對原作的處理因應不同的時代背景，有了一些明顯的個人主觀色彩。

四、對譯本注釋的處理

三個譯本的區別還體現在對注釋的不同處理方式上。徐譯的所有注釋均以腳注形式出現，印在被注釋頁底部。許譯有少量腳注，但更多的是尾注，單獨印在整本書最后幾頁，然而兩者相加，總量也遠少于徐譯注釋。而戴譯，一個注釋也沒有。本文選取三例，略作說明。[例1]ThetwelvelaborsofHerculesweretriflingincomparisonwiththosewhichmyneighborshaveundertaken……[6]2(1)赫拉克勒斯③從事的十二個苦役跟我的鄰居所從事的苦役一比較，簡直不算一回事，……③：希臘神話中的英雄，曾殺死納米谷中的雄獅，九頭獸，阿瑪遜女王，三個身體的怪牛等。[4]2(2)赫拉克勒斯的12件苦差，和我鄰居所做過的那些比較起來，簡直是小事一樁，……[7]362(3)即使是希臘神話中的頭號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受命從事的12件苦役，與我鄉鄰所承受的苦役相比，也是小菜一碟。……[5]2例1中，徐遲在注釋中介紹了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使目標讀者明白為何梭羅要比較他鄰居從事的苦役和赫拉克勒斯的苦役。美國人大多都諳熟赫拉克勒斯的故事，然而大多數中國人對此卻是陌生的。有了這條注釋，徐譯能達到功能對等。許譯沒有注釋，會讓部分讀者感到困惑。戴譯加上修飾語“希臘神話中的頭號大英雄”，巧妙地在正文中補充了徐譯注釋中的信息。[例2]ItissaidthatDeucalionandPyrrhacreatedmenbythrowingstonesovertheirheadsbehindthem:Indegenusdurumsumus,experiensquelaborum,Etdocumentadamusquasimusoriginenati.[6]3-4(1)據說，杜卡利盎和彼爾在創造人類時，是拿石頭扔到背后去。①詩云：Indegenusdurumsumus,experiensquelaborum,Etdocumentadamusquasimusoriginenati.②①據希臘神話，洪水以后，世上只剩杜卡利盎和彼爾他們兩個人，于是神示意他們把母親的骨骼從頭頂扔到背后去。他們認為大地是萬物之母，石頭是母親的骨骼，就照辦了。每一塊石頭扔到背后都變成了人。②拉丁文，從此人成為堅硬物種而歷盡辛苦，給我們證明我們是什么來歷。[4]4(2)據說，丟卡利翁和皮拉創造人類時是把石頭從頭頂扔向背后：Indegenusdurumsumus,experiensquelaborum,Etdocumentadamusquasimusoriginenati.人從此變成堅硬的物種，艱苦備嘗，我們證明自己的淵源，來自何方。[7]363-364譯文（327、16-18）引自沃爾特•雷利爵士著《世界史》。[7]1184(3)據說，丟卡利翁和皮拉奉神諭將石頭從頭頂拋在他們的身后，又創造出了人類，有詩為證：“從此人類成為堅韌之物，歷盡千辛萬苦，我們源自何處得以求證?！盵5]3例2中，中國讀者一般不知道杜卡利盎和彼爾的故事，閱讀許譯和戴譯就不免覺得不知所云。徐譯有腳注提供這一信息，就不存在這種問題。許譯此處的注釋是尾注，屬文獻注釋——注明原文出處的注釋。事實上，通讀完三本譯著，筆者發現，許譯多為文獻注釋，而徐譯多為內容注釋——提供讀者可能感興趣的信息的注釋。[例3]Self-emancipationevenintheWestIndianprovincesofthefancyandimagination–whatWilberforceistheretobringthatabout?[6]5(1)要在西印度的州省中談論心靈與想象的自我解放，可沒有一個威勃爾福司①來促進的呢。①威勃爾福司（WilliamWilberforce,1759—1833），在英國殖民地從事解放奴隸的人道主義者。[4]6(2)甚至要在西印度諸省提倡想象力與創造力的自我解放——那么還需要威爾伯福斯*在那邊去實現什么呢？*威爾伯福斯（WilliamWilberforce,1759—1833），英國政治家兼慈善家，主張廢除奴隸貿易，廢除英國海外屬地的奴隸制?！g者注[7]366(3)即便在西印度的各州縣中暢談夢幻與想象的自我解放——可上哪去找奴隸解放者威勃爾福司來推動此事呢？[6]5例3中，徐譯和許譯均提供了腳注介紹“Wilberforce”，而戴譯在“威勃爾福司”前加上修飾語“奴隸解放者”，在正文中補充了其他兩譯的注釋信息。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僅舉三例。這些例子反映出三位譯者處理注釋的傾向：徐譯最忠實于原文，試圖保留原文風味，一有源語讀者熟悉但目標讀者陌生的信息，他就做腳注，且多為內容注釋，補充目標讀者不熟悉或者可能會感興趣的信息。戴譯最靈活，采取零注釋法，個別情況下會采取增益手法，直接在正文中補充背景信息，但鑒于語言流暢等原因，不可能在正文中補全所有信息。許譯的靈活度介于前兩者之間，其注釋遠少于徐譯，且多為文獻注釋。三位譯者處理注釋的方式截然不同，其原因是：改革開放后，隨著外國書籍、音樂、電影的涌入，以及互聯網的普及，中國讀者與外部世界的接觸日益頻繁，對外國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對異域事物的接受能力越來越強，因此，譯者向讀者補充背景知識的必要性在降低。

五、小結

就譯本體例而言，徐譯主要采取異化策略，盡量忠實于源語和源文化：用一篇相當長的《譯后記》，向目標讀者介紹梭羅及其《瓦爾登湖》；沒有更改原作目錄；維持原段落結構不變；提供全面的注釋，力圖保證目標讀者能理解新鮮的異域事物和概念。戴譯主要采取歸化策略：精短的前言意在打廣告推銷譯作，而非介紹原作及其作者；大肆改動原作的目錄以及段落結構，使譯作淺顯易懂，易被中國讀者接受；根本不做注釋。許崇信介于前兩者之間：譯本附有梭羅的生平事跡表；沒有改動原作目錄；偶爾會調整原段落結構，以便讀者閱讀；向讀者提供注釋，但不如徐譯全面。從徐譯，到許譯，再到戴譯，明顯呈現出異化減弱、歸化增強的趨勢。究其原因，筆者認為Even-Zohar于20世紀70年代初期提出的“多元系統論”可作為解釋此種現象的理論注腳。他認為翻譯文學在文學系統中占據的地位決定了譯者對翻譯策略的選擇[8]47。具體到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來看，改革開放的實行應該是中國文學多元系統的一個轉折點，翻譯文學此時處于我國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譯者最有可能采取異化策略，為本國文學注入新鮮血液。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之前外國文學的真空逐漸被填充，轉折點漸行漸遠，翻譯文學隨之逐漸退向文學多元系統的邊緣位置，譯者傾向于采用歸化策略，維持傳統的甚至是過時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