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浙地區:底蘊豐厚、成效顯著

地處長江三角洲的江蘇和浙江,是我國的魚米之鄉,有蠶桑之利,又有豐厚的文化底蘊。在晚清興辦新式農務學堂的時候,這里誕生了當時全國最好的農務學堂———杭州蠶學館。早在1897年,全國尚未廢科舉、興新學,杭州太守林啟就呈文請求籌款創設新式的養蠶學堂。林啟的文章中說:世界蠶桑業當中,“日本進步最猛,由其采取外國養蠶成法。三十年前,法國蠶子病瘟,蠶種將絕,因創設蠶學堂,用六百倍顯微鏡考驗種種蠶瘟,并請求養蠶各法。日人一一仿行,遂以奪我中國蠶利。西人考中國蠶子,亦有瘟病……西人養蠶之法至備。即配種一節,亦有神效。西國格致家言,凡物一雌一雄,取其兩地相隔最遠者,為之配合,其生最旺”(1)。可見,當時的林啟已經較為清楚地了解西方的近代蠶學技術。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蠶絲的生產、出口不景氣,微粒子病影響生產是重要原因。對此,林啟建議“購小號顯微鏡三種,又四向采訪,覓得《日本蠶書》并康發達(晚清供職于寧波海關的英國人———筆者注)一書,廣為印證。信其確有成效。

今浙中均之考法養蠶,已為盡善。……此事(養蠶法)為西法之最易效者,于浙尤為易效……近日江西大興蠶桑,無暇討論養蠶新法,正賴吾浙首為之倡”(2)。林啟所呈報告當年即獲批準。籌辦之事,政府責成林啟來承擔。林啟接到任務后,先設立章程,以便日后管理有章可循。該章程內容除應有的開辦原則和教師聘用原則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特征,即強調推廣的重要性,要求蠶學館培養訓練學生,而學生則要盡快把技術傳播出去,交到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手中。“學堂以省垣為主,學生學成后,即分帶儀器,派往各縣,并嘉湖各府,勸立養蠶公會,以為推廣”(3)。為了盡快將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創用的檢測微粒子病的方法推廣開來,他建議“廣購600倍顯微鏡,酌量經費,愈多愈好,并購一切儀器,及考驗各藥水”(4)。關于教材的選用,則要“先行翻譯《日本蠶書圖說》,成書后要廣印傳播”(5)。為了掌握室溫,應推廣使用溫度計。蠶室溫度要“以寒暑表為準,日本此表,價值不過百文,當由局采買。聽民間零星來購”(6)。為了隔絕微粒子病,必須讓蠶農使用檢驗合格的蠶種來養蠶,“頒給諭帖,準學生造賣蠶子紙,并禁妄造蠶子紙”(7)。

蠶學館在籌辦的時候,就明確了引進巴斯德創用的顯微鏡檢測蠶種以解決蠶病問題的這一既定目標,以收到最佳效果。的確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杭州蠶學館先聘用了在國外學過顯微鏡檢測蠶病技術的中國教習江生金,又聘日本教習轟木長,“杭州擬創蠶學堂,目下規模略定,現聘請寧波江君生金為教習。江君曾學看蠶病法于巴斯陡,又曾遍歷法、意、日本,凡察種、飼育、繅絲各術,皆極精究。刻已應聘至杭,明春即開學矣”(8),“杭州蠶學館,已于上月13日開學,學生三十人。備取學生三十人,額外二十人,留學日本者二人。日本蠶師名轟木長,為其國功城縣農學校講業管主云”(9)。江生金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在海外學習近代化蠶桑技術的“海歸”。他主持了蠶學館最初的教學與試驗工作,“杭州蠶學館,開辦以來,試養春蠶,為江君生金主任,昨該館將飼育成績寄示”(10)。試養之后,檢查結果顯示,“館中所飼育之種,為意大利、法蘭西、日本、中國之新昌、奉化、余杭等處,各種皆佳,惟余杭種含微粒子毒最多”(11)。蠶繭比較的結果為:“各處之繭,中國種以新昌、奉化為最,余杭次之,日本種以銀白、小石丸、改良又昔為最。松白、黃金生錦室次之。意法種繭大而厚,過于日中之種”(12)。師生們查出了蠶病發生規律,找到了良種,而且,還嘗試了最初的推廣工作,“館中選佳繭制種,計春蠶種千余紙,民間預來訂購者,已五百余紙”(13)。

此后不久,日本教習轟木長接替了江生金,任杭州蠶學館教習。轟木長帶領學生養過春蠶、夏蠶,學習完畢。“由教習轟木君考較分數,……核定等第名次,分別獎勵”(14)。考核結果和獎勵標準是:“計一等十三名:祝鼎、呂汝本、陳拜賡、丁祖訓、宣布澤、王壽杓、俞鴻荃、顧本仁、駱纘郊、陳瀚、沈鴻逵、傅調梅、陸寶泰。第一名獎銀三十元,第二三名各獎銀二十元。第四至八名,各獎銀八元,第九至十三名,各獎銀六元。二等十一名,各獎銀三元,三等以下無獎”(15)。蠶學館送往日本留學的學生嵇侃的學業也很順利,“至日本游學之學生嵇侃,已在兒玉町兢進社卒課,八月間改入東京西原蠶業講習所,再習一年。嵇君在兢進社,甚攻苦,天雨采桑,跣足行十余里。迪臣太守聞之,甚欣慰,寄銀四十元,以勵”(16)。這樣的成績,就初創階段而言,實屬順利。該館的運作一開始就較為規范,從籌建到擬定教學大綱與招生,均做得有條不紊,顯示出籌辦人的管理能力和良好的專業素養。后來,杭州蠶學館又增聘一位日本教習,“杭州蠶學館開辦以后,成績頗著,現因學生功課日增,故添聘日本前島次郎君為副教習,由杭州日本領事官,代為聘請云”(17)。蠶學館開辦兩年,已見成效,“杭州蠶學館創辦以來,至今二年,生徒四十余人,學業進步甚速,諸生中尤以祝鼎、駱纘郊、宣布澤等十余人為最。今年春蠶飼育,成績甚優,框制種八萬區,以供給浙江養蠶各處之購求。

館中去年所制種紙,民間購買飼養者,較民間自制之種,收繭較豐”(18)。這一年館中所飼各種名目的品種有:中國種、新昌長圓二種(右兩種從來不別,于昨年學堂試驗,教習轟木氏,以繭之形容,分為二種)、無錫桂圓、諸暨桂圓、龍角種(該種學堂舊教師江生金自攜來者,不知產于何處)、鄞種、余杭夏種、余杭五化蠶、中絮團。日本種有:農商務省的“青熟”、農商務省的“赤熟”、轟木的“青熟”、兢進社的“白玉”、“青熟”、大阪農學的“小石丸”、農商務省的“角又”、“信州夏蠶”、“玉稀”,另有法國一種、意國一種(19)。蠶學館開辦三年,正逢浙江省鬧蠶災。蠶學館使用顯微鏡查驗蠶種,顯示了優勢,“今年浙省蠶事甚劣,歲十之四五爾。而蠶學館所制種,則大率十得八九。是其證也。館中所制種,除售之本省外,若江蘇、安徽、江西、福建,亦爭購求。恒苦不給焉”(20)。蠶學館的蠶種傳到外省,靠的是“本館造種,系仿東西洋分方造法,以一蛾為一區,用顯微鏡考驗有病與否,病即割去。故所存活者,俱精良無病之卵”(21)。杭州蠶學館的學生畢業后,被派往各地充當教習,成了國內最早的近代化蠶桑技術的推廣者,“光緒庚子,杭州蠶學館諸生即卒業,得文憑者十有六人。

中丞陽湖鄆公,謀有以推廣之。爰飭杭嘉湖寧紹五府,創設養蠶會,而令卒業諸生充教習。派往海寧者一人,曰陳之藩,余杭者一人,曰朱敏,嘉興者三人,曰纘郊、曰呂汝本、曰黃燮,湖州者四人,曰宣布澤、曰陳翰、曰陸寶泰、曰郭廷輝,寧波者二人,曰周式谷、曰沈鴻逵,紹興者三人,曰陳拜賡、曰俞鴻荃、曰吳錫璋。復遴其尤者二人,曰丁祖訓,曰傅調梅,留蠶學館為幫教習”(22)。該校從第一屆畢業生起,至辛亥革命前夕,共有11屆畢業生163人。1900年林啟去世、浙江巡撫更換他人,蠶學館幾度面臨危機,但是終于挺了下來。1912年,它辦成了“浙江公立蠶桑學校”,后為蠶桑學院(23)。浙江蠶學館從一開辦,就是一個新式學堂。它是新式實業教育的一個成功的例子,在當時的中國居風氣之先。它的畢業生源源輸送到中國的許多省份充當教習,對那里的西方近代蠶桑科技的傳播起了促進作用。在蠶學館開始創辦及后來的幾年里,江浙及上海又陸陸續續興辦了其他一些新式農務學堂。如:光緒27年(1901),在江寧創立江南農桑學校。學生分正科和別科二種。正科課程限定二年,別科課程限定四個月。正科招生30名,別科十名(24)。

兩江總督敦促寶山縣開辦農務學堂:“欲明農理,非速設學堂不可。查前據該令稟寶山擬辦農務學堂,并聲明小沙背等處官地,可以撥歸學堂開墾試種。該邑密邇上海,最易觀摩,本大臣現擬將此項學堂,拓為江南農務學堂,延聘農務、化學、動植物學洋人,分門教習,酌設員司,招考學生,講求土質、種植、澆溉、糞壅、殺蟲及畜牧諸法,歲需經費若干。……再學堂既設,所有考求新理新法有益于民間者,必籍有農報傳播,廣開風氣,庶幾收效尤宏。前據上海《農會報》紳董羅振玉等,稟請撥地籌款,興建學堂。本大臣本擬由官督率,拓為江南農學總會,亦經奏明在案現即設堂寶山,自應歸并辦理。俾農報與學堂,相輔而行。仍由該紳等專辦報務,以符原案,該令并即會商合議,匯案稟復,……速議核辦……毋稍違延,切切”(25)。浙江金匱縣令親自辦理設學堂之事:“葉縵君大令意深蒞任金匱,勵精求治,而尤以農田蠶桑為先務。現創造養蠶學堂,聘定日本蠶師,充教習之任,聞并擬籌款為農工學堂云”(26)。

鹽城縣勸農局也準備傳統與近代并重,“一曰改良本有之農業,二曰移植未有之農業”(27),“招農家子弟之年幼質敏、粗通文字者數人為學生”(28),向他們傳授農業方面的技能。“局中購備《農政全書》、,《授時通考》、《農學報》、動植物學教科書之類,試種之暇,由農師分類采擇,編成課本與學生講解”(29),“每一植物分為數區,一區用本地舊法,余則采取書中新法,一一試驗,成熟之后,簿而記之,擇其善者,傳授農人”(30),而且,這種教育是免費的,“學生不收束修,不留宿膳,辰集申散,近者歸家午膳,遠者自攜食物一器為餐,若遠在數十里以外者,則酌收房飯金,居留局中”(31)。在上海和江、浙一帶,有些實力雄厚的公司或企業,搞私立農業學校,或在私立學校中設立農科專業。如,上海漁業公司辦水產學校,請求將吳凇海軍衙門,撥歸公司,為建設總公司之地,“而水產學校、商船學校以及蓄魚池、曬魚場、漁具陳列所等部,皆設于附近”(32)。以“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而著稱的大實業家張謇為了發展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生產力,一方面致力于農村教育,另一方面為農墾植棉事業培養技術人才。1902年他私人創辦了通州師范學校,后又改為甲、乙兩種農校。不久,乙種農校停辦,專辦甲種農校,教學內容以農藝、園藝、畜牧等專業知識,尤以鹽墾、植棉之推廣及改良為中心課題。該校在引進和培養良種棉和培養人才方面均列全國前茅。1919年,甲種農校發展為南通大學農學院(33)。當時的江浙地區,集富裕、開放和文化底蘊豐厚于一身。該地又是中國歷史悠久的蠶業生產中心。所以,這里在發展新式農業教育時做得出色,而且以蠶學館為最佳。

二、兩廣及福建地區:借口岸光、務經濟實

兩廣和福建是農業與蠶桑業發達的地方,而且都因僑鄉和口岸的原因,容易接觸和接受國外先進的東西。廣東在機械繅絲方面全國領先,農業教育也不落后。廣東鑒于國內外蠶業形勢,于光緒30年開始籌辦“兩廣蠶業學堂”,“擬于廣東省城,設兩廣蠶業學堂一所,以開通兩省蠶業,講求改良飼蠶制種之學理與實際為宗旨,分為高等、簡易兩科。高等科以二年卒業,簡易科分為二科,一本科以一年卒業,一別科以六月卒業。各科學生,均擬先盡業蠶之戶選充”(34)。該學堂的試驗場設在東門外錢局后面。學堂規定,讓養蠶戶子弟優先入學,為的是最有效地利用這有限的近代化農業教育資源。另有地方紳士發起創辦蠶桑義學,專教蠶農以新的養蠶方法。有關人士吸收了西方養蠶技術后,集傳統蠶桑技術的精華,外加西方蠶桑技術,編出了《嶺南蠶桑要則》一書,用來傳授新法養蠶。蠶農們在這類學堂中,看重的是學到技術,而不是拿到學歷。另有人也很樂意學習和傳授其他近代化農業科技知識,辦起農事講習所。他們根據晚清傳入的近代農業科技的內容,編寫出一系列適合中國人使用的課本,輯在一起,成一部叢書———《農薈》。此時,編者對西方近代農業科技的內容,已不僅僅是簡單“拿來”。

廣西雖比較偏僻,但也在行動,“亦欲于梧州境內創一農務社。聯我同志,相與籌水旱、別籽種、備器具、辟農場,以求實事。購農報以廣見聞,備農書以資考究。……此社擬設于梧城,是為總社,各縣各鄉,由社友就近另設分社,均與總社相聯絡、相翊助,共同辦理”(35)。光緒25年,福建辦了蠶桑公學,在管理上遠比北方地區的農務學堂要寬松、務實,“本學經費,由同志籌墊,理事諸人,不受薪水,試辦一年,俟有成效,再籌推廣之事”(36)。“學友不給薪水,亦不出束修,原為學業起見,彼此皆非為利。本學既不定尊卑之分,亦不拘師生之禮,如有違犯等事,不加責罰,即行令其告退”(37)。學習的內容包括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創用的顯微鏡檢驗蠶病的方法,“學中飼蠶之外,兼習制子。惟用鏡較難,須目力、性情相近者,方可學習。由理事選擇學友,細心教導”(38)。對學生的要求既重知識,又重實踐,“年終將學友平日之勤惰、學業之精否,公同考較,分別等第,給予畢業憑據,優者即未及一年,亦可得憑據。次者不給憑據,愿續學者聽”(39)。“本學若能推廣,或設大廠,或設分局,畢業學友,可以充教習及理事之任”(40)。福建人遠學外國,近學江浙,在蠶桑技術的教學上進步很快,“福州魏君季子等,創蠶學公會于省城,推鄭君仲甫為教習。鄭君學問淵博,學蠶務于法國范伯理挨學堂,今年以新法飼育春蠶,成績甚優,列表如左。……法國蠶種,由法國蠶桑學堂寄來。

杭州、東京兩種,由杭州蠶學館寄來。曾經考驗,病蠶較少”(41)。“本學聯合同志,試辦蠶事,用法國巴斯陡法以選種,用喝茫法以飼蠶,參江浙之舊章,考福州之土宜,成效漸著”(42)。兩廣與福建在興辦農務學堂與引進和傳播西方近代農業科技時,思路和做法與北方地區頗有差異。北方的農務學堂,如直隸農務學堂等,雖然傳授的是西方近代農學,但是在學歷上還要搞舉人、貢生等舊式的“出身”。而兩廣與福建的同類學堂已不在乎什么功名,人們務的是學習西方近代農業科技、解決生產中的實際問題之實。這是因為,兩廣與福建蠶絲銷售渠道暢通,自家經營蠶桑的人很多。蠶戶學到實實在在的西方近代農學知識與技能,改善生產經營,多產好絲就可致富,而功名對他們來說已不重要。由于地處口岸,對外聯系方便,兩廣與福建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國外最先進的農業技術。那里的有關人員還可以利用當時現有的海外關系,直接獲取資料與技術。這樣的地緣優勢,北方地區難以與之相比。

結語

中國地方大,地理條件、經濟文化基礎與發展水平參差不齊。這會對農務學堂的興辦產生影響。如果把條件歸為天、地、人的話,“天”指天時,當時的清政府正在提倡興辦近代化農業教育。全國的“天時”是一樣的。地與人的因素因差別巨大而顯示出其影響力。此處所言之“地”,指的是地理位置和土地等相關資源。江浙與兩廣及福建地區,均地處口岸。而且,由于華僑眾多等原因,這些地方在全國來說開風氣較早,民眾也比較了解有關外國的情況,思想上容易接受國外先進的文化與科學技術。加之這些地方的市場經濟比華北和中原一帶發達,沖淡了官本位思想。所以江浙、兩廣和福建人在興辦農務學堂時,態度是務實的。他們更注意的是讓受培訓的人得到知識技能之實,而不是學歷與功名之名。這種務實的態度,是這些地方辦好各級各類農務學堂的有利條件。此處所言之“人”,指的是領導者、辦事者、受教育者的見識與文化底蘊。領導者的見識起很關鍵的作用。杭州太守林啟深刻懂得推廣與傳播近代化農業科技的重要性。他親抓辦學之事,辦出了當時全國最好的蠶學館。為興辦農務學堂而具體辦事和操勞的人員中,有中國知識分子和外國教習。林啟創辦杭州蠶學館一開始就比較順利,原因之一就是較好地發揮了這些人的作用。

至于農務學堂中的受教育者,他們的文化基礎決定了教學效果。杭州蠶學館剛剛開辦兩三年,就培養出了一批優秀學生,有兩位留校做了教習,其他人去了省內外各地傳授新的蠶學技術。而山東兗州蠶業學堂,一學期后考察,“可留者僅十余人”(43)。其中的差距正是來自造就人的基礎教育。晚清東南沿海地區興辦的農務學堂中,成效最好的是蠶桑學堂。究其原因有二:第一,現實的需求。東南沿海地區是中國蠶桑業的中心,有生產外銷蠶絲及織物的傳統和基礎。至晚清,由于法國、日本等國家近代化蠶桑技術的發展,其產銷壓倒了中國絲。中國絲綢這一傳統的拳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痛失利權。挽救困境中的蠶絲業,是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當務之急,需要掌握相關技術的人才。第二,辦學條件與成本。晚清時期,西方近代化農業科技與中國傳統農業技術相比,最顯著的優勢在于農機與化肥方面。就蠶桑科技而言,當時發達國家的優勢在于機械化繅絲和顯微鏡檢測蠶病。與機械和化肥相比,顯微鏡檢測蠶病的技術在學習和推廣中只需要顯微鏡和試劑,成本低而收效大。在近代化農業教育的初創階段,以顯微鏡檢測蠶病為主要教學內容的蠶桑學堂在東南沿海地區興辦最為成功,也是符合供需與價值規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