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莊子之“游”對傳統(tǒng)文人的影響

莊子之“游”對傳統(tǒng)文人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兩方面：為他們灌注了新的價值取向，豐富了精神世界，一定程度改變了生活方式；推動了文人們出世人格的形成。漢代莊學一度沉寂，漢末魏晉亂世，混戰(zhàn)割據(jù)、民不聊生，尋求心靈的安慰和解脫成為文人們的夢想，誕生與相似社會背景下的莊學成為他們突破現(xiàn)實藩籬的利器。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在精神上“越名教而任自然”（《釋私論》）“寄胸懷于八荒，重坦蕩以永日”。這些正是莊子之“游”的思想內(nèi)核。嵇康曾說：“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泛泛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楫容裔，放棹投桿，優(yōu)游卒歲。”（《酒會詩七首》其一）唐代漫游之風始盛，士人們或游于名山大川或游于通都大邑，莊子逍遙游的思想自然地融注入他們的精神之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李白。李白早年師從趙蕤學道，“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興》八首其五），后來受道箓，加入上清派。他二十六歲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幻想著能“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但時與愿違。“游”進一步成為了李白生活的內(nèi)容，他一直像其所作的《大鵬賦》中的“怒無所縛，雄無所爭”的大鵬，無牽無礙地與王公貴族、道士俠客、凡夫俗子等各層人士交游。與此同時，李白也注重心游“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游”（《古風五十九首》第四十二）。“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fā)弄扁舟”“游”不僅貫穿了李白的生活和詩歌創(chuàng)作，也內(nèi)化為他的人格形象，詩仙的飄逸、灑脫與莊子之“游”密不可分。莊子之“游”也是文人“出世”人格形成的精神來源和理論基礎(chǔ)。《莊子》中描寫了許多“游于方外”的高人，如搖首出紅塵的漁父、不受天下的許由、子州支伯等。竹林七賢的超逸曠達、放浪形骸已經(jīng)是“出世”人格形成的過程。陶淵明的出現(xiàn)是出世人格形成的重要標志，他對仕途徹底絕望，歸隱田園，“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之三），在自然的生存中實現(xiàn)了真正的逍遙游。在出世隱逸人格的形成過程中，隱逸的方式也有所擴展，并非山林原野才可自在而游，“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王康琚《反招隱詩》心靈的自在安適是優(yōu)游的真諦，如深諳莊學的蘇軾一生宦海沉浮，卻無往不適、超然曠達，這是對浮游塵世最好的詮釋。

2莊子之“游”對文學理論的影響

莊子之“游”的心游是通過心齋、坐忘之后達到“游乎萬物之所始終”的獨特心里狀態(tài)和精神境界。《人間世》說：“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氣。耳止於聽，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大宗師》云：“墮肢體，黜聰明，離形法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這要求人廢止外在感官的作用，讓思緒進入澄徹空明、虛幻縹緲之境，游刃有余的庖丁、削木為鐻的梓慶、解衣般礴的宋畫吏正是沉浸在心游虛和中方能達到“以天合天”的至境。陸機這樣說明“游”在文藝創(chuàng)作的作用：“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旁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曈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這就是指作家將心神收聚、縱橫馳騁，上可游于日月星辰之間、中可于世間萬象同游，下可游于草芥塵埃之中。在古代文人的文論中常有關(guān)于創(chuàng)作中“游”的作用的論述。南北朝時期的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中講到這種狀態(tài)時，將其落腳到“神與物游”，“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也遠也，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他強調(diào)創(chuàng)作主體與創(chuàng)作客體的統(tǒng)一融合。這一論述屢屢被后代學習者奉為至理。清代況周頤在敘述他創(chuàng)作中心游之狀：“萬象俱寂，吾心忽瑩然開朗如滿月，肌骨清涼，不知斯世何世也。”可見作家在除去日常躁戾之氣，滌蕩了心內(nèi)塵埃之后，虛靜之心才能達到凝聚精神，呈現(xiàn)出最佳的自由、活躍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超越了時空之局限而任意驅(qū)使，并流四達、天馬行空、神魂飛越。

3莊子之“游”對文學作品的影響

上面簡析了莊子之“游”對傳統(tǒng)文人和文學理論的影響，正是如此文人們發(fā)之于文，表之以詩，讓文學作品中時見莊子之“游”的身影。漢代賈誼的《鵬鳥賦》就承襲了《逍遙游》的風格和思想主旨。蘇軾詩文常見中的“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前赤壁賦》）之類的感嘆，亦與其有莫大的關(guān)系。單就文學體裁而言，莊子之“游”促進了游仙詩的發(fā)展，充實了詠懷詩的內(nèi)容，直接激發(fā)了山水詩的勃興。游仙詩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詩，盛行于魏晉南北朝，其后歷代都有作品。游仙詩的源頭之一可追溯到《莊子》中描寫的神人、至人、真人，他們超越塵世、遨游四海，是后世游仙詩中一再向往和歌唱的對象，而隨著莊學的復興以及莊子被神話，莊子和他行跡如濠梁之游、莊周夢蝶等也稱為吟詠對象。代表作家郭璞在《游仙詩》中感嘆：“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超越時空的局限、追求生命的自由，是莊子之“游”的重點，也是游仙詩的表達主題之一，如“翱翔九天上，騁轡遠行游”（曹植《游仙》）“云輿游八極，玉顏如清霜”。（李白《古風》四一）詠懷詩是詩人抒發(fā)情志抱負、表達世事感嘆的重要工具。代表詩人阮籍，有《詠懷詩》八十二首，意旨隱微，寄托遙深。在被迫裝醉避禍的殘酷現(xiàn)實下，阮籍借詩歌為翼，在廣闊的虛幻世界中遨游，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鄉(xiāng)。“非子為我御，逍遙游荒裔。顧謝西王母，吾將從此逝。”（《詠懷詩》十二）他幻化作《高飛九萬里的大鵬，超出了塵世的羈絆：“鴻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翮凌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瑯王干實，夕棲丹山際。抗身青云中，網(wǎng)羅孰能制？”(《詠懷詩》八十一)山水詩講求意境悠遠，詞氣閑淡，以“無我之境”為最高境界。莊子或游于濠梁之上，或游于雕陵之樊，或行走在山水之間，直接激發(fā)了山水詩的勃興。心游雖并未有意與山水相聯(lián)系，但“游”的至境的抵達，要求進入“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它強調(diào)了人和自然的平等，啟發(fā)了人們對自然清醒的認識。莊子認為“天地有大美”，他用平等、審美的態(tài)度去觀照自然。魏晉時代，以老莊之學為根基的玄學開始探討自然和名教的關(guān)系，逐漸體會到自然與道冥和，士人們不知不覺間向山水追尋。作為山水詩派的開創(chuàng)者，謝靈運明顯受到莊學的影響，如《隴西行》三次引用莊子中的典故。謝靈運在游走山水間、樂而忘返，釋放了現(xiàn)實的苦悶，求得了精神的解脫。自此之后，“性情漸隱，聲色大開”，山水詩作為一種新的題材登堂入室，開啟南朝一代詩歌新風貌也對后世文學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葛曉音說：“在大自然中追求逍遙自在、任情適意、快然自足的樂趣，這就是中國山水田園詩的基本精神所在，也是山水田園詩派的審美理想、藝術(shù)品味形成傳統(tǒng)繼承性的主要原因。”從謝眺、孟浩然、王維、柳宗元、韋應物、蘇軾等人的詩文之中，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點，“游”已成為山水詩的精神內(nèi)核。總之，縱觀中國傳統(tǒng)文學，時常可見莊子之“游”的身影，它和莊子的其他思想一起共同滋養(yǎng)著中國傳統(tǒng)文人和傳統(tǒng)文學，呈現(xiàn)出獨特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