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唐永澤、唐瑞 單位：曲靖師范學院、富源縣中安小學

沈從文筆下很多生機勃勃、優美恬靜的自然景物常常成為他抽象沉思的觸發點，由外到內，由物及心，如此由具象到抽象書寫對生命意義的思索。呈貢春天的田野微風吹拂，綠浪翻銀，油菜花蘿卜花黃白相間，天云明黃媚人，山色凝翠堆藍，這種莊嚴而華麗的景象洋溢著生命氣息，沈從文正騎著瘦馬踽踽獨行，凝思生命與自然，歷史或文化的種種意義，一群女孩子騎馬從他身邊跑過，在打鬧中把梨骨打在我身上，卻不知道表示歉意，作者將眼前自然景色與人事對照，感到極為痛苦。所謂女性“解放”，似乎只解放了“胃”，而“頭腦”卻沒有解放，“做人無信心，無目的，無理想”，徒具生命的空殼。由此回想起20多年前在酉水見到一個老兵孤獨死去，這使作者覺得“這種寂寞的死，比在城市中同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熱鬧的生，倒有意義得多。……我必須同外物完全隔絕，方能同‘自己’重新接近。”［4］為進入凝思默想的狀態，作者需要寧靜與孤寂，“我需要清靜，到一個對孤獨環境里去消化消化生命中具體與抽象”［5］，“我實需要‘靜’，用它來培養‘知’，啟發‘慧’，悟徹‘愛’和‘怨’等等文字相對的意義。”［6］而呈貢鄉下優美、恬靜的原野，和諧、自在的鄉居生活，使沈從文得以遠離塵世的喧囂與擾攘，進入抽象思索的精神世界，對生命的真諦作形而上的探尋，試圖重新找回自我。黃昏時湖邊竹園里畫眉婉轉，這種既熟悉又陌生的聲音使自己感到悲哀，雖然覺得自己始終是個“鄉下人”，“但與鄉村已離得很遠很遠了”。［7］“我發現在城市中活下來的我，生命儼然只淘剩一個空殼。”［8］看著原野中的一片水塘澤地，一些瘦小蘆葦，一株半枯檉柳，一只死獸骸骨，一只干田鼠，而只有沼澤地角落里開著的一叢叢報春花，透露出一絲生命的訊息，是作者感到“生命已被‘時間’、‘人事’剝蝕快盡了”，“生存儼然只是煩瑣繼續煩瑣，什么都無意義”。［9］沈從文之所以從閉塞的湘西闖入都市，本意是為了“多見幾個新鮮日頭，多過幾個新鮮的橋”，［10］使人生這本大書的內容更豐富，在都市拼搏了20余年，實現了理想，得到物質、地位、名譽而成為“城里人”，但在城市里卻沒有歸宿感，“鄉下人”那種的素樸、簡單與健康的生命形態與自己漸行漸遠，喪失了“自我”，生命變得空虛，生存變得煩瑣和無意義。作者在這種恬靜和諧的大自然中，內心充滿焦慮，試圖“發現自己，得到自己，認識自己”，“‘吾喪我’，我恰如在找尋中”，［11］找到一個新生的自我。

在沈從文看來，大自然中之萬物，無不相契相通，深具神性與靈性，無不深具生命的真諦。“美固無所不在，凡屬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無不可以見出其精巧處和完整處。生命之最大意義，能用于對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傾心，人之所同。”［12］美在自然，美在情感，美在生命，美在神性之中。云南的云素樸，而人的性情也摯厚而單純。［13］飯后漫步于翠湖邊，陽光朗照，舉目臨眺，看到葉落花謝，清水亂草，而感到“房屋人樹，及一池清水，無不如相互之間，大有關系”［14］。在潺潺流水中，無數小魚小蝦，隨流追逐，怡然自得，各盡其性命之理;慈姑的小百花，開得很有生氣;成雙成對的鹡鸰，在豆麥田中一起一伏，充滿生命自得的快樂……宇宙萬物，生命形式多姿多彩，儀態萬方，“耳目所及都若有神跡存乎其間”。［15］而人存身與這萬千生命之中，與之相契合，這才是一個健康的生命。

沈從文小說中的“云南”

西南聯大時期的沈從文小說創作數量大量減少，8年僅發表小說13篇。期間作者曾編《鄉村瑣事》集，包括寫于1935－1946年間的《張大相》、《王嫂》、《鄉城》、《笨人》、《鄉居》、《主婦》6篇，除發表于1935年的《張大相》外，這些小說取材自居住于呈貢時鄉居生活瑣事，描寫鄉居生活的種種人情世態;另外，《虹橋》集中的《虹橋》也取材于云南，也可歸屬此類。這些小說展現了昆明附近鄉村婦女隨順自然、樂天知命的簡單素樸而又不乏詩意的一種自在人生形態。如《王嫂》中的王嫂為人性情忠誠而快樂，愛清潔，不浪費，從不偷懶，做事有條理，相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雖一個月只得八塊錢報酬，但依然兢兢業業地工作，洗衣做飯、喂雞喂狗，無不料理得井井有條，所以得主人一家尊敬。女兒難產死了，她很是傷心，但一想到女兒男人、婆家人的好，心里便有了一絲安慰;敵機轟炸，大家忙著出去躲避，而她則相信炸到自己頭上的機會并不多，照例做自己的事;空襲后兒子幸運脫險，使她悲喜交加。她有自己素樸簡單的希望:積攢錢回鄉下買一畝二分地，兒子長大進軍官學校，接一房媳婦，并有十畝地、兩頭水牯牛的嫁妝并心滿意足了。《鄉城》中的王老太太雖有30萬的家當，那一屋子屯的煤油，三個倉房屯的青鹽，幾箱子田地和房屋紙契，“對于她似乎不大相干”，“并不能改造她的人生觀或生活方式”。［16］《鄉居》中70歲的房東老太太，抱著麥束在太陽下工作，相貌慈祥、行為勤儉處，使人“會感到在靜中生命的莊嚴與素樸，如何與環境相調和，如何與詩相近”。［17］由于作者以鄉居的“城里人”的身份和意識，在保持一定距離的觀照之中，鬧中取靜，故在當地景物和人事上，“都可以發現一種詩”。［18］

這些小說在人物對話、景物描寫中亦寄寓沈從文對生命意義的思索與體悟。《鄉居》寫晚飯后陪朋友到屋后小山散步，在一個小山凹間，有一叢叢仙人掌，在那無個性的綠色刺板上，卻綴系了無數小刺球，每個球上都開一朵明黃照眼、特有個性的杯形花朵。仙人掌這種獨異的生長形態，“使人對自然賦予生命形式的多方，感到神奇”。看似平淡無奇的生命，在其發展中無不具有神性;一切生命都有他的尊嚴，生命的存在則是在尊嚴的認可與獲得上。正如《燭虛》所言:“自然既極博大，也極殘忍，戰勝一切，孕育眾生。螻蟻蚍蜉，偉人巨匠，一樣在它懷抱中，和光同塵”。［19］《虹橋》中的李粲到中甸看到廣闊碧綠的大草原上到處點綴著五色花簇、牛群羊群，湛藍的天空一道如橋的曲虹，如在等待一種虔誠的攀援;進香的本地人一路作揖磕頭，謙卑而沉默，由此而悟到他們信仰簡單、哀樂平凡，把生命諧合于自然中，生命成為自然的一部分，這“比起我們來賞玩風景搜羅畫本的態度，實在高明得多”;在大雪山下看到如碗口大的杜鵑花生長在合抱粗三尺高的矮樹樁上，神奇中見出一點詼諧，由此而知道“奇跡”二字的意義。面對這種“與自然契合”的生命形態，寒冷嚴酷中綻放的生命奇跡，無不使人感到生命的莊嚴與可貴。

就寫法而言，《虹橋》簡直就是《燭虛》系列散文的小說化。小說寫四個富有藝術氣質的年輕人，各自騎一匹牲口，帶了點簡單行李，一些書籍、畫具、和滿腦子深入邊地創造事業的熱情夢想，跟隨一個馬幫，以大理為起點，深入藏區邊地。李粲曾經想用繪畫表現自己之所見，但不久即發現自然景物太壯偉，色彩變化太復雜，所帶顏料毫無用處;于是改變計劃，以文字代替色彩，不一年寫成《西南游記》，雖取得相當的成功，但依然覺得有限度;于是轉而研究自然現象下生存人民的愛惡哀樂，及其宗教與藝術的表現形式。在途中他們看見一條美麗的彩虹，他們被眼前的美景驚呆了，三位學繪畫的便決定把它畫下來。學農學的小周面對深藍的晴空，獨自在大松樹下陷入了沉思:現代城市需要的是美國愛情電影，喧囂嘈雜的政治不需要荒野枯寂的自然來滋潤，現代教育體制培養的社會學者雖言農村改造、重造僅知道財富增加而不想到生命本來的自足性與適應性，生活的平定感、心安理得對于農民而言比財富增加更為重要。所以，他希望明日真正的思想家應當是個藝術家，政治家能否偉大，得看他是否認識“人”。這實際上是作者對現代城市文化、現代教育與現代政治的反思與批判，這在《燭虛》等散文中可見類似表達。而專事繪畫的夏濛在如此奇幻的景物面前感到手中工具的拙劣，望洋興嘆拋棄畫具，心想:這樣的景物，應讓世界第一流音樂作曲家用音符和旋律方能來捉住它，真正的欣賞應當是承認它的偉大而發呆，“要好好表現它，只是找巴哈或悲多汶來”，這與作者在《燭虛》中“表現一抽象美麗印象，文字不如繪畫，繪畫不如數學，數學似乎又不如音樂”［20］的說法如出一轍。夏濛由此而想到中國的現實問題:廣闊的中國不僅地域十分隔離，更重要的是“情緒的隔離”，也即思想上的隔閡。因此，希望思想家或政治家由“生命的相對原則”開始，由愛出發，來重新認識這個國家，他們做不到，“一個文學家或一個藝術家必需去好好努力”。思想家或政治家無法做到的，文學家或藝術家就能夠做到嗎?恐怕連沈從文自己都要在心中打一大大的問號，但可以肯定的是，沈從文對后者在國家與民族重造方面是寄予厚望的。

沈從文回憶中“云南”

沈從文離開云南北歸之后，對身居云南的這段生活始終難以忘懷，寫有多篇回憶云南的散文《懷昆明》、《憶呈貢和華僑同學》和《過節和觀燈》等，有舊體詩《想昆明》和《昆明村中過春節后景象》，其中可見其對云南眷眷懷念之情。

1946年5月，西南聯大宣告結束，沈從文被聘為北大國文系教授;7月12日全家飛抵上海，相繼傳來李公樸、聞一多被特務暗殺的消息，便在旅途中寫下《懷昆明》一文，對云南歷史乃至中國近代史進行深刻地思考。文章依然以沖淡平和的筆調，回憶起住在昆明蔡鍔故居的情景。蔡鍔在中國近代史以首倡“護國運動”而立下豐功偉績是眾所周知的，但僅過了30年，他曾經住過的小樓便“斑駁陸離的墻磚上，有宣統二年建造字樣。老式的一樓一底，樓梯已霉腐不堪，走動時便軋軋作聲，如打量向每個登樓者有所陳訴。大大的磚拱曲尺形長廊，早已傾斜”，小樓的陳舊破敗讓人感到歷史流逝的悲涼與滄桑。小院里土坪上三人方能合抱的尤加利樹，高俊挺拔，細小葉片在微風中綠浪翻銀，“使人想起樹下默不言功的將軍馮異，和不忍剪伐的召伯甘棠”，面對如此閑靜蕭條的景象，作者心中油然升起對先烈深深的緬懷，對歷史的一種敬畏;更使沈從文“真不免感慨系之”的，是“松坡先生雖死去了三十年，國人也快把他忘掉了”［21］，這是對國人健忘的委婉而沉痛的批評。文章指出，“松坡先生在云南的建樹，是值得吾人懷念，更值得軍人取法的”，指出湖南人對革命的忠誠、熱忱、勇敢、負責。八年抗戰，湖南人為捍衛民族尊嚴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對國家“夠朋友”。而國家在湖南遭受災荒時卻漠不關心，關鍵時刻云南人慷慨解囊，募捐款項超過全國總和，云南人對湖南也真“夠朋友”。所以，沈從文希望寓居云南的湖南人把“松坡先生30年前所建立于當地的良好友誼，加以有效的擴大，莫使它在小小疏忽中，以及歲月交替中失墜”。李聞血案，不僅是云南的恥辱，也是湖南人的恥辱，故希望負責云南軍事、治安的高級軍官查清真相，以慰死者，以明是非，以免湖南人蒙羞;沈從文更希望在滇湖湘人士能夠集資購買并好好保護唐公館和蔡鍔故居，以作為湘滇兩地人士為國事合作良好友誼的象征和見證。

20余年后的60年代，沈從文寫作《憶呈貢和華僑同學》，由在北京公園看到幾盆仙人掌想起往昔在呈貢的鄉居生活和共同生活過的一群華僑同學。沈從文一家所住的門前，是一棵高大到可以拴馬的大仙人掌，華僑中學同學所住的小廟院里，是開花如青春火焰一般的鐵腳海棠和榆葉梅;還有每逢“街子”，街上是大到好幾十斤的南瓜冬瓜，飯碗大的石榴、桃子、寶珠梨。這些云南特有的花木水果和蔬菜，在北方是難得一見的。這些來自南洋的華僑同學，生活雖然窮困，仍然具有熱情互助的精神和奉獻犧牲的精神:不論誰，只要家里寄來了錢，便借給其他同學作伙食費而不指望收回;不少同學赴緬對日作戰，犧牲不少。20余年的時光雖然倏忽而逝，但昔日鄉居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卻仍然歷歷在目。最后，作者殷切地希望，這些同學能夠“回來看看。看看北京的花，看祖國一切新建設，看看生活在當前的年青一代”，“只要能回來看看，一定會深刻鼓舞同學們更加熱愛祖國，而且知道此后應當如何來為國家為更年青一代多作點事情!”［22］由此可見一位老作家深沉、素樸而又真摯的愛國之心。

《過節與觀燈》發表于《人民文學》1963年第4期，其中《記憶中的云南跑馬節》一節，以極為細膩、優美、生動的筆調敘述昆明附近鄉下跑馬節的盛況，這是一篇極富浪漫色彩與牧歌情調的散文。特具云南地方特色的跑馬節，簡直是鄉民們的狂歡節，是近百里之內四鄉群眾的盛會，其時百貨云集，百藝畢呈。四鄉賣酒馬馱子云集場上，酒香噴鼻，上點年紀老人如閱兵般繞場嘗酒，一圈下來便有了三分醉意;極富地方特色的各種酸甜苦辣吃食攤，為外地人所驚異;而婦女們最喜光顧的則是賣銀首飾、土布鞋面枕帕、花邊闌干、五色絲線和胭脂水粉香胰子的攤子。而作者的興趣并不在賽馬場上的勝敗，而是被作者稱之為“情緒跑馬”的年輕男女的對歌，其熱烈程度絕不下于馬背翻騰。有多樣的方式，有鄉村的機智才能，有女性得勝后的輕松快樂，這是鄉村淳樸青春的激情飛揚與熱情奔放。

獨具特色的云南地方民俗文化，被沈從文描寫得如此的精彩傳神。而且這種美妙有情歌聲“在昆明鄉下，一年四季早晚，本來都可以聽到”。在碧藍的天空下，在樹木繁茂、野花盛開田野，三五趕馬的十四五歲女孩子，以未經訓練略帶沙啞的嗓子唱著悅耳好聽的山歌，與林中云雀、戴勝鳥相應和，這是一種與大自然契合的美，一種淳樸、自然、本色的美!還有最熱鬧的“金滿斗會”，男女老幼百十人圍桌而坐，以輕柔調子輪流低唱《十二月花》。聲音極輕柔，如松濤在微風中輕蕩，有龍吟鳳噦的意味，如此唱和相繼，三天方散，這種歌會與前述對歌和山歌有所不同，主要是傳唱老一輩記憶中充滿智慧和熱情的東西，在深沉、委婉與含蓄的傾訴之中便多了一份文化記憶悠遠韻味與生命體驗的厚重底蘊。這里寫的雖是云南風物民俗，固然可以認為是“有著深厚的、接地氣的、第一手的民俗學史料”［23］，但從服飾、外貌到精神風貌等諸方面仔細品味與思索，是否有似曾相識之感呢?這難道不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4］嗎?這種“悠游自在若無其事”就是一種原始淳樸、健康自然、自由自在人生形態，在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阿黑、鳳子、夭夭的神韻。令人魂牽夢繞的“湘西世界”以別一種方式又出現在了“擱筆”多年之后的沈從文筆下，可以說是別具幽懷的。西南聯大時期的沈從文，在抗戰的特殊背景下，“個體生命在時代體驗中沉潛”［25］，而居于“邊城”狀態文化氛圍，恬靜和諧的大自然，素樸單純的生命狀態無不與此種“沉潛”狀態相契合，使得沈從文的“云南”書寫具有了特殊的價值，實值得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