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寶毅平 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民族教育學院

相對于發展迅速的城市來說，鄉村的步調總是緩慢的。然而鄉村的生活散漫卻絕不拖沓，悠閑而又認真，在這緩慢的形式與節奏里，蘊含的是濃厚的人情味。鄉里人都是健談的、熱情的，路上遇見的鄉里鄉親是總要叫些什么才能開口的，他們不像城里人那樣門鏡里看人、老死不相往來。他們固守著古老而樸素的民間道德和生活習慣，王安憶以她對鄉村生活的感動和理解，將這些被人們日漸忽視的人情溫暖與禮儀道德一一展現在人們面前。在京派作家眼里看來，鄉土世界就是人性的一方凈土，是人類生存的美好家園，它是皈依也是救贖。在這里，人性不曾受到污染，堅守著自然而本真的狀態，人與人之間充滿著溫情，那是一股由內而外的溫暖情懷，發自內心的真誠，眼淚和微笑都不摻雜任何雜質，那么清澈透明。這些美與溫暖也都出現在王安憶的鄉土小說里，并使這些小說就像是一首首鄉村牧歌，散發出詩意與溫情，給人以心靈的安慰與寄托。

《上種紅菱下種藕》就是這樣一首關于鄉土中國的挽歌。在這里王安憶借用中國水墨畫的筆法為讀者描繪了一幅充滿野趣和詩意的江南水鄉圖，也正是這種和諧的環境孕育了那里人們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合乎人性的倫理法則和樸素美好的人性。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其言行舉止都總是循著“禮”與“情”的標準而進行，親切而又不木訥，認真卻絕不做作。

在小說里表現最深的是顧老師與老友的交往，尤其是老友作畫的情景更是把江南水鄉古樸雅致的生活美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為了女兒的畫廊順利開業,顧老師帶著禮物去拜訪多年未見的老友畫幾幅荷花圖，來為女兒的畫廊打開門面。按照中國的傳統風俗和禮儀,走親訪友需要攜帶禮物,那是人之常情,而顧老師帶的禮物很有江南水鄉的地方特色：一壇花雕酒,四封云片糕,一方火腿,一個竹制的筆架和毛筒,一幅顧老師自己寫的“竹”字,既實惠又有品味。而老友作畫的情景更是蘊含著一種自然、健康、優雅的生活情趣和人生境界。這是一個70多歲的老者,頭發花白,聲音洪亮,皮膚發出桐油的光澤。作畫之前,先要喝上半斤黃酒,然后研墨取筆,運氣揮毫,轉瞬之間,四幅荷花圖,一氣呵成，讓觀者在四幅畫里看盡了春夏秋冬四季的荷花。這荷花圖在別人是千金難求的，而老人卻分文不取地將它送給老友，為的只是一個“情”字。在作畫與贈畫之間，作者挖掘和捕捉日常生活中閃爍的美感、蘊涵的豐富人文色彩的生活場景,贊美了寧靜雅致江南水鄉所熏陶出的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這里的人們沒有什么利益的算計，更沒有功利的目的，一切的行動都有真情的存在。

《上種紅菱下種藕》里的人情是樸實的、真誠的，沒有什么甜言蜜語，有的只是實實在在的關心和愛護。秧寶寶是寄住在李老師家里的房客，但卻被當做家庭的一分子看待的，這個家里的人無論是強勢的閃閃，還是和藹的李老師或者溫暖的陸國慎，全都悉心地呵護照料秧寶寶，并且懂得去維護孩子特有的自尊和小心思，謹守著對孩子的承諾。尤其是陸國慎和秧寶寶這對忘年交間的友情或者說親情，雖是淡淡的甚至有時是別扭的，卻是打動人的。這種人情的溫暖、人性的善良在而今是太珍貴、難得,尤其是在城市生活里。那幾個住在樓上的東北房客和閃閃一家也不過是普通鄰里，卻在回老家以后熱心地寄來刨花工藝品，這份熱心是只有農民身上才容易見到的，他們總是記得別人對自己的好，想辦法回報的。還有那個看守老屋的年邁的公公，不辭辛苦地送來瓜秧上結的第一個葫蘆，送給回到沈溇的秧寶寶一籃土雞蛋，這些都是鄉民們固守的禮節和道德傳統，因其是細節的、瑣屑的，才更加令人感動。這種人情與人性的美好是作家所追求和贊美的，也是她所向往的精神家園和人間樂土。

王安憶稱頌的鄉民們所具有的人性美，尤其表現在女性身上。在《姊妹們》這篇小說里寫到這樣一件事：“那年我回上海，她（小辮子）從這年的豬肉里專為我留下一刀，等我回來，天天到莊口大路上望我，而我那時的心思早不在我們莊，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告訴我，小辮子留給我的肉壞了。”這份姐妹情深的等候和關愛，是多么令人感動和難以忘懷。在王安憶的意識里，鄉村是相對于熱鬧繁華的都市而存在的，鄉村里的“一切都準乎自然，在這種自然的氣勢之下藏著一個藝術家的心力。細致，然而絕不瑣碎；真實，然而絕不教訓；風韻，然而絕不弄姿；美麗，然而絕不做作。”在鄉間所繼承的悠久淳樸的民風民俗，處處顯示著真、善、美的和諧、自然的畫面，這與城市生活形成鮮明對比。忙碌的生活使城市里的人們省略了太多生活的過程，這個人造的環境迫使人們無止境地追求效率與利潤，它是太理性了。而農村卻是感性的、審美化的世界，這份寧靜安逸也使鄉村有了一種夢的唯美，王安憶就是以這種美抗拒都市里日益膨脹的物欲和道德的淪喪，從而表達她對商業文明所帶來的人情的冷漠與疏離、人性的扭曲與變態的拒斥。

人性的自由與美好是京派作家追求的最高準則，在新時代里王安憶能夠退出城市，而以精致的藝術描寫人生的樸實，站在鄉土的立場上，從鄉村內部來打量鄉村文明，去描寫普通人身上所散發出的美的氣質和美的感動。可能因其是一個鄉村的外來者和城市知識者的雙重身份，這種時間與空間的距離使她的鄉村書寫閃現出冷靜與客觀，使王安憶在小說里把鄉村生活美化了，也使她筆下的鄉村成為“現代知識分子形而上思考的鄉村，是作家充滿知性和理性趣味的鄉村”。京派作家汪曾祺曾說過：“作家的責任是給讀者以喜悅，讓讀者感覺到活著是美的，有詩意的，生活是可欣賞的。”王安憶在這個缺乏審美的時代擔起了發現美、傳播美的責任，像沈從文等京派作家一樣去歌頌存在于鄉間的那種人情美和人性美，繼承京派作家所崇尚的“一種愛與美的新宗教”，讓讀者在現代生活的冷漠隔絕匆忙中，重溫那一份美與溫暖，用她細膩的筆觸為我們展示了還存在的美和精神寄托的有限空間。

王安憶筆下的鄉村并不像京派文人那樣扮演故鄉的角色，它們或是作家插隊時曾停留過的，或是旅途中經過的，也有紀實與虛構相交融的，其中最特別的還是在城市邊緣中存在的鄉村生活。她以獨特而敏銳觀察力，發現了這個由異鄉人所建筑的特殊的鄉村，它并不因其生活水平的落后而受到作家的鄙棄，而是憑借它自身那種永不改變的美的光采，而得到作者的重視。

王安憶是一個不斷尋找的作家，在她重新審視鄉村的過程中，不斷地在平淡而普通的生活中尋找到生命的情景和形式。她通過富萍這樣的生活于城市而又未遺失鄉民精神特質的移民形象，來表達她對日益物質化、世俗化的上海的批判與否定，表達她對勤勞健康、自尊自愛的人生的向往與追求，從而使得她的移民書寫字里行間充溢著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審美追求和人文關懷。這也是她鄉土小說的特別之處。在小說《富萍》里，體現了京派所贊揚的那種“誠實勞動與生計的庶民美學以及和諧的生命狀態”。④小說描寫了隔離在上海市區之外的棚戶區閘北與梅家橋，生活在那里的人們雖在幾輩以前就從鄉村奔到城市謀求生計，但卻仍保留著鄉民骨子里固有的熱情和善良。這一點可以從富萍第一次到閘北找尋多年不見的舅舅這件事看出。舅舅是富萍在上海這個陌生的地方唯一能想到的最親的人，在潛意識里她想要找到舅舅，幾次長時間的游走，富萍終于來到了舅舅居住的地方。小說里這樣描寫富萍找人的過程：“這就是人們說的，閘北，東火車站，旱橋底下，舅舅住的地方。可是，這片棚戶那么大，而且密密匝匝，找一個人，簡直是大海撈針。她看見底下，屋檐之間的狹縫里，有個女人在晾曬洗好的衣服，然后，走進去，不見了。眼面前，盡是屋頂的黑瓦，間有一些水泥的平臺，凸出在黑瓦之上。黑瓦，一直連綿到天邊。然而，這一大片棚戶，就像一張大網，它們互相聯系。富萍問了第一個人。有沒有一個叫孫達亮的男人。第一個人雖然不認識孫達亮，但他很負責地將她引薦給了第二個人。第二個人又將她引薦給第三個人。他們很有信心地將富萍這樣接力棒似地傳著，相信她一定能傳到地方。富萍身不由己地被傳給一個又一個人，有的是一個老人，有的是一個婦女。他們都說著富萍耳熟的鄉音，富萍甚至能辨別，是在她們家東邊的那個縣份，還是西邊那個縣份。他們不像奶奶那樣，帶了上海腔的。富萍跟了帶她的人，從狹窄的巷道里穿過去。有的敞開的門里，正在吃飯，一眼看見有陌生人來，便端了飯碗走出來問：找哪家的？帶富萍的人告訴說找誰家，他們便一同歪了頭想，想，然后提議說問誰誰誰去。于是，便一起去找那個誰誰誰。這些房屋大都是磚砌的墻，有的還用竹籬笆圍個巴掌大的院子，種些瓜豆，藤攀上來，掛在籬笆上，就有一股草木和磚瓦的氣息。又叫爽利的陽光一曬，更加蓬勃。地是泥地，有時會有一段磚鋪的甬道，或者一方水泥地坪，中間立著一根自來水龍頭。富萍漸漸走進了這片棚戶的腹地，她已經記不清被傳到第幾個人了，她甚至還在其中一個人家中吃了一碗青菜爛面。最終，人們將她引到了孫達亮家。其時，已是下午兩點多鐘，放早學的孩子呼嘯著穿了過來。”這個接力賽一樣的尋人事件花費了那么久的時間，卻沒有人嫌麻煩，這份執著與熱心是只有鄉民才能真正做到的，他們從不怕麻煩，總是力所能及地幫助任何需要幫助的人。

王安憶在描寫生活在這里的從事低下骯臟的工作的底層勞動者時，讓人們看到了這些普通百姓的自尊與自愛、勤勞與寬容。“見過他們的船嗎？那才叫一塵不染，紅漆的床、柜、地板、板壁墻，每天都刷洗一遍。后艙里是垃圾，用帆布遮住，邊和角都拉嚴實了系牢，不漏一絲縫。那氣味，還是很重。蒼蠅成群結團地隨了船走。可是前艙和甲板上，卻干凈極了。矮桌子、小板凳，直接在河里刷過的，手腳也是隨時洗，不穿鞋赤了腳，在艙里走來走去。要是回家，那更是大洗特洗，大曬特曬。岸上的人都嫌船上的人，說他們吃蒼蠅下飯，其實船上人最干凈了，最容不得腌臜。“”這里的營生，因為雜和低下，難免會給人腌臜的印象。可是，當了解了，便會知道他們一點不腌臜。他們誠實地勞動，掙來衣食，沒有一分錢不是用汗水換來的。所以，在這些雜蕪瑣碎的營生下面，掩著一股踏實、健康、自尊自足的勁頭。他們從各種細節中流露出來。”這些做著各種營生的人們，并不在乎城里人（上海人）的白眼和鄙視，那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自尊，而是他們比城里人更懂得生活艱辛與生命的價值。在他們的意識里可能沒有什么遠大的目標，因為他們清楚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他們只會一步一個腳印地踏踏實實地做事做人，不投機不鉆營。他們都是最務實、最踏實的，沒有城里人的自以為是和貪婪冷酷。撿拾垃圾雖是臟的、累的，但卻給了他們生活的保障，是他們的祖輩在背井離鄉時的倚靠，所以他們尊重這份營生。

這些城市里的異鄉人用勤勞的付出養家糊口，同時也支持這城市的發展。因為他們的存在現代文明的城市才能光鮮亮麗整潔。可是他們絕不會去炫耀自己的功勞，無論這份辛勞有沒有人去肯定或者稱贊，他們都不曾改變絲毫，他們一直保持著農民的那份任勞任怨的憨厚。這些生活在城市邊緣的被擠壓的人們，才是最熱愛生活、最懂得生活的人。他們認真地對待每一份生計，骨子里永遠保留著祖輩留傳下來的強大的生命力，不求人亦不自卑。在那些雜蕪瑣碎的營生下面，蘊含著一股踏實、健康、自尊、自足的勁頭，日日月月，歲歲年年。在這些異鄉人的生活里，王安憶所傳達給人的是一種淡泊、寧靜、樂觀的生活態度，她展現的是一種淳樸、和諧具有勃勃生機的生活境界，她所描繪的城市里的鄉村生活充滿了生命的活力，它率性而為不被束縛，安靜和樂沒有紛爭，尤其是那股向上的、不服輸的勁頭，更透出中國農民不變的頑強拼搏的力，那是我們民族的象征。

一種新文明的出現與發展，總是或多或少地帶來傳統文化與文明的遺棄甚至毀滅。當王安憶正以深情的目光、懷著溫暖的感情回望記憶里的鄉村時,都市文明的巨大陰影已經悄然地投射到鄉村這片靜寂的土地上。曠野的微風失去了往日的酣暢,傳統鄉村所特有的寧靜、和諧、安閑之美,在工業化的進程中漸漸地喪失，在金錢的誘惑下，鄉村文明正一步步走向毀滅與崩潰的邊緣，因為鄉里人的舍棄，也因為城市的擠壓。面對這種美與文明的流逝，讓作者對鄉村的未來充滿了深深憂慮,促使王安憶于2001年創作了《上種紅菱下種藕》。

小說以9歲女孩秧寶寶的行跡為中心,沿著兩條線索展開敘事:一方面,展示了江南水鄉清新幽美的風景、熱情純樸的民風和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則對鄉土中國在工業化與現代化的沖擊和壓力下的裂變、萎縮表現出無奈和憂傷。較之從前的鄉村敘事來說,作者的感情明顯復雜得多。小說里有幾處表現鄉村的傳統風俗與民間技藝面臨失傳的無奈與憂傷。小說里寫到一次陸國慎帶著秧寶寶和蔣芽兒回娘家時，她母親招待這兩個小客人的吃食：“每人泡一大碗‘風消’———用柴灶，鍋里不能有一點油星，稻草燒鍋，糯米粉調成又稀又筋的漿，懸著，只在燒熱的鍋底一沾，立即殼起一層鍋巴，消薄消保掰碎后，盛在碗里，加上白糖，滾水一沖，滋養得很。現如今，柴灶少了，會做‘風消’的人也少了，小一點的孩子，都有沒聽說過的。”再如妹囡送給李老師家的各式糕點：“李老師打開荸薺籃蓋，果然是各色年糕，便招兩個孩子過來看。有一種綠色的糕，拿到鼻前嗅嗅，有一股薺菜的清香。李老師說，這其實是艾果糕，原先是在清明時分，用艾和米粉做成，現在季節不對，采不到艾，就換作薺菜干。籃中又有一種褐色糕，則是用干菜做成，也是艾果糕一類的。再有，雪白的糕中摻有松仁，李老師告訴說，這種糕叫做樊江松子糕。因為在紹興東邊，皋埠鎮邊上一個極小的鎮子，樊江，最盛產。在此基礎上，妹囡又發展了嵌瓜子，嵌葡萄干，各種開頭點綴其中，花色各異，香味也各異。又有一種松花色的團子，本名為‘松花饃粢’，里面有餡兒，一是芝麻白糖，一是細豆沙。這此都是講得上名堂的，另外，還有沒名目的：赤豆色的，苔條色的，棗色的，菊花色的；長的，方的，扁的，團的。李老師不由說：妹囡何苦開影樓呢？不如開糕團店了！這其中的好多色，早已經失傳，她居然還會蒸。李老師各色挑一塊，用張干凈報紙包了，讓蔣芽兒帶回去。又挑了少許幾樣，拿進廚房上籠蒸起。”像這些傳統美食有很多都面臨失傳的危險了。現在太多的年輕人都癡迷于肯德基、麥當勞等西式快餐，而對這些有悠久歷史積淀的傳統美食都沒什么興趣。這也使得這些傳統技藝后繼乏人，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一個問題。

在這篇小說里，王安憶借用中國水墨畫的筆法為讀者描繪了一幅充滿野趣和詩意的江南水鄉圖。正是這種和諧的環境孕育了水鄉人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合乎人性的倫理法則和樸素美好的人性，就像小說里所寫到的華舍和沈溇。沈溇對于秧寶寶來說就像農場對斯嘉麗一樣是她力量的源泉，那里有她的根與魂。老屋就像是秧寶寶生命力的血脈一樣，每一次回歸，都是一次生命的體驗，即使離開再久，也永遠有家的氣息。可是時間的流逝、歲月的侵蝕，老屋終究是殘損了，支撐不了多久了。這最后的休憩之地、養傷之所也將被掩埋，忙碌奔波的人們再也沒有退路了。小說里尤其令人氣憤和同情的是公公的悲慘遭遇。農村與農村人擋不住城市文明對自己土地與生活的侵蝕，卻又麻木地觀看著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將死的心愿被怎樣的踐踏。“人們繞過老屋，從兩座低矮的院墻之間穿過去，再順了一條田埂走一段，來到了公公的自留地。這是一塊旱地，大約有二分，種了些毛豆。因為人力不濟，毛豆長得不好。稀稀拉拉的豆柯里邊，石塊砌了一個方坑，半邊的上方，兩片石板架成一個屋脊。這就是公公為自己造的陰穴。人們指點給兩位干部看，兩位干部戲謔地說：這陰穴也忒簡陋了，魂靈也關不牢的。人們便告訴道：雖然簡陋，可公公卻是用心用意，專程請了石匠來，鑿了石方，放下，接縫，才造好沒幾日，看，鑿痕新得很呢！兩位干部說：要是新造的，就更錯了，縣里老早立法保護耕地，廢除土葬，滿墻張貼的都是：讓得三分地，留給子孫耕。難道看不見？人們說：公家都造墳山，為何不讓給子孫耕？兩位干部說：那是山地，不是耕地。人們就說：現在你們不是來了嗎？來得及給子孫耕的！大家還都朝后站站，看那兩人怎么動手。”一陣紛亂過后人群散去了，“別人家的門里都飄出飯菜的香，惟有老屋，沉寂著，沒一絲動靜。”公公的辛酸與抗拒無人可解，只有秧寶寶可憐公公，為他哭了。因為孩子總是敏感的，雖說不清楚卻能感覺到那種無形的傷害與壓抑，也只有她懂得公公那倔強的歌唱：“買的個溇，上種紅菱下種藕，田塍沿里下毛豆，河石勘邊里種楊柳，楊柳高頭延扁豆，楊柳底下排蔥韭。大兒子又賣紅菱又賣藕，二兒子賣蔥韭，三兒子打藤頭，大媳婦趕市上街走，二媳婦挑水澆菜跑河頭，三媳婦劈柴掃地管灶頭……這平直的歌調里，拼力掙著一股勁”，這股魚死網破的勁兒讓秧寶寶害怕。可是公公的慘劇卻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秧寶寶怕聽怕見又無力阻止的，她只有可憐公公。而王安憶在這篇小說里所給予的對農村文明的感情就是這樣的憂傷、害怕和無奈。這里太小了，小得無以抗擊所謂的文明。“（華舍鎮）真是小啊,小得經不起世事的變遷。如今,單是垃圾就可埋了它,莫說是泥石流般的泥了。眼看著它被擠歪了形狀,半埋半露。它小得叫人心疼。”也許不久的將來秧寶寶重歸故里卻真的無法再找見沈溇，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因為人總是需要那個精神的家園和生命的根的。

王安憶曾經這樣評論這場現代文明對城市與鄉村的破壞“：在《上種紅菱下種藕》這部小說里所描寫的那個小鎮,漸漸在現代化的強大模式中崩潰、瓦解,這大約就是現代化崇拜的力量。在這強勁的沖擊下,大城市似乎還有一些抵抗,而小的、弱的,像鄉鎮這樣的地方,便不堪一擊。它們容量比較小,必須在有節制的消長交替中方可保持平衡。眼看寬直的道路從它旖旎的曲線上輾過,混凝土覆蓋柔軟的水分充盈的土地,同時,暴富的神話風傳在勤勞忠誠的農人耳目間,真是感到心疼。我完全不知道將會有什么樣的前景,來取代這迅速消解的生活。在這力量面前,文學忒虛無了,我只能在紙上建立一個世界。”⑤這個世界用美打動人，同時也讓人心酸。這種心酸正如沈從文在小說中為那片充滿原始神秘色彩的湘西世界，也開始受到墮落的都市文明侵蝕而譜寫的一曲曲挽歌和鄉村牧歌。王安憶鄉土小說的意義，就在于在這個物欲橫流、日新月異的時代里，帶著對美好人性和悠久文化的擔憂與思考，去呈現那些即將失去的美和悄然行進的異樣生活。沈從文曾對城市進行過這樣一番解析與批判：“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雜亂，耳朵眼睛接觸聲音光色過分疲勞，加之多睡眠不足，營養不足，雖儼然事事神經異常尖銳敏感，其實除了色欲意識和個人得失外，別的感覺官能都有點麻木了。這并非你們（城市人）的過失，只是你們的不幸，造成你們不幸的是這一個現代社會。”⑥城市的墮落正慢慢地侵蝕著美麗鄉村，也同化著生活其間的質樸善良的鄉民。正直樸素的人情美正在逐漸墮落之中，而鄉人們卻毫無察覺，一心追慕著城里人的生活。小鎮、鄉村正慢慢地被年輕的一代有意或無意的甩在身后，故鄉似乎變成了遙遠的記憶，模糊了、淡卻了。曾經堅信的只要辛勤勞作就會有好收成的樸實的真理，也被新的生活和現代化以各種名義摧毀了。閃閃的聰明、友人的幫助、家人的齊心終究沒有挽回閃閃畫廊的命運，向外走的人流使華舍這個小鎮愈發地凄涼。我們為文明與現代化所付出的代價真的值得嗎？

王安憶的小說為我們展示了那些美好的人、美好的事和美麗的鄉村，同時也痛心地揭示這些美的流失和遺棄，這是一記警鐘。在各國都加緊軟實力建設的今天，文化成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凝聚力和精神力量。傳統文化尤其是民間文化和民間技藝面臨的挑戰與危機是非常嚴峻的，我們需要某種程度的回歸和不能回避的自省。所以說王安憶的這些反映鄉土的小說的意義是深刻而又極其必要的，它顯示出一個作家的責任感和文化批判的標準。我們應該慶幸有這樣的作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