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耿寶強 單位：濱州學院中文系

譬如針對沈從文所說的魯迅的“憎恨”，聶紺弩先引用了魯迅１９３５年針對沈從文而寫的《七論“文人相輕”———兩傷》中的一節：“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１］然后議論說：“說魯迅的作品里有很多憎恨的感情……我個人是并不抱什么反感的。”何以如此？他認為，“以為愛與憎只是絕對相反，而毫無相成之處，似乎不算知言。”由此蕩開筆墨：“有所愛，就不能不有所憎；只有憎所應憎，才能愛所當愛。”［２］６３－６６即使在今天，我們依然可以說，聶紺弩的這段話，是理解魯迅的“罵世”、“冷嘲”和“憎恨”的鑰匙。聶紺弩的文章，沈從文也許當時并沒有看到。但是，１９４７年１１月，魯迅逝世１１周年之際，沈從文以他特有的小說家的敏感對魯迅做了新的闡釋，對魯迅的文學史貢獻從古籍整理、雜文、小說３方面進行了充分的評價。他認為，魯迅“于古文學的爬梳整理工作”，“能把握大處”；魯迅的雜文，“能直中民族中虛偽，自大，空疏，墮落，依賴，因循種種弱點的要害”；就小說而言，他認為，魯迅是鄉土文學的領路者，使“新文學的發展，進入一新的領域，而描寫土地人民成為近２０年文學主流。”［３］

值得注意的是，沈從文對魯迅雜文“強烈憎恨中復一貫有深刻悲憫浸潤流注”的認識，恰恰照應了聶紺弩的文字。更難得的是，至于魯迅的為人，當時許多人以為他“偏狹”，沈從文卻在說他“憤激”、“罵世”的同時，又洞察了其“誠懇”和“素樸無華”的一面。這是沈從文超越自我情緒、超越一般讀者的深刻見解。

沈從文抑魯揚周的原因

魯迅與沈從文相差不到２０歲，沈從文開始從事文學創作是１９２５年，魯迅去世是１９３６年，十多年的時間，他們是有很多的機會可以見面的。但，他們竟然從來沒有見過面，而且有很深的過節。這根源于一場誤會。

１９２５年的４月，在北平走投無路的丁玲給魯迅寫了一封求救信，魯迅相信了當時正在他家的孫伏園（注：一說荊有麟）的判斷，以為是休蕓蕓（注：即沈從文）冒名女性給他寫信，很生氣。之后，他在給錢玄同的信里，以挖苦的口吻提到沈從文。１９２８年初丁玲走紅文壇后，魯迅知道了真相，曾說，真有丁玲這么一個人，我還真錯怪了她。事實上，魯迅錯怪的不是丁玲，而是沈從文。但他沒有就此向沈從文道歉或者是表示一種遺憾。

沈從文與魯迅關系不睦，與政治思想、藝術觀念的不同有關，更與這次誤解造成的心理上的創傷有關。因為這對于年輕的沈從文來說是非常巨大地打擊，所以在以后的文章里，他不止一次提及這個事情。比如１９３１年胡也頻遇難，他寫了《記胡也頻》。在談到這件事情說，我們三個人（注：指胡也頻、丁玲和沈從文）當時的字跡比較一樣，其中丁玲給一個叫做自以為聰明的人寫了一封信，而這個自以為聰明的人還以為是我寫的。［４］

正因如此，新文學作家中，沈從文評論最多的就是魯迅，篇幅最大，表現出來的情感也最為復雜。吳投文先生認為，對逝世前的魯迅，沈從文一直是平視的，雖然他的年齡小魯迅很多，走上文壇的時間也晚很多。不過，他具有批評家與讀者的雙重角色。作為批評家的沈從文，對文學家魯迅的小說與散文創作（包括其早期詩歌創作）持基本肯定態度，眼光獨具而又不失公允。作為一般讀者的沈從文，對作為思想家的魯迅和作為戰士的魯迅的雜文創作和人格氣度持基本否定態度，常見尖刻的嘲笑與辛辣的諷刺。［５］７５

也就是說，呈現在沈從文視域中的是一個分裂扭曲和充滿矛盾的魯迅形象，所以如此，是因為沈從文對魯迅的評價是從他特有的標舉獨立與純正的文藝觀出發的。這使他能敏銳準確地把握魯迅作品，尤其是小說與散文獨特的藝術風格和復雜的審美意蘊，也使他厭棄魯迅在雜文中顯現的斗士型的人格氣度和思想鋒芒，從而消解了魯迅慣有的現實戰斗精神。從文學評論的角度來說，這是不妥的。因為“完整的魯迅是作為文學家與思想家乃至戰士同時出現而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５］７５

１９３５年《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使沈從文對魯迅有了更深的成見。魯迅編《小說二集》，在序言里面提到鄉土文學，也把沈從文歸為鄉土文學作家，但是他沒有選沈從文的哪怕一篇作品。而１９３５年的沈從文已經名滿天下了，前一年發表的《邊城》使他成為了鄉土文學的代表人物。而且，《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出版設想一經提出，沈從文就認為這是“近年來出版界一種值得稱道的大貢獻”，并說將這部書介紹給讀者，“是件很值得快樂事情”。［６］沒有選沈從文的作品，主要原因恐怕是魯迅不認同沈從文的作品。但是，兩個人的矛盾影響了選本編選的可能是存在的。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沈從文寫了《讀〈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書評，沒有談及自己的作品是否應該入選，但認為魯迅的選本“有抑彼揚此處”，“取舍之間不盡合理”，特別點明未選入王統照等幾人的作品，對沉鐘社、莽原社的評價過高，“皆與印行這套書籍的本意稍稍不合”。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集共三集，分別由茅盾、魯迅和鄭伯奇編選。茅盾編的《小說一集》，收文學研究會２９名作家的５８篇作品，其中有王統照的《遺音》《一欄之隔》《技術》《車中》４篇。因此，沈從文指責魯迅沒有選入王統照的作品該是紕漏，但他所說的“個人趣味的極端，必將影響這書的真正價值”，［７］卻不能不說是事實。魯迅既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又是熱情的激進主義者，所以他在《小說二集》中選入的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以外的３３名作家的６２篇作品，大多都是緩緩道來，在不經意間把對社會的憎惡注入讀者的體內，具有冷靜中富于激情的特點。其中，淺草———沉鐘社有８個作家的作品被選入，是選入作品最多的文學團體。

我們不能懷疑魯迅的公正，但他選的作品，許多已被研究者淡忘，沈從文的作品卻越來越被大家重視，是不爭的事實。可以說，魯迅編選的原則、標準和方式可能確實存在著一些疑問。去世之前，在與美國作家斯諾的談話中，魯迅曾將沈從文排入新文學運動以來出現的“最好作家”之列。“最好作家”之一的作品卻沒有體現在編選的作品里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遺憾。

魯迅去世以后，沈從文對他的看法逐漸有了變化。于是有了《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的周氏兄弟比較，有了１９４７年的《學魯迅》。這是沈從文第一次非常客觀的評價他所認識的魯迅的成功和偉大，雖然還僅僅局限在文學方面。與對魯迅不同，沈從文對周作人是由衷的欽敬，不止一次地稱贊他如“秋水”般的性格，甚至巴金在小說《沉落》中對周作人一類知識分子的生活有所影射，沈從文就認為巴金火氣太大，“過分偏持，不能容物”，與之通過幾封長信為周作人辯護。

日常言行中如此，文學創作中亦然。沈從文反對閑適、幽默的小品文，但又在自己編輯的刊物上大登周作人的小品文，并為之叫好。１９３４年，沈從文的《論馮文炳》對周作人最得意的弟子廢名進行了評論。文章開頭，沈從文就對周作人的文學創作進行了概括：從五四以來，以清淡樸訥文字，原始的單純，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時代一些人的趣味，直到現在還有不可動搖的勢力，且儼然成為一特殊風格的提倡者與擁護者，是周作人先生。［８］９６進而認為周作人的所有文字，無論是小品、散文詩、介紹評論，還是翻譯日本小品文，及古希臘故事，與其他弱小民族卑微文學，都能“把文字從藻飾空虛上轉到實質言語上來，那么非常貼近人們的情感。”并預言他的文章，“因為文體的美麗，最純粹的散文，時代雖在向前，將仍然不會容易使世人忘卻，而成為歷史的一種原型，那是無疑的”。［８］９６

沈從文自視甚高，很少激賞人。如此推崇周作人，是因為他與周作人都堅持以人為本的自由主義立場，更是因為周作人為人寬容、謙和，在平淡中至情盡禮、超然淡泊、節制內斂、與世無爭，被崇拜陶淵明的京派諸人，包括沈從文，認為是“活著的陶淵明”。

聶紺弩維護魯迅的原因

“九•一八事變”后，由于積極宣傳抗日，聶紺弩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的監獄里關押了幾個月后被驅逐出境，并于１９３３年７月回到上海，旋即參加“上海反帝大同盟”，并成為了左聯理論研究委員會的一員。第二年３月，他受聘國民黨汪精衛派控制的《中華日報》。當時，汪精衛與蔣介石在很多問題上意見不一，分歧日深，所以報上時有攻擊蔣介石的言論，聶紺弩便創辦了該報副刊“動向”，任主編，并請時為中共地下黨員的葉紫任助編，使之很快成為了繼《申報•自由談》之后左翼作家和進步文學青年的又一塊重要陣地，在粉碎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受到了魯迅的賞識和器重，兩人書信交往頻繁不說，僅１９３４年魯迅就曾兩次邀約聶氏夫婦在梁園吃飯。

聶紺弩主編《動向》期間，魯迅在該刊先后發表了２３篇雜文，包括《拿來主義》、《罵殺與捧殺》等名篇。１９３６年初，聶紺弩和胡風等創辦文學雜志《海燕》，魯迅繼續給予最大的支持，親自題寫了刊名，并在創刊號上發表了《出關》和《“題未定”草（六至七）》，在第二期上又發表了３篇文章。為了支持《動向》，魯迅除了自己不斷撰稿外，還推薦了頗有才華的文學青年徐詩荃的雜文。

魯迅器重、支持聶紺弩，聶紺弩則非常敬仰尊崇魯迅。“兩個口號”論爭期間，聶紺弩最早表態擁護魯迅支持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對魯迅犀利深刻的雜文，聶紺弩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后來回憶說，魯迅的“雜文至少很難再有了。然而這并不排斥與他同時代的人，他的后輩景仰他，學習他，學習他的思想、精神，以及他的雜文，乃至模仿他的筆調之類。我就是學習乃至仿效魯迅雜文的一個。”他還說，我“這樣一個人，雖然曾經愛好、學習、甚至模仿魯迅的雜文，但無論內容和形式，其不會相像，毫無是處，相隔十萬八千里，那是十分自然的。”［９］魯迅影響了聶紺弩的創作，更影響了聶紺弩的精神氣質。魯迅那種“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的境界，罕有后來者，聶紺弩庶幾近之，難怪當時的人們譽其為“魯迅派”了。夏衍曾說：“魯迅以后雜文寫得最好的，當推紺弩為第一人。他寫雜文不拘一格，不陷于一個程式，絕對不八股，真是多彩多姿。”［１０］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魯迅病逝后，聶紺弩懷著無比悲痛的心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魯迅治喪辦事處的瑣碎而危險的工作中，并和胡風、巴金等１６人為他們尊敬的魯迅先生啟靈、安葬、送棺、抬棺入穴。在悲痛與操勞中，聶紺弩還寫下了悼詩《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表達了失去領路人的深沉憂傷與對未來的堅強信念。后來黃源編輯出版《魯迅先生紀念集》時，將該詩放在了首頁。４０多年后，鐘敬文還說：“恕我狂妄，我始終認為在數量不少的追悼魯翁的詩篇中，它是值得反復吟誦的一篇。”［１１］

除了《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聶紺弩當時還寫有散文《關于哀悼魯迅先生》，記述魯迅喪葬的盛況。此后，他還陸陸續續寫過許多紀念和研究魯迅的文章，１９８１年，紀念魯迅誕辰１００周年之際，聶紺弩已經７８歲了，還重病纏身，但他依然撰寫了總題為《為魯迅先生百歲誕辰而歌》的１０題２１首詩歌。

令人感嘆的是，對于“評議魯迅”的辯駁，聶紺弩“認為那完全是一場誤會”，之后兩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無芥蒂”。［１２］他曾如許稱贊沈從文：“一個剛剛二十一歲的青年寫出中國農民這么創痕淵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說過的‘偉大的、俄羅斯的悲哀’，那么成熟的頭腦和技巧！……”［１３］而在談到朋友喜歡自己的作品不盡一致時，沈從文把聶紺弩列在了很熟悉的朋友之列，他說：“沙汀喜歡《顧問官》，聶紺弩喜歡《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