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蔡登秋 單位：三明學院中文系

當大部分楚地的傳統文化已經被中原文化沖刷得蕩然無存的時候，湘西還是一塊相對純凈文化之地。所以，在這里楚文化存遺相對完整，并且一些原始文化元素一直延續到近現代。由于文化土壤的獨特性，作家文學創作文化語境亦顯得自然獨特。歷史以來，這里孕育了許多卓有貢獻的作家，沈從文堪稱代表。沈從文在他的文學天地中開創性地拓開一個新的文學空間，即湘西世界的文學空間。五四啟蒙時期，在焦慮、危機、頹敗和失落等復雜的時代情緒沖突中，回歸和守望鄉土是沈從文那時的創作思想傾向。湘西是一塊孑遺著原始性狀巫楚文化的“圣土”，是沈從文離開此地后魂牽夢縈的情感寄托，這也正是他一再標榜自己是“鄉下人”的原因之一。我們在閱讀沈從文作品的時候，不難發現文本所呈現出的湘西文化，大體有兩大內容：其一是純潔中略帶著原始味的人情關系；其二是那種古樸略帶野性的地方習俗。這兩個方面的表達并行不悖，相互交織，共同構成沈從文獨特的湘西文化世界。

沈從文文學作品中民間傳統，主要是以湘西民間信仰中的鬼神信仰為主，而這些鬼神大多是自然神，并且名目繁多，種類豐富。我們知道，巫楚文化有好善鬼神的特性，巫術的情結很重?！秮眸P縣志•風俗志》記載:“來鳳地僻山深,民雜夷獠,皆緣土司舊俗,習尚樸陋,史稱俗喜巫鬼,多淫祀,至今猶有存在?！眮眸P縣今屬鄂西，與湘西交界，百姓與湘西相類，好鬼神民俗也是相同。古代長江以南的苗蠻之地，都有崇尚鬼神風俗，就如宋代朱熹的《楚辭集注》卷二所說：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荊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與湖湘地區同屬南方其他地區，也有崇尚鬼神的習俗。如閩地也是多“尚巫信鬼，好淫祠”，唐代詩人劉禹錫所記載：“閩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與華語不通?！盵2]（P22）可見古代的南方的廣大地區，人本文化出現相對較中原遲，鬼神信仰濃厚且延續時間長。當中原已進入較為自覺的人文時代，南方諸多地方還較處于神話時代。隨著中原文化的南漸，南方很多地方慢慢被中原文化所整合，而僻遠的湘西地區保留了相對完好的巫楚文化，所以湘西的鬼神巫術信仰給人印象顯得神秘獨特，由此也顯示了湘西文化現象的獨特性。

沈從文青少年時期生活在湘西，湘西文化是他的文化經驗根基，或者就是他的一種母語經驗。在他潛意識中，作為文化內核的民間信仰是他離開湘西后魂牽夢縈的情愫。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出現了大量的鬼神信仰的描述，究其原因，其實是文化母語經驗不斷復現的結果，這也形成了沈從文文學世界獨特的文化景觀。

以豐富的民間信仰資源作為文學表現的重要對象

閱讀沈從文湘西題材的作品，最大的感受就是湘西文化有一種神秘感：這里民間信仰的豐富性和繁雜性，使湘西籠罩在濃厚鬼神氛圍中。湘西的土家族、苗族等民間信仰體系的復雜性和種類的多樣性，主要是源自于文化的原生性。在這樣的文化土壤中成長的沈從文，他文學中民間信仰譜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顯然在情理之中。

湘西民眾信仰大多處于一種自然的狀態，有論者認為這種信仰現象是一種自然拜物教，“由于苗族先民的自我，避讓和自主保存才換來了巫楚文化在一定范圍內的長久流傳。巫楚文化作為自然拜物教文化的遺存,其特點在敬神、信巫、畏鬼。”[3]（P178-179）其實他們信仰始終處于自然狀態之中，并非僅僅是一種拜物教。不僅如此，“在宗教儀式上，這個地方有很多特別處，宗教情緒（好鬼信巫的情緒）因社會環境特殊，熱烈專誠到不可想象。”[4]（P397）苗族是一個多鬼神信仰的民族，祀奉鬼神的法事種類繁多，據了解這里的法事多達七十余種，主要功能就是用來“祭拜善鬼”、“驅除惡鬼”。這里的崇拜對象多得無法估量，與他們生活相關的事物，都有可能成為崇拜的神靈。如：天王神、土地神、山神、雷神、獵神、龍神、樹神、口舌神、飛山神、揭網神、簸箕茶神、樓公樓婆神等等。這些神靈大多是善神，與人們的生產生活、社會習俗聯系緊密，往往是生產生活的護佑神；但也有所謂母豬鬼、吊死鬼、老虎鬼、東方鬼、西方鬼等鬼魅，這些信仰對象大多是兇神，它們被稱為惡鬼。這里“鬼神的種子，就放在沙壩兒孫們的遺傳著的血中了。”[5]（P117）因此，這里的“廟宇的發達同巫師的富有，都能給外路人一個頗大的驚愕?！盵5]（P117）

由此可見湘西的民間信仰濃厚的程度。除鬼神崇拜以外，另外一大信仰譜系就是巫儺信仰。湘西一帶自古有“巫作儺戲酬神”的習俗，乾嘉年間，湘西、湘西南的苗族、土家族巫風仍很繁盛?！氨┕傺靡?，千山響竹濤，苗風尚巫卜，邊俗競弓刀?！边@首名為《道署雪夜詠懷》的詩，描述了夜聞湘西鳳凰巫作法事的聯想。[6]（P164）清代中葉容美（亦稱容陽）的土家族土司詩人田信夫對本地巫儺現象是這樣描寫的：“山鬼參差迭里歌，家家羅幫截身魔，夜深響徹鳴鳴號，爭說鄰家唱大儺?！盵6]P164）這里巫風興盛，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湘西的儺祭，晚清時名目繁多并與當地習俗密切結合進行：疾病延醫服藥之外，惟祈禱是務。父母病則延老者十人，用牲牢以為請命神，謂之打十保護；童子病則延巫為之解熬，名曰揚關；又或以處鬼作崇，于河邊井岸用犬羊祭之，謂之打波斯。[7]所以，湘西的巫儺祀神的現象就是常態化生活內容：凡酬愿追魂，不論四季擇日延巫祭賽儺神。祭時必設儺王男女二像于庭中，旁列滿堂畫軸神秘像，愿大者反搭臺演儺神戲。[8]由此，湘西地區巫儺風氣之甚可見一斑，顯然也是本地的一種文化特色。

由于湘西信仰豐富多樣，所以廟宇不少，“小小縣城里外大型建筑，不是廟宇就是祠堂”[4]（P397），據統計這里有：風神廟、火神廟、龍王廟、劉猛將軍廟、關帝廟、岳王廟、文昌廟、城隍廟、觀音堂、女媧宮、王公祠等五十多處。[9]（P17）如此豐富的廟宇孕育了厚重的廟宇文化，為沈從文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也是沈從文寫作湘西風俗歷史文化時，能夠駕輕就熟的一個主要根基。

湘西苗、土家等少數民族的信仰可以歸結為：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巫術崇拜等。湘西信仰的豐富和多樣化，給湘西文化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而這種神秘性實質上是東方神秘文化的典型。在很多地方已不存在的信仰對象和儀式，湘西卻還有這樣的“活化石”。所以，在沈從文的文學作品中，以豐富的信仰對象作為文學主要表達對象，為他的作品籠罩了一層厚厚的神秘面紗。在沈從文的文學作品中，鬼神信仰是一大類，大致有以下幾種：在小說《哨兵》出現的觀音菩薩、巫術還愿、城隍廟、牛頭馬面、大小無常、天王廟、巫醫信仰、大手鬼、大眼睛鬼、死鬼等；在《落伍》中有“角母鬼”；在《神巫之愛》中有尉遲恭、張果老、鐵拐李；在《鳳凰》中有：狐、虎、蛇、龜等。沈從文的作品中還有一類信仰是巫術，如《鳳凰》中有“放蠱”、“落洞”等；在《神巫之愛》中有“巫儺崇拜”；在《病》中有“設壇捉鬼”；在《一個母親》中有“設壇打醮”求雨。這兩種類型的信仰體系大體能夠反映湘西信仰狀況，從自然社會神明、精靈鬼怪到巫儺崇拜，名目繁多。沈從文除了全方位地對湘西風俗風情進行充分的闡述，也突出了湘西信仰的特異性和復雜性，呈現了湘西文化的神秘性，同時也凸顯了湘西民眾純凈的心靈與原始的生存狀態。

沈從文獨特的民間信仰敘事手法

在沈從文的湘西敘事中，民間信仰敘事往往是文本敘事的一種手段，而這種敘事是一種在場的敘事方式?！霸谶@一民俗敘事建構中,被聚焦的民俗事象成為敘述和描寫的基本內容,其目的是詳細介紹某一民俗事象,其結果是民俗敘事呈現出描述民俗文化學的特征?！盵10]（P98）這是一種敘事者在場的方式，與敘事對象同時出現，表現信仰儀式的真實性和現場感，那么這種敘事方式也就是人類學田野調查直錄的方法。如《神巫之愛》中神巫的祈福儀式活動過程與敘事者同時在場，神巫的表演就是敘事者觀察到的直接結果。神巫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在敘事者的眼皮下進行著的，都是一系列細致傳神的“現場直播”，而不加任何的渲染。這種敘事方式有利于民間信仰儀式過程記錄的真實性表達。

另外一種民間信仰敘事方式是信仰敘事作為故事發生發展的必要條件，不充當故事情節中的主要內容，而只是起到了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有的則是在故事情節的展開中起到了鋪墊的作用。如《哨兵》中以地方鬼神文化觀念作為鋪墊，用鬼神信仰來幫助結構故事，作品從談論鬼的有無、鬼的真實性等入手，引出的沙壩是一個“鬼的種子，就放在沙壩人兒孫們遺傳著的血中了”和“廟宇的發達同巫師的富有”[5]（P117）的地方，就連“普通一般人治病的方法，得賴靈鬼指示，醫生才敢下藥”[5]（P117），如此地重視鬼神，所以他們的一切處事都與神靈掛上鉤了。軍人證明自己是否清白得去天王廟“明心”，甚至還有在神靈前“擲筊”判斷犯人的生死。由此作了充分的沙壩地方鬼神信仰現狀的敘述后，才引出了哨兵輪值夜班過程中對鬼魂一次完整的恐懼經歷，鬼神信仰現象成為了發生在沙壩道尹衙門哨兵值夜班恐懼經歷的必要條件，這種敘事方式與上述所說的“在場”敘事方式就大相徑庭了。

此外，還有一種敘事方式是直接把民間信仰對象和儀式活動作為敘事的內容，也就是直接談論信仰，全方位地介紹信仰的對象及其存在狀況。散文《鳳凰》純粹是以介紹地方巫術為主要內容的作品，其中關涉了湘西的巫術中“巫蠱”和“落洞”兩種信仰。關于“巫蠱”，作者從典籍記載開始，介紹了湘西巫蠱中的名稱、蠱人、放蠱的方法、中蠱者的癥候、“草蠱婆”的習性、懲治蠱婆“曬草蠱”、蠱人的真相、行巫者的身份與過程等方面；介紹“落洞”（也是女巫的一種，專指在男權社會愛欲遭受壓抑，心理畸變行為反常，被世人貶斥的女性[11]（P286））也是從落洞的緣起、身份、性質、狀態、習性、最后死亡的情況及落洞的解決辦法等內容。這種敘事方式是以講述事實的內容為主，而不是一個故事的敘事；但在這種講述過程中，也穿插了一些相關的故事，如族長劉俊卿誤殺夫人的故事，為落洞習俗的敘述作了鋪墊。總之，以介紹信仰對象為內容的文本敘事方式是闡釋湘西文化的一種主要方式，從沈從文湘西主題的文本整體上考察，這種敘事方式還大量存在于其他小說和散文中，也是他建構湘西世界文化的主要手段，通過這種敘事方式，沈從文再現了湘西獨特的文化狀態。

民間信仰的詩化表達是沈從文文化反思的一種方式

沈從文的民間信仰呈現并非一味地表達一種宗教意義上的嚴肅性和本原性，更多的是以一種審美性意象表達來詩化民間信仰，這種表達無疑是對嚴肅的宗教情結和意義的消解，而走向一種詩性的文學訴求和本真自然狀態的人性追求。這也是湘西世界具有獨特“人性美”和“人情美”的主要原因，從而使之蒙上了溫柔敦厚的鄉土牧歌情調，使他的作品充滿了詩化的情調。

神靈信仰與愛情結合的表達方式，使民間信仰的嚴肅性淡化，增加了人情味和朦朧感。如《神巫之愛》把神巫描寫成“驕傲如皇帝”的“神之子”，他的“風儀是使所有女人傾倒”，全然是一位讓所有姑娘傾心的“情種”，這與現實中神巫莊重的身份有著明顯的反差。同時沈從文筆下的民間信仰敘事與民間信仰儀式的嚴肅性不盡相同，神巫的祈福祀神的過程卻變為了示愛和求愛的過程，這無疑是對民間信仰儀式過程的嚴肅性的一種詩化化。神巫被人認為是一種“絕地通天”的社會角色，這種人能夠做到“人神相接”的特殊身份與普通人完全不同，“巫扮成‘神’后，便成具有神靈力量的超人”[6]（P336），有詩唱道：“沙鑼鏜其嗚，銅鼓坎其鼓，雜沓如巫覡，繽紛飾貓虎。束腰垂紅巾，齊頭裹青組。里僚擲叉跳，洞瑤掉臂舞。……我聞教民俗，祭法必師古。容貌束衣冠，揖讓嚴步武?！穷惐夭混ВФY非所取?！盵6]（P164）詩行中主要內容講述了苗族、土家族人跳儺祀神的狀況，神巫的裝束動作行為規范，氣氛凝重，體現了人與神之間溝通的嚴肅和莊重。而沈從文小說文本中的人神溝通詩意化和人性化，這種敘事的詩化化與現實的差異性完全在于作者的“小說在探索理想的人性形式、關于人的改造的理想時”，“所堅持的是現代意義上的人性立場和文化精神”[12]（P212）。有意識地把民間信仰儀式過程嚴肅性進行淡化，追求一種人性和人情的詩意存在。

沈從文對民間信仰進行詩意化的目的是他的文化思考，對于“鬼神”觀念的強調，并不是把它置于“科學”的對立面來認識，而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加于闡釋；不是把它簡單地視為一種信仰，而是作為一種娛樂人的性情的文化來對待。小說《鳳子》從城市寫到鄉村，敘述了走進湘西的城市人對鬼神態度的轉變：“你前天和我說神在你們這里是不可少的，我不無懷疑，現在可明白了，我自以為是個新人，一個尊重理性反抗迷信的人，平時厭惡和尚，把這兩東西外加上一群到廟宇對偶像許愿的角色，總攏來以為簡直是一出惡劣不堪的戲文?！盵5]（P386-387）這里是總爺與城里來老師的對話，在看完儺戲后“老師”的觀念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來自于都市現狀是“虛偽的象征，保護人類的愚昧，遮飾人類的殘忍，更從而增加人類的丑惡”[5]（P387）。然而對于湘西百姓來說，“神”是存在的，是“莊嚴和美麗”的，不過神存在是有條件的，“這條件就是人生的素樸，觀念的單純，以及環境的牧歌性”[5]（P387）。這種觀念就是作家在城市和湘西的對比中產生的。此外，作者還借“老師”之口談論了神之于“科學”和“政治”的關系，批判性地指出政治的自私、愚昧和屠殺的一面。沈從文對五四時期“科學”和“民主”的思考是獨特的，對民間信仰態度并沒有與五四時期的反抗迷信和“現實批判”的潮流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是采取獨特的文化視角自覺反思民間信仰，從中發現人性的純潔和人情的素樸，發現貼近自然、皈依自然的重要性，從湘西文化的觀照中發現“善”和“美”，由此更加深入地對現代文明進行了反思。這種反思與尋根文學中“湘軍”的民間信仰描寫是不同的，“湘軍”所反映的更多趨向于巫楚文化重新發現和傳統文化的尋根，而沈從文的立足點更多在于借湘西文化反思現代文明；沈從文的湘西文化呈現也并非是局限于地域情懷中，而是應用對比的思維對未曾受過現代文明浸染的湘西文化進行發掘，這種對比思維恰恰是當時“京派小說”的審美追求和藝術特色。從某種意義上說，沈從文的現代反思是從湘西文化的反思出發，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化所存在不足與缺陷進行了深入的反思，這一點恐怕是沈從文文學思考的獨到地方，也是其創作獨具魅力的一個原因。

湘西是沈從文魂牽夢縈的故鄉，湘西古樸的文化傳統是他對現代文化反思的起點，湘西神秘的民間信仰現象是他文化反思的內核。沈從文通過民間信仰敘事構建了一個區別于現代文明的湘西文化圖景，呈現了一個朦朧的、詩意的、神秘的湘西人的精神世界，他也隨之成為一位難得的自然純樸文化的精神家園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