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柳士軍 單位：蘇州大學比較文學研究中心

朗費羅在詩歌中常用基督教的語言、比喻、象征探討人文主義的思想，詩歌倡導的平等互助、愛人愛己、同情弱者的思想隱喻人類對靈魂與精神提升的訴求。然而，一般不具備宗教情懷的讀者很難發現詩人作品里隱含的詩化神學。

“宗教是文化的意義，文化是宗教的形式。”［4］42文化與宗教互為表里關系，相互依存，文化的建設者擁有一個亙古不變的道理:哲學是“真”的，藝術是“美”的，宗教是“善”的;宗教的“神性”與詩歌的“人性”緊密相關，沒有詩歌的“人性”，也很難奢談宗教的“善性”，宗教因其“善”成就了詩歌的“真”與“美”。

伊斯蘭教認為，與人為善乃大善。朗費羅詩歌中的“善”既有佛教“善”的因子，也有伊斯蘭教“善”的質素，但最主要是基督教的“善”:即“因信稱義”。對基督徒來說:順著神的意思就是為善。耶穌是善的典范:“耶穌對摩西和先知們懷有崇敬之心……因而他是真人。……他大膽地用手、用心宣告那是上帝。從而他，我認為，是歷史上唯一了解人的價值的靈魂。”［5］94“因信稱義”中的“信”也是指對“惟有耶和華本為善”的信仰。“信”是一種判斷權，因為當我們信耶穌或神的時候就交出了對一切的判斷權，耶穌就成了我們是否為好人的判斷者，所以對于什么是“義”，只能由耶穌給出。［6］朗費羅的詩歌告訴人們，對上帝的順從是一種美德，是“善”:“那一天就要來了，那時所有人都會看到，上帝對靈魂的恩賜并非是巨大、難以抗拒、獨一無二的神圣，而是甜蜜而自然的善良，正如你我的善良，因此它邀你我保持美德，弘揚美德。”［7］92以《明天》為例，朗費羅寫道:“上帝啊，我微不足道，可你從未放棄對我的關懷，冬日寒冷的夜晚，你把我找尋，等在我的門口，渾身冰冷濕透。”如同愛默生，在朗費羅的眼中，“信”上帝是至高無上的“善”，是萬物的源泉。人的生命和形體都起源于上帝，不能與上帝的意志背道而馳;否則，“事物(將)變得丑惡”。朗費羅的很多作品都流露出他真實的基督教的“善”，即使是他翻譯的作品和他的傳奇小說描寫都暗示了這種宗教思考的習慣，他曾以《基督》命名寫了三部曲詩劇:第一部是《神圣的悲劇》，描寫基督的時代，象征“希望”;第二部《金色的傳說》描寫中世紀的故事，象征“信念”;第三部《新英格蘭的悲劇》是由殖民地時期兩個民間傳說組成，象征“慈善”。詩人的宗教話語就是在藝術創作中“我在思想”的“善性”流露。朗費羅將基督教的三大綱領寫進詩里，使他的詩歌無處不體現著濃厚的宗教情懷，在這種宗教情懷的感染下，讀者達到人類向往的“偉大、神圣、崇高、完美”的超我的藝術審美境界。瑞•帕默博士說:“朗費羅的很多詩歌顯示了他對基督教信仰觀的贊同，不僅僅是詩歌美學方面，還是詩歌主旨上，基督教思想賦予他的詩歌愛與高尚的靈魂。即使朗費羅在翻譯他國的作品依然是根據其宗教的習慣性思維來選材。他的很多詩歌充滿了健康的宗教精神，自覺地或者無意識的影響他的思想。宗教的風格是可以模仿的，但是真正的宗教情懷是很難仿冒的。”［3］164人文主義詩人一旦踏進宗教的領域，就會變得偉大、神圣、崇高、完美;人文主義詩歌一旦擁有宗教情懷，就會變得純真、清新、淡泊、魅力無窮。

基督教人文思想具有一種崇高的精神質素，純樸而莊嚴，幽深而曠遠。“愛”是基督教倫理思想的基本原則，主要是憐憫和救濟下層階級，把積極謀求富貴看成是罪惡;它提倡愛的精神，認為通向天國的道路重要的在于有一顆愛心。朗費羅詩歌中宣傳這種“博愛”的思想俯拾皆是，我們僅以《不能丟棄的愛》為例。詩歌描寫的是一位富裕的女奴隸主，為基督教“愛”的精神所感動，主動解放了她所有的奴隸。此詩表明朗費羅弘揚的是人與人之間平等相愛的思想，宣傳一種人文主義宗教倫理觀，消解人性中的獸性、非理性，發揚光大人性中的愛。耶穌不僅愛苦難深重的普通人，還以寬厚的態度對待有罪之人，歡迎覺悟來歸的有錢有勢有地位的人，他不嫌棄被社會所鄙視的罪婦和稅吏。朗費羅詩歌中的奴隸主散盡家財，覺醒而歸，回到博愛的家園，回到信仰的境界。朗費羅對深明大義的部分奴隸主也給予歌頌，在言說他人的同時，正是詩人博愛的人文主義思想在流傳。

在朗費羅長詩《海華沙之歌》的結尾，海華沙要求他的人民(印第安人)接受白人的信仰，其實就是基督教“愛”的思想。朗費羅的愿望是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與外來的白種人要互相幫助，建立一個和平的世界:“海華沙，愿和平降臨于你;愿和平降臨于你和你的人民;祈禱和平便獲得和平的寬恕;基督的和平，瑪麗亞的欣慰”。海華沙離別之前再三囑咐:“聽從他們的金玉良言，聽從他們的真理言論。”這是朗費羅對美國文明和世界文明一個最大的貢獻:放棄了將戰爭作為和解民族爭端的方式，學習先進的文明，回避軍事力量和正面沖突。我們知道種族仇恨和宗教歧視往往是最普遍的引起戰爭的原因。美國建國后100余年，本土上沒有爆發民族之間的戰爭也說明朗費羅的美好的愿望獲得了認可。朗費羅詩歌里表達了對宗教的情感，博愛的思想在他另一首長詩《伊凡吉琳》里得到充分的體現:當伊凡吉琳經歷了千辛萬苦終于找到他的丈夫時，他已經奄奄一息。她謙恭地俯下自己的頭，低聲說道:“天父啊，謝謝您”。沒有了痛苦，沒有了怨恨，詩人朗費羅完美地表達了伊凡吉琳對命運的詮釋，對“博愛”的領悟。《伊凡吉琳》就是耶穌受難的影射，向讀者展示了美國初期一部分市民的受難史，不僅僅歌頌了伊凡吉琳的真摯的愛情，而且反映了美國民眾的宗教信仰，其實質是表現以人文主義為核心的倫理觀。在對《伊凡吉琳》事件和人物的描寫上，詩人參照了《舊約全書》的風格，詩歌呈現的景色完全是清教徒式的;詩的色調也帶有寒冬的感覺，與清教徒嚴峻的眼光相吻合。朗費羅靈巧地展現伊凡吉琳備受責難的特征，以宗教影射表達人文的內涵。接近詩歌的結尾，朗費羅的宗教情懷伺機而發，油然而生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肯定伊凡吉琳的自然情感，表達了對人性的贊譽，讀者無疑也會被詩人的藝術情懷所帶來的歡愉、靈動，以及真、善、美的藝術審美情境而感動。朗費羅詩歌中尊重理性、崇尚自我犧牲與忍讓博愛的宗教人本思想組成了美國文學文化內核的一個重要質素。

中外文學史上的作家及作品無一不關注死亡與永生的主題。費爾巴哈曾說，倘若世上沒有死亡，亦不會有宗教，宗教即詩歌。顯然，詩歌的主題離不開死亡，詩歌指明了人的最終的歸宿，宗教最終給予人心靈以慰藉。

在經歷了人生早期所有痛苦、懷疑和困惑之后，朗費羅最終與自己的人生和信仰達成和解，唯其有了“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也必復活”(《約翰福音》)這樣的篤信，他才可以做到“死，歸也”這樣的超脫，才可能將死亡視為另一個更高存在的永生開始。朗費羅《夕陽金焰》的最后兩節如此寫道:“人生也一樣:到了暮年/衰老似幽冥降落;/天上地下煥發的金焰/也能使天地融合。/和平的洪流中，精靈浮游著，/奮發，歡快，又恬靜;/在哪兒從地下進入天上，/靈魂已記不分明。”詩人把死亡寫成是和平的，恬靜的，甚至是愉悅的，生死渾然一體。詩人對待死亡是這么樂觀，這么灑脫，表現了一種頗為曠達的生死觀。宗教話語作為文化記憶定格在詩歌的語言、意象、情感中，我們所欠上帝的就是一個死亡，上帝遲早會收回去的，我們不欠平庸什么，所以朗費羅在詩歌中呼吁我們要活得高貴。另外，最能體現朗費羅死亡的宗教觀的是他的《收割者與花朵———死亡頌》:“有一個收獲的人，他的名字叫死亡/他用了他鋒利的鐮刀，一口氣收獲了那些谷子/和那生長其中的花草/但是希望卻打破了悲哀，它注視著那收獲者的臉/那收獲者笑著說/我的主需要這些快樂的花朵/它們是世界寶貴的紀念物，在世上，他也做過兒童。/不帶兇殘，不帶怒氣，那天來了那收獲的人/他是天使來拜訪這碧綠的大地，帶走了那些香花。……沒有死，似乎死的只是轉變/人間的生命乃是天堂的生命的邊沿，死的是它的大門。她沒有死，我們那可愛的孩子/她進入了那個學校，在那里管理的是基督自己，/我們軟弱的保證她不再需要。”詩歌語言明凈清麗，純樸自然，哀婉動人，這種宗教的話語在朗費羅的時代人們很容易做到心領神會。這是朗費羅書寫的一篇死亡頌，與作者本人的《人生頌》遙相呼應:“你本是塵土，必歸于塵土”，“我們能夠活得高貴，而當告別人世的時候/留下腳印在時間的沙上”，詩人鼓勵我們面對死亡，振作起來:“對任何命運都要敢于擔待/不斷進取，不斷追求/要善于勞動，善于等待。”“無論是在描寫一個孩子的生命剛剛來到人間就離世，還是寫一個正值青春年華的少女的死亡，或者晚年最親密的朋友撒手人寰，他的詩歌總是綻放出希望和激勵光芒。那些不愿意接受親友故朋離去的人們是多么渴望這種情感的慰藉。這些美麗的真摯的詩歌詞語對于那些悲痛欲絕的人們是有幫助的。他沒有書寫任何悲傷的音符，(對上帝的)懷疑從未穿越他溫柔的心空。但是，他能夠看清自己的內心世界:他有一雙先知的眼睛看透生活的孤獨，我們坐在他的身邊，聽他娓娓道來的思想，那些曾令我們沮喪的潮水般的精神情感重新燃起了希望，那是永生的希望!”［3］166朗費羅用詩歌表現自己的宗教體驗、宗教理趣，具有強烈的哲理的光芒。詩人使詩歌與宗教一樣煥發了神圣的光環，照耀著人類黑暗現實的時空，給人的心靈以希望的溫度、高度、亮度、寬度、厚度和純度。

艾略特認為，文學的偉大性在于只有把宗教精神與宗教感受力包括在內才能使它完滿。對于朗費羅而言，宗教是人生心靈解脫的一個重要方式，詩人的宗教話語是升華了宗教含義的皈依體驗。當朗費羅肩負起猶如教徒一般的藝術使命的時候，他以宗教精神和宗教感受力來處理復雜的現實經驗，如教徒一般有著為藝術而殉道的精神情懷，沒有這種精神情懷的撫育，朗費羅就不可能獲得高山仰止的名聲。

朗費羅宗教思想的產生主要源于美國19世紀的社會現狀。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建國初期的文化可以稱為一種宗教文化，它是美國價值觀、倫理道德觀和社會凝聚力的核心。朗費羅出生成長在宗教氣息濃厚的牧師家庭，這樣的家庭往往是啟蒙知識分子的搖籃。朗費羅自小就耳濡目染了基督教的教義和倫理，并有得天獨厚的機會接觸到各種神學思想，這不但對其早年的思想有不可估量的塑造作用，同時也為其后來的宗教詩歌創作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朗費羅的弟弟在談到朗費羅的宗教信仰時說:“宗教貫穿他的生命。他的心是虔誠的，他對生命和死亡的想法基本上是愉快的，有希望的，樂觀的。他不在乎其討論神學，但他認為在世界上和在宇宙中有萬能的主宰。”朗費羅的妻子芬尼，也是來自一個唯一神教派教徒的家庭。通過家庭的紐帶，宗教話語與日常生活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并影響了朗費羅的詩歌創作。朗費羅的女兒愛麗斯曾經很高興地告訴她父親的崇拜者:“她的父親是出生在唯一神教派教徒的家庭，他的一生從未改變宗教信仰。”朗費羅在《路旁旅店故事集》曾講述他的宗教信仰:“帶著虔誠的步子來到世間/不是要將造物主驅逐/而是為了深入的朝拜造物主/創建一個普通的教會/傳播神圣的上帝之愛/滿足眾多的人類之需”。

詩歌的宗教話語是一種對人類自身意義的探尋，一種虔誠的精神信念，一種深沉的情感訴求。只有對宗教的眷戀，詩人才會具有濃厚的宗教話語。“詩雖不是討論哲學和宣傳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沒有哲學和宗教，就不易達到深廣的境界。詩好比一株花，哲學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西方詩比中國詩深廣，就因為它有較深廣的哲學和宗教在培養它的根干。”［8］91朗費羅以宗教話語指導自己的詩歌創作，以宗教啟示論與情感對抗美國建國初期藝術的功利主義、生活的實用主義、經濟市場化的趨勢，從而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文學成就。閱讀朗費羅詩化的宗教話語，他的作品中處處洋溢著重視人的精神與靈魂以及彼岸價值的追求，可以感悟作品中那游走在人和神之間的思想指向，我們不妨冒昧借用圣經的語言來評價他:“神看著是好的”。脫離了基督教的信仰、思想和傳統，缺乏宗教的話語，讀者是無法正確理解和認識人文主義詩人朗費羅的。無論當代自由詩歌如何發展，主流意識形態如何變幻，甚至在接受朗費羅的過程中發生重要的誤讀，朗費羅詩歌中的文化價值和宗教美學依然會得到學者們的關注，其作品仍然是19世紀美國文學最寶貴的遺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