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宗教共存于滇西北各民族中，隨著歷史上的民族遷徙流動和各民族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增多，宗教信仰方面也逐漸形成了相互滲透和相互影響的格局。如納西族東巴教，是融合了古代苯教、唐代傳入的雍仲苯教和納西原始宗教(原生性宗教)以及藏傳佛教、道教等因素形成的一種獨特的宗教形態［1］。而摩梭人信仰的“達巴”則與東巴教同源異流，保持了以口誦為主的儀式和占卜傳統，盡管也有幾種象形文字的占卜書，但沒有發展到如東巴教一樣有龐大的儀式系統和大量圖畫象形文經卷的程度。麗江納西族，以及云南寧蒗縣永寧鄉，四川鹽源、木里等地摩梭人形成了納西本土宗教書寫與口誦兩大傳統和儀式系統。普米族的韓歸教也是融苯教、藏傳佛教和普米族原始宗教于一體的一種民間宗教。

在滇西北各民族中，“跨族宗教(教派)信仰”的現象是比較普遍的，自從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教派(白教)在明代傳入滇西北以后，在整個明代都占據藏傳佛教的統治地位。直到清初，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在清朝的支持下逐漸在迪慶藏區占據了支配地位，但噶舉派在滇西北納西等族地區依然影響深遠，有著名的噶舉派滇西十三寺。麗江地區(今麗江市)和迪慶州維西縣的納西族普遍信仰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而中甸(今香格里拉縣)的不少原來信仰噶舉派的納西人因受改宗格魯派的藏族的影響，也逐漸改信格魯派。麗江和維西一些地方的藏族因為和納西族毗鄰而居或混居，也有信仰東巴教的，比如筆者在麗江市玉龍縣塔城鄉調研時，就了解到不少這樣的事例。民國《中甸縣志•大事記》中記曰:“東跋教(即東巴教)為摩些謬種民族之古教。……凡第三區三壩鄉七伙頭所管之摩些民族，悉信奉之。即良美、吾車、木筆三鄉之摩些族人，雖與漢族同化已久，然對于東跋教，依然信仰。甚至第二區小中甸鄉之少數藏人，亦以其血統中有摩些關系，于絕對崇信喇嘛教外，仍不敢漠視東跋教，每逢年節，必延東跋念經祭天。足見此教創始之久也。”［2］由此可見，有些地方的藏人信仰東巴教的習俗由來已久。據筆者調查，過去，松贊林寺在舉行一般法會時，都由佛教僧侶主持，但在卜算當年收成如何以及念什么經等事時，則多由納西東巴來占卜。從這種現象中可以看出，納西東巴教與藏族宗教活動之間的關系。摩梭人除了信仰本民族的達巴教之外，普遍信仰藏傳佛教格魯派，但也有一些摩梭人信仰藏傳佛教的薩迦派。寧蒗縣永寧摩梭人的藏傳佛教信仰最初始于元世祖忽必烈南征云南大理時的1253年。忽必烈率軍經過四川省的鹽源、木里、甘孜、阿壩和云南省的永寧、麗江等地，為了利用和爭取藏族宗教上層人士的的支持，派人去涼州召薩班(薩迦第四祖)到六盤山和他會見，因薩班年老未去，而由八思巴代替前往六盤山會見忽必烈，此后八思巴一直追隨忽必烈左右。忽必烈征大理時，當地的摩梭人和普米土酋隨軍參戰有功，以后元朝便分封了一些摩梭人和普米土酋為當地世襲土目。由于元朝的扶持和八思巴的宗教活動，薩迦派在永寧得以興盛。元至正十三年(1354年)，在永寧的格姆山下修建了者波薩迦寺。寺院最興盛時，僧人多達500人。另外，還有蒗蕖薩迦寺和挖開薩迦寺，僧額各為200名。這三座寺的寺主歷來由當地土司之弟世襲，宗教活動受土司的管理。格魯派約在公元16世紀末傳入永寧，永寧最大的格魯派寺廟是扎美寺，建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該寺規模龐大，僧侶眾多，民主改革(1956年)前有喇嘛700余人。筆者曾在信仰薩迦派的永寧鄉扎實村等地做過調研，當時該村信仰薩迦派的僧人還有13個。19世紀末，天主教和基督教分別傳入滇西北地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傈僳族和怒族逐漸信仰基督教。20世紀30年代之后，獨龍族的部分群眾也開始信仰天主教。這幾個民族中基督教的信眾不斷增多，至今，基督教已經成為傈僳族的主要宗教信仰。19世紀，天主教也傳入了滇西北的德欽、維西等藏區，初期經歷了與藏傳佛教的激烈沖突，后來也逐漸安頓下來，產生了如茨中教堂這樣著名的天主教教堂。茨中村是納西族、藏族、漢族、傈僳族等多民族混居的村子，隨著天主教的傳入，該村藏、納西、漢、傈僳等族居民中天主教的信眾也逐漸增多，其中信仰天主教的村民最多，其次是藏傳佛教。

在滇西北，除了上述某個民族皈依信仰某種宗教的情況之外，還有這樣的現象，即信仰其他民族宗教的某一部分儀式或巫術。因此，滇西北各民族宗教相互影響的又一具體表現是各民族宗教專家在宗教活動中的互相配合與協作。比如迪慶州的不少藏族、彝族認為納西族的東巴在占卜方面的法力特別大，所以很多事要請東巴占卜。1999年7月，筆者在中甸縣(現香格里拉縣)三壩鄉調查，據當地大東巴習阿牛介紹，他從小就跟藏族人交往，會說藏語。他常常被藏族人請去做法事，為藏人做得比較多的是“燒天香”、結婚請神以及驅鬼等。特別是當藏族人家中有人有了病痛，就常常請東巴做儀式治病。有時東巴與喇嘛一起請。三壩有的納西人有了病痛災難等，也會請喇嘛念經。習阿牛的兒子習世林也是個東巴，他告訴筆者，藏人常常請納西東巴舉行驅鬼鎮邪的儀式，他多次應“古宗”(滇西北的藏族)之邀去為他們做這樣的法事。而當地的納西族也常請喇嘛舉行法事。在三壩鄉，藏人向納西東巴求取名、納西族向藏族喇嘛求取名的事相當多。有時，喇嘛給藏人占卜，會告訴他，他應該取個納西名字才會順利，藏人就會來找東巴求名。納西東巴給納西人占卜，有時也會發現對方應該取個“古宗”名字，就告訴他去找“古宗”的活佛或高明的僧人求取名。因此，在三壩鄉，納西族和藏人之間相互求取名、相互認干爹干媽的不少。筆者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中甸縣三壩鄉進行田野調查時，曾多次碰到彝族群眾來找納西東巴占卜。永寧摩梭人的本土原始宗教是達巴教，在藏傳佛教傳入之前，在摩梭人中的影響是很深的。藏傳佛教在摩梭人區域普及起來后，摩梭人的宗教信仰就逐漸形成了二元狀態，一方面，信仰藏傳佛教的人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很多特定的儀式和禮俗又必須依靠達巴，喇嘛和巫師達巴各有不同的功能和職司。如在喪禮上，只有達巴才能勝任旨在送亡靈回歸祖先之地的“洗馬”儀式以及為死者鎮壓鬼怪、清除路障之職。因此，就形成了在喪禮等一些儀式中同時請喇嘛和達巴各司其職做法事的習俗，喪家請幾個或十幾個、數十個不等的喇嘛為死者念超度的佛經，請達巴舉行“洗馬”儀式，為死者開路，而火化死者的時間則由喇嘛決定。火化死者時，全體喇嘛為死者念超度經。火化后，由達巴在院內主持祭祀儀式，為死者開路，讓他的靈魂沿著祖先來時的遷徙之路回歸到祖先生活的地方“斯布阿納瓦”(與納西人送亡靈的終點站相同)。迪慶州的很多藏族、彝族和麗江市、迪慶州金沙江邊聚居的漢族十分相信納西東巴和桑尼的占卜術，每遇婚喪嫁娶和不生育、有病災等，常常請納西東巴占卜。直到當代，香格里拉縣東巴教圣地三壩鄉白地村以及江邊納西村的東巴祭司和桑尼巫師常常都要接待不少來求卜的遠近藏族、漢族和彝族的民眾。比如香格里拉縣三壩鄉永殼村有一個遠近聞名的女巫桑尼，名叫母妞。筆者于1998年到永殼村里訪問過這位納西女巫，據母妞家人和村里的人講，她在方圓數百里內很有名，很多藏族人很相信她的卜法，來自中甸、德欽縣洛吉、安南、尼西的藏族人常常向她求卜。除了來自山南海北的人登門求卜外，她有時也被人家專程請去為人卜卦看病。

滇西北各民族普遍有神山、神泉、神林等“圣境靈地”信仰，這些信仰基于各民族的自然崇拜。隨著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滲，產生了不同民族共同信奉一個靈地圣跡的宗教現象。如香格里拉縣三壩鄉的白水臺是納西族東巴教的圣地，對納西人有很大的影響，同時，對遠近的藏族人也有很大的影響。除了東巴所說的白水臺有男性神之外，民間還有白水臺上有女性神之說。在白水臺上有一堵巨大的石壁，狀如一個婦女的腹部，石壁底部有一個形似女陰的裂口，里面有水。遠近的婦女常來這兒燒香求子，因此，裂口周圍被熏成黑色。人們認為這是能賜子賜福的白水臺女神的象征。除了求子的婦女，男子也在這兒祭拜求福，當地老人告訴筆者，按規矩，拜者默默禱告后，要以額頭碰這石壁三次。白水臺不僅是納西族的朝圣之所，也是附近藏族、彝族民眾虔誠祭拜的神圣所在，每年農歷二月初八，藏族和彝族民眾都來祭拜白水臺，藏族民眾的祭拜之態最虔誠，即使下著雨，也要向白水臺磕五體投地的等身長頭。白水臺上面林木深處有個清澈見底的泉眼，納西人視之為靈泉，認為是司掌著大自然的神靈“署”的住所，因此，當地的東巴祭司和普通納西群眾常常來祭拜這一靈泉，靈泉附近有專門的燒香壇。藏族也視這個靈泉為神圣之泉，常常來祭拜，在泉水附近有很多藏族人拴掛的經幡，與納西東巴插在泉水邊的木牌畫交相輝映，展現出兩種不同文化共同尊重大自然的意識。麗江古城的重要水源地黑龍潭(玉泉公園)，是納西族、漢族和藏族等民族共同信仰的靈泉，各族民眾常去祭祀黑龍潭的自然神和龍王，藏族民眾在泉畔掛了不少用于祈神求水的經幡。神山的信仰也折射出長期以來形成的民族關系，如麗江玉龍雪山是納西人的神山，是納西民族神三多的化身。而玉龍雪山與周圍的幾座佛教神山有著密切的關系。位于云南藏區迪慶州德欽縣的卡瓦格博(梅里雪山)，是在滇川藏甘青數省藏區都聞名遐邇的神山，在藏族的信仰里，這座神山與納西人的神山玉龍雪山也有神秘的關系。在卡瓦格博神山的南端，有一座神女峰，藏民稱之為“面茨姆”，傳說她是卡瓦格博的妻子，是麗江玉龍雪山的女兒，所以，她老是面向家鄉。相傳玉龍雪山和卡瓦格博都屬羊，玉龍雪山山神(也就是納西本土保護神)三多有一個藏族和白族的妻子，從中也可以看出神山信仰折射出來的納西族與藏族歷史上的密切關系。

藏傳佛教對滇西北的藏族、納西族、普米族等的影響比較大。所以，也就出現了藏傳佛教活佛在不同民族中轉世的現象，其中尤其以在納西族與藏族之間相互轉世較多，滇西北藏傳佛教的發展繁榮與這兩個民族尤其密切相關。麗江噶瑪噶舉教派17世東寶活佛自瑪塔清仁波切是四川稻城的藏族，而15世東寶活佛是納西木氏土司(通判)木曙東之長子，原名木槐青;16世東寶活佛也是麗江古城的納西族。筆者2000年1月到維西縣塔城鄉其宗村調查，該村是個納西、藏、傈僳諸民族雜居的地方。納西族人多信仰噶舉派。筆者拜訪了藏傳佛教止貢噶舉教派寺廟來遠寺第六世活佛讓迥•仁波切，他生于1976年，屬龍。父親是當地的藏族，母親則是當地的漢族。他于14歲去西藏直貢噶舉派寺廟止貢替寺受戒和學經，舉行灌頂儀式。在西藏被認定為來遠寺活佛，于1995年正式坐床。他的前世即第五世活佛是納西族，漢名叫木云龍(又名木云龍•浪回)，1910年生，是麗江縣黃山鄉普濟村人，在十三四歲時就被認定為來遠寺活佛而來到寺中。他于“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堪折磨，在其宗村附近跳金沙江自盡。讓迥•仁波切活佛于1997年到北京佛學院讀了兩年書。據他講，他也到麗江縣普濟村認過前世木活佛的家和親戚。在三壩鄉的東壩，有個奇特的納西家庭，這個家庭是東巴世家，已經有30多代的東巴傳承歷史，屬于納西祭天派中的“古閃”群體。如今在迪慶州和麗江納西族、藏族地區遠近聞名的大東巴習阿牛即是這個家庭現在的家長。他的第五個兒子習世林(東巴名東齊)也是個出色的東巴。習阿牛的第四個兒子翁堆于1984年到四川省巴塘縣白松鄉出家當藏傳佛教僧人，在雪山上的一個巖洞里靜坐學經6年。1997年被認定為四川省鄉城縣白依丁真嶺寺第三序位四郎翁堆五世活佛，系藏傳佛教寧瑪派(紅教)活佛。這是個集著名東巴和藏傳佛教活佛于一家的納西家庭。在德欽縣升平鎮，信奉伊斯蘭教的數百回民與信奉藏傳佛教的藏族雜居在一起，相互通婚，共同趕馬進行長途和短途販運，兩種截然不同的宗教共處一地，互相尊重，相安無事。本地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因為長期以來和藏族通婚，也有改信藏傳佛教的。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受到藏族文化習俗的深刻影響。筆者20世紀90年代在德欽縣升平鎮看到，“藏回”的男子女子都喜歡穿藏式服裝和佩戴藏式的綠松石、珊瑚等飾品。他們一般都會講藏語。香格里拉縣三壩鄉哈巴村的回族因地處納西族鄉，還會講流利的納西話。“藏回”這個稱呼在德欽縣升平鎮等地被本地回族普遍認可。筆者20世紀90年代在迪慶州進行田野調查時就了解到，迪慶州有的“藏回”家庭是既有信仰伊斯蘭教的成員，也有信仰藏傳佛教的成員。不少“藏回”民眾有到藏傳佛教寺廟去燒香磕頭和在家里舉行藏傳佛教式祭祀的禮俗。香格里拉縣金江鎮車軸村，就有白、漢、苗、藏等6種民族聚居，村民們會講漢、納西、白、苗、藏、傈僳、怒等7種語言，至今村中依然在使用的有漢、納西、白、傈僳4種語言。村中有龍王廟、玉皇閣、山神廟、北岳廟等8座廟，囊括了佛、道教和民間信仰［3］。又如德欽縣燕門鄉茨中村有藏、白、納西、傈僳、漢、怒等民族，漢族、納西族、傈僳族等民族來到茨中后，經過幾十年、上百年與當地藏族共同生活，相互影響、相互學習、相互交融，使茨中形成了既有藏族特點，又兼容了漢族、納西族、傈僳族特征的多元文化。據藏族學者章忠云1999年的調查，茨中村569個村民中，信仰藏傳佛教的有214人，57戶;信仰天主教的有355人，70戶，其中藏族有41戶，208人，漢族10戶，53人，傈僳族3戶，14人，納西族16戶，80人。而早期茨中村的村民則普遍信仰東巴教，到后來才逐漸發生了信仰上的變化①。怒江州貢山怒族獨龍族自治縣丙中洛鄉是個藏傳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并存的鄉，也是在最初各個宗教的沖突斗爭中最終形成了和諧共處的局面。僅丙中洛鄉的茶臘村，就存在著三種典型的宗教信仰現象。據舒麗麗的調研報告，茶臘村共有76戶，是一個以怒族為主體民族，雜有傈僳族、獨龍族、藏族、白族、漢族等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區，村中流行怒、藏、傈僳、獨龍、漢這5種語言，該村總人口318人。其中，信仰藏傳佛教的家庭47戶，信教人口110人，占全村總戶數的61．8%，總人口的34．6%;信仰天主教的家庭17戶，信教人口57人，占全村總戶數的22．4%，總人口的17．9%;信仰基督教的家庭5戶，信教人口13人，占全村總戶數的6．6%，總人口的4．1%。該村信仰多種宗教的家庭有7戶(藏傳佛教－天主教家庭4戶，基督教－藏傳佛教家庭1戶，藏傳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家庭1戶，天主教－基督教1戶)，占全村總戶數的9．2%，總人口的43．4%［4］。多元宗教信仰也深入到云南藏區的家庭中。德欽縣有一戶藏族家庭，夫婦和兩個女兒信仰藏傳佛教，而大女婿是回族，信仰伊斯蘭教;小女婿是納西族，信仰東巴教。信仰3種不同宗教的人組成了一個家庭［5］。

上述各民族宗教相互影響的多樣化格局的形成，與下面一些因素密切相關。首先，滇西北在歷史上是民族遷徙的通道和長廊，是“藏彝走廊”的重要構成部分，也是“茶馬古道”的重要區域。分布在滇西北的各民族歷史上長期相鄰而居、聚居或雜居，相互之間在經濟、商貿、文化、生產生活諸多方面有密切的關系。這種密切關系也反映在宗教信仰上，即使像藏傳佛教與基督教、天主教這些最初彼此產生過激烈沖突的異質宗教，也逐漸地實現了相互間的相安無事到和諧共存。滇西北以明代納西木氏土司為代表的民族頭人實行對外開放、兼容并包的開明政策，也是形成滇西北各民族宗教和諧共存并相互影響的重要因素。麗江木氏土司在明代的勢力范圍包括了如今的麗江市、迪慶州、怒江地區等，囊括了幾乎整個滇西北地區。木氏土司在明代從中原大量引進各方面人才，漢傳佛教、道教和藏傳佛教在此時也先后進入滇西北地區，在木氏土司的大力扶持下得以繁榮發展，當時一些重大的宗教文化工程———如藏區首部鴻篇巨制的雕版大藏經(史稱麗江—理塘版)———也在滇西北應運而生，極大地促進了藏傳佛教在滇西北和康區的繁榮。各民族的本土原始宗教與外來的佛、道教在滇西北和諧共存。清代，伊斯蘭教等在滇西北得以長足發展。到清末，基督教、天主教傳入滇西北地區，雖然初期與藏傳佛教等也有過劇烈的沖突，但后來就逐漸形成了相互包容、和諧共存的局面。滇西北各民族宗教能形成上述和諧共存及相互滲透影響的關系，有如下啟示:各民族的和睦相處基于各民族之間的相互包容和寬容，基于相互尊重彼此的文化習俗。各民族在長期交往的過程中發現了彼此文化的特色和優長，即文化的“普世價值”。而這種文化上的相互尊重與地方頭人的開明態度和開放政策也密切相關。因為滇西北各民族長期以來有經濟貿易上的廣泛交流和文化上的“各美其美”傳統，民族之間沒有因為歷史上有過戰爭等激烈的矛盾沖突而成為世仇，相反，在長期的經濟文化交流中，這些歷史上的恩怨得以化解，形成新的民族關系。比如納西族與藏族的關系，就是典型的兩族修好的例子。兩個民族認同為兄弟，相互通婚、貿易，在商貿上形成了獨特的“房東制貿易”［6］，在村寨的山林管理上也形成了兩族協作的現象［7］。兩個民族的宗教也產生了如上所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象。滇西北各民族的宗教文化形成了迄今相互影響、和諧共存的局面。這種宗教的和諧局面與長期以來滇西北各民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交往密切相關，而宗教上這種和諧的關系又反過來促進了各民族的文化和商貿交流，促進了民族之間的團結和社會的和諧。當前，滇西北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也在發生變化。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在衰落，藏傳佛教、漢傳佛教、道教等宗教的信眾以及社會性別等在發生變化，基督教、天主教信仰的地區分布也在發生變化。面對這樣的變遷，探討和重溫歷史的經驗，加以借鑒，對于促進當下滇西北各民族宗教的和諧，發揮其積極作用，促進這個區域的民生幸福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作者：楊福泉 單位：云南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