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滲透的破壞作用不言而喻，戰略上，以否認國家民族政策，分裂社會意識形態為主要目的。譬如在境外的非法出版物中，公開否認我國的民族政策，否決我黨的民族識別成果，挑起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指向路徑卻是所謂的“基督教前景。”［3］蘇東劇變表面看起來是民族問題，實質是宗教問題，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宗教滲透產生過重要影響。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對于宗教的法律規定比較寬松，“俄羅斯正教在1988年在全國范圍內舉行了紀念基督宗教傳入俄羅斯千年慶祝活動，得到了戈爾巴喬夫的大力支持。”［4］791990通過立法，東正教會獲得法人地位②，1991年，戈爾巴喬夫被葉利欽所取代，蘇聯自身也解體了。“西方反社會主義勢力利用宗教特有的作用，補充經濟、政治手段之不足，從社會文化和精神生活領域入手，侵蝕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動搖其思想體系，分化其政治結構，加速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3］戰術上，敵對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破壞國家經濟建設，影響社會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削弱國家的競爭力，譬如在新疆和西藏地區，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取得了重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進入新世紀，在我國西部大開發的號召下，正當經濟建設迎來大建設、大開放、大發展的歷史性機遇時刻，境外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利用自治地區與東部地區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差距，否定西藏和新疆取得的重大成就，破壞了對外開放和吸引投資環境，危害了經濟建設和發展事業。［5］盡管新時期的宗教滲透形式繁雜多樣，破壞力大，使反宗教滲透撲朔迷離，困難重重，但仔細甄別各類滲透方式及其攻擊標向，可察覺到境外宗教勢力在進行宗教滲透過程中，表現出了戰略戰術的精心布局和組織策劃，其往往以物質利誘，深入到文化生活，最后到達精神意識的形上層面，這對于反宗教滲透的戰略戰術提出了更高要求。

反宗教滲透戰略指向

反宗教滲透的戰略指向應在民生問題和宗教生態平衡上布局，以達到“養民、保民、重民、安民”為核心，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增強邊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加固社會意識的安全的內化性。以反宗教滲透觀之，民生問題的重點對象應該是少數民族。我國的現狀是少數民族成分多，人口少，且多為跨境或跨國民族，山高皇帝遠，成為宗教滲透的主要對象，這種滲透直接沖擊社會意識安全，影響著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精神的認同，消弱國家意識的凝聚力，潛藏著不穩定的社會因素。宗教滲透有著文化上的繼延性，一個家庭，一個社區逐漸在意識形態里認可了某種宗教的世界觀，則會以家庭為細胞進行傳播，經過長期的文化累積，締結成一種新的文化群體，與國家意識博弈。那么反宗教滲透的戰略指向就必須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提高農民生活水平，防止境外宗教滲透勢力以民生問題滲透宗教，順搭經濟文化建設的便車。目前，國家的現狀是邊疆地區少數民族農民生活條件較差，特別是醫療衛生設施更為簡陋，甚至嚴重缺失。2006年始中央政府廢除了千百年來的“皇糧國稅”，吊詭的是，農民的收入并沒有實質性的增加，農民的貧困狀況依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甚至許多農民溫飽都沒有持續的保障，醫療救護成為奢侈品。筆者在民族地區走訪調查中發現，無論是基督教堂，還是佛教寺廟，都會碰到教職人員為生病村民進行宗教驅魔，祈禱治病的現象。求助于神職人員的病人，多是生活困難，進不去醫院的人們，當他們的生命受到病魔威脅的時候，就依靠宗教信仰，尋求心靈的慰籍，加之有些宗教神職人員本身也掌握了一些中醫和西醫病理知識，這樣就為宗教滲透留下了可乘之機。縱觀歷史卷軸，無論積極意義上的宗教傳播和現代意義上的宗教滲透，治病救人是常用套路①。因此，民生問題就應該是反宗教滲透的有機屏障，少數民族地區和貧窮落后的西部農村，配置合理的醫療體系，自然會加大反宗教滲透的博弈力量。另外，正確看待民間信仰的積極因素，恢復和重建民族民間信仰與宗教信仰生態平衡是抑制境外宗教滲透的重要方式。“民間信仰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和生活中逐漸積累而成的、類似于宗教的一種綜合性的信仰傳統與民俗，例如對神靈的崇拜、祭祀、祈禱，目的是為了趨吉避兇、化苦為樂、消災祈福的現世利益”［6］。這種信仰不同于基督教或佛教，帶有很強實時性，是人們為了解決當下社會和人生所面臨的問題而產生的一種神明依賴或由此而引發的活動，具有一定的宗教正功能，諸如“祖先崇拜表現了人們的宗族觀念，在維系家族內部成員間的凝聚力以及和諧團結力量方面有著重要作用。這種牢固的家族觀念在遇到外敵入侵時會演化發展為一種民族的、國家的整體意識，從而形成愛國主義的堅實基礎”［7］。“信仰的力量需要信仰的力量加以平衡，政治力量的過分介入，往往發生負面效應而不解決問題。”［8］中國的傳統文化表征的信息告訴人們，中國是一個文化續接長達五千年歷史的國度，儒釋道文化在中國這塊地域有著悠久的歷史和交響融合的美麗圖景，同樣，這樣一個現實傳統為孕育地的文化織網中，出現了眾多不同的民間信仰，它們在自己的區域內發揮著形態各異的社會功能，滿足著群體的文化心理需要。“五四”期間“打倒孔家店”的文化隱痛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輕狂，毀壞了中國歷史上宗教文化多元和信仰生態的平衡，造成了民間信仰的銳減，對之，卓新平先生指出:“在中國歷史傳統中及今天中國香港，臺灣地區，民間信仰作為中國的‘宗教生態’、‘宗教植被’乃對中國傳統宗教信仰的生存與傳播起著保護作用，形成抵制‘外來宗教’滲透的一道天然屏障”，由于大陸‘民間信仰’這一植被被遭到破壞，所以‘外來宗教’近年來得以長驅直入，迅猛發展。”［4］252牟鐘鑒先生認為“基督教在中國大陸數十年間挾其背后西方的強勢力量飛速發展，是數百年來外國傳教士夢想而不可得的，嚴重損壞了多元和諧的宗教文化生態。”［8］牟鐘鑒先生認為，“要恢復和發展中國模式的宗教生態，必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復興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包括各種健康的宗教文化，在其各自的合理的存在空間內，彼此尊重，各得其所。”［8］

反宗教滲透的戰術指向

在反宗教滲透的戰術指向上，要求反宗教滲透工作要講藝術性、漸進性，要從宣傳教育、民主法治建設、少數民族干部培養使用以及調動宗教神職人員，加強寺廟的自養功能等方面著手，以達反宗教滲透的目的。其一，進行策略性宣傳，提高信教群眾的思想覺悟。有效地抵御境外宗教滲透，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安定團結，關系到祖國的統一大業。各級黨政領導干部要在思想上真正認識抵御境外宗教滲透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做好宣傳工作。充分利用各種媒體，如電視、報刊等多種渠道進行黨的宗教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培養未信教者的無神論思想。其二，健全法制，嚴厲打擊非法的宗教活動，對擅自印制、復制境外宗教宣傳品，如光碟、VCD、念佛機、宗教書刊的出版單位要實行重罰。在完善法律法規的同時，還要對國外一些圖謀分子，在維持正常的國際秩序的前期下，堅決給予打擊，以便維護地區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但要注意方法，在保持應有警惕的同時，還要注意劃清正常宗教交往與宗教滲透的界限，不能草木皆兵。其三，加大當地人們教育覆蓋面，提高人們的科學文化素質。從民族文化發展的演變歷史來看，教育是加強人們宗教信仰理性化的重要手段，是區分宗教信仰和國家認同的最有力的方法。目前，我國在教育上存在這樣一種扭曲現象，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教育基礎設施匱乏，執行“普九”教育政策的力度不夠，導致部分兒童不能正常接受義務教育，有的家長把寺廟當做兒童學習文化知識的重要場所，由于文化知識的匱乏，他們很難理性區分宗教與國家的關系，容易被人利用，受人支配;相反，東南沿海，經濟發達，人民生活富裕，教育設施先進，教育水平較高，但受西方文化的沖擊，圣誕節、情人節、愚人節成為老少皆知的節日文化。這樣，封閉的、窮困的、經濟欠發達山區，宗教信仰氛圍濃厚，而開放的，經濟發達的地區，西化傾向明顯。因此，政府應該在發達和貧困地區采用不同的經濟調控手段，加大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的扶貧力度，通過教育，把文明因子通過學生帶進宗教信仰的家庭和社區，把學校教育作為反宗教滲透的一種戰略性投資。其四，引導宗教協會，培養愛國愛教的宗教教職人員，強化反滲透意識，促進其健康發展。做好我國各宗教團體自身的工作，是抵制境外宗教滲透的關鍵環節。宗教協會有了政府的政策引導，就可以成為政府同宗教界信教群眾的聯系紐帶，這就為更好地貫徹落實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強對宗教工作的領導，規范對宗教事務管理，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證。通過宗教協會可以使民族宗教工作走上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這樣才能為反宗教滲透起到比較好的作用。對于宗教界愛國人士，應始終遵循“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則，培養愛國愛教，擁護黨的領導，遵紀守法，年富力強、信教群眾信任的教職人員，使其參與邊疆民族地區的建設、管理和監督，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使之成為政府和宗教溝通的橋梁。此外，需要加大對少數民族(弱小民族)干部的選拔、培養和使用力度，使之擔任重要部門的職務，為地區培養反宗教滲透人才。還需鼓勵寺廟經濟，增強自養功能。寺廟經濟可以為宗教場所的“自治、自傳、自養”提供物質支持，發揮抵御宗教滲透的功能。眾所周知，宗教活動場所修繕費大多來自周邊的人民群眾的集資，這增加了人民群眾的經濟負擔，而境外和內地一些不法分子又經常采用施恩的手段來拉攏、迷惑信教群眾，以達到滲透的目的，有著“自養”功能的寺廟就可以有效抵制境外宗教勢力的經濟誘惑。

余論

在眾多類型的宗教滲透中，由于西方文化霸權的全球擴張，有著西方文化源流的基督教滲透與其他宗教相比，其政治意圖更為明顯，基督宗教傳播總是有“美國艾克曼之輩想用基督教的“羔羊”馴服“中國龍”的不良用心與行為在暗中起作用”，［8］“原來以歐洲、北美為基本區域的基督教已向南美、非洲、大洋洲和亞洲轉移，從而使基督教的‘普世’意義至少在地理概念上得以實現。”［4］235回溯歷史，基督教企圖在中國傳播“福音”的活動從未停止過，從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溫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1692年康熙保教令》使基督教的傳播走向高峰，但好景不常，由于與“中國禮儀之爭”，康熙又開始實行“禁教令”，直到1842年。鴉片戰爭以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西方的傳教士也隨之再次來到中國。［9］344－386就在這個時期，國內仁人志士開始思考“民族走向”，不同的階層和群體涌現著各種意識的較量，在向西洋學習的文化輿論中，基督宗教及其衍生的世界觀、價值觀隨著西方文化和科技又死灰復燃。在各種文化此消彼長的角逐中，中國共產黨的先輩們用睿敏的智慧和遠見的犀眸，選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想作為時代青年追求“自由”與“價值”的動源，這種新文化的生命力和改造力在實踐尺度的驗證中得到了中國人民的認可。世界文化多元所衍生出的政治多元是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中國作為社會主義的最大陣營擔負著與西方資本主義在社會意識形態上長久對抗的使命，基督“傳教士”利用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滴漏，以基督福音的宗教外衣，滲透西方的社會意識，試圖攻破社會主義社會民眾的社會意識形態，為其政治圖謀服務，試圖用宗教滲透的手段打破多元的政治格局。從歷史上來看，宗教引發的政治斗爭往往是因宗教矛盾激化民族矛盾，面對西方的種種宗教滲透，要以反宗教滲透的戰略戰術指向注視國外的反華勢力利用宗教信仰分裂國家的企圖，又要理解和尊重群眾的宗教信仰問題，以“無為”而達“無所不為”的管理境界，逐漸加強各族人民的國家向心力。（本文作者：李杰、馬英杰 單位：云南民族大學哲學與政治學學院、西北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