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年，經周公宗教改革，宗法性傳統宗教開始走上倫理化的道路。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蕩激烈，宗法性宗教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壟斷地位被打破了，但并沒有真正滅亡，經過眾多儒家學者的詮釋和它自身的發展變化，秦漢以后的歷代政府將它定為國家宗教，直至清末。清朝的時候，在國家宗教上摻雜了許多滿族宗教的舊俗。“敬天法祖”本身包含或體現著宗法社會的基本道德，除了乞求得到上蒼和祖先的佑護，同時還表達了人們對天的尊敬和感恩的心。因為，天地是萬物的本源，先祖是人生的本源，人類依靠天地提供資源，以祖先為榜樣來獲得生存和發展。所以其成為宗法性傳統宗教的核心信仰。這一信仰在避暑山莊中集中體現在兩座景觀上。其一為金山上帝閣，體現了帝王“敬天”的思想。另一為永佑寺御容樓，當為帝王“法祖”之處。這兩處景觀前為康熙所建，后為乾隆所建。因為山莊地處塞外，遠離京畿，而康乾二帝每年大部分時間在這里度過。除每年按時舉行的祭天祭祖大典外，這里就成為帝王平日里祭告上蒼、追思祖恩的最佳去處。

“天帝”的享堂———金山“上帝閣”

康熙時期曾在避暑山莊澄湖東岸巍然突起的岡埠上構筑“中天積翠，絳節高居”的殿宇一座，稱“天宇咸暢”。此殿后建三重高閣，即為仿鎮江金山寺的“上帝閣”。一重為“皇穹永佑”；另一重祀真武，曰“元武威靈”；第三重供奉玉皇，額為“天高聽卑”。眾所周知，道教的玉皇大帝并非是隨著道教的產生而出現的，他的出現有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他的原型就是上古傳統宗教中所崇拜的天帝。殷商時人們稱最高神為帝或上帝，它并不是自然神，與天空這一自然屬性沒有關系。它是人為地綜合各種神靈屬性而創造出的人格神。在殷墟卜辭中，充分證明了“上帝有很大的權威，是管理自然與下國的主宰”，具有支配社會現象和社會統治者的神性。他可以掌握人的壽夭、生死，能決定戰爭的勝負和謀事的成敗、吉兇等。西周以后，對上帝的稱呼有了很大的變化，如皇天、上天、天、天帝、昊天上帝等，這表明天帝信仰已很普及。這些稱謂常能在先秦的著作《詩》《書》《左傳》中見到。及至東漢道教產生以后，道徒們根據人間的社會現實幻想出天上的神仙世界，于是天帝成了神仙界的皇帝，并總管三界、十方、四生、六道，擁有了自己的名號：玉皇、玉帝、玉皇大帝、昊天金闕玉皇大帝等。至于真武崇拜，則是古代的星辰崇拜與動物崇拜相結合的產物，而這些崇拜也是古代宗教的一個組成部分。玄武為“四象”之一。“四象”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我國古人早在殷代前后就把春天黃昏時出現在南方天空的若干星辰想象為一只鳥，東方的想象為一條龍，西方的為一只虎，北方的則想象成為龜蛇形象。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五方配五色的說法流行以后，四象就分別配上了顏色，成為東方青龍、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古人之所以崇拜星宿是因為星體的存在和運行對于他們是謎樣的問題，當然更重要的還在于人們還可以根據星辰來確定方位和測定季節時令，這是農耕社會的頭等大事。玄武的形象為龜蛇相交，這是古人動物崇拜的表現。加入道教的神仙譜系后，經過一系列的造神運動，玄武成為一位人格神，后又經歷代帝王的推崇，至元代成宗時被封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成為北方最高的神。康熙皇帝在金山上帝閣祀奉真武，表層原因在于真武具有水神的職能。“緣內府乃造作上用錢糧之所，密邇宮禁之地，真武則神威顯赫，祛邪衛正，善除水火之患。”（劉效祖《重修真武廟碑記》）因為上帝閣乃至整個避暑山莊的絕大多數建筑為木結構，極容易發生火災，奉真武在此，有以水滅火，防止火災發生之意。至于深層原因，無論是供奉玉皇，還是拜祭真武，均是帝王“敬天”思想的折射。“皇穹永佑”“、天高聽卑”等的題額便是最好的注腳。乾隆在其《天宇咸暢御制詩》中寫道：“洞府玉虛宇，林扉守百靈。三天無別路，五岳有真形。青鳥憑傳信，紫鸞時駐。瑤函降真誥，聞說是黃庭。”就表明了天的形象無處不在。“皇穹永佑”即上天永遠福佑，“天高聽卑”即高高在上的天可以俯察庶類。帝王敬天畏天的思想可見一斑。“皇穹永佑”還讓人聯想到皇帝祭天之地———天壇的“皇穹宇”。那是帝王施郊禮，告祭上帝的所在。天在他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是一切的主宰者，而他們自己則是代表天來統治人間的“天子”，人們要無條件地服從。但是天只保佑那些有道德的、施仁政的天子。如果國家政治清明，天就會嘉祐他，如果帝王失道，天就會降災異進行譴告，譴告無效就會撤換國君，這就是“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數千年來，這種思想深深根植于封建社會的土壤中，成為帝王進行統治的依據。從努爾哈赤起兵反明，到順治帝揮師入關，再到康乾盛世，這些都被認為是遵天意而行的結果。清代統治者特別強調“敬天”，自然一部分原因在于天是本民族薩滿教的信仰，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滿族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做了統治者，面對暗涌的反清思潮和各地不斷爆發的復明起義，統治者迫切需要把天放在第一位，用強調天命來加強皇權，以標榜統治的合理性和神圣性。這一點在他們的印璽中也有體現，康熙有“敬天勤民”璽，乾隆有“敬天法祖之寶”。建在高高崗埠上的金山“上帝閣”是避暑山莊湖區的制高點，這是帝王崇天的生動體現，康熙希望自己的統治能夠得到上天的佑護，同時也為本民族統治中原正名，保佑子孫后代的統治如太陽般長久。上帝閣是天帝的享堂，帝王在享受塞外離宮樸野的同時，對天帝暗寄一瓣心香。用心何其良苦。

追薦祖先的道場———永佑寺

永佑寺位于山莊萬樹園，乾隆十六年建造，是山莊內的一處大型佛寺。山門前有三座呈品字形的牌坊，山門內為五楹前殿，供奉彌勒佛，殿前矗立兩通石碑，殿后是供奉三世佛和十八菩薩的寶輪殿，左右為東西配殿。這組建筑之后則是題額為“身心平等”，內供無量壽佛的五楹殿，然后是東西配殿及題額為能仁殿的東殿。在這之后聳立著九層高的舍利塔。塔后為御容樓，供奉著康熙和雍正的畫像。樓前有御制碑一座，其上鐫刻有《永佑寺舍利塔記》和《避暑山莊百韻詩并序》。樓西為寫心精舍，是乾隆恭謁神御時的臨時休憩之所。永佑寺是佛家的寶地，但這里卻有供奉圣祖和世宗的御容樓，著實令人費解。其實在《永佑寺碑文》中，乾隆已經把答案揭示給了我們。這里是為佛寺，其本根為乾隆“法祖”的道場。“昔如來以法王御世，宏濟人天，遍現十方，虛空不住。顧其安立道場，必在靈山寶地，鷲峰鹿苑，精舍莊嚴。蓋圣跡所留，尤福佑之所聚矣。我皇祖圣祖仁皇帝，以無量壽佛示現，轉輪圣王福慧威神，超秩無上，省方覽勝，乃眷熱河，建山莊為清暑地。因巖壑自然之勢，示茅茨不剪之規，養性怡神，從容總理。而風雷之所鼓動，雨露之所涵濡，神化周通，不急而速，尤佛之林間燕坐，灑落安禪，而說法則聲震大千，度生則施恰群有也。予小子早年隨侍，仰見我皇祖清晏娛游，無逸乃逸，時時育物，天地同流。至于今彈指三十余年，秋狝之余，時復稅駕于此。松云如舊，榱桷翹瞻。感陟降之在庭，思報恩而薦福。遂即山莊萬樹園之地，創立精藍，爰名‘永佑’。固不特鐘魚梵唄，足令三十六景借證聲聞。我皇祖圣日所照，千秋萬歲后，子孫臣庶，無不永如在之思。是即釋迦之耆崛山，金剛法座，天龍擁護，相好依然。而朕之澠武寧親，祝釐養志者，于是乎訖，庶其無忝前志云爾。”一篇數百字的碑文將建廟的原由說得非常透徹，同時乾隆感念祖恩的殷殷之情可見一斑。碑文以如來弘法多在靈山寶地，寺廟精舍都是佛跡所留，這樣就可以福佑眾生為由，講了被認為是無量壽佛化身的康熙當年為什么選擇山莊為清暑地，歌頌康熙如日普照般的功德，并回憶了幼年時祖父對自己的眷顧。為了永承祖恩，報答祖先，為子孫后代乞求福佑，于是特建此寺。至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永佑寺為何要供奉無量壽佛，為什么要建御容樓了。乾隆認為他的祖父康熙是無量壽佛轉世，舍利塔前供奉無量壽佛的五楹殿就是乾隆為追祭祖父而建。碑文說“爰名永佑，固不特鐘魚梵唄”，意為這里雖為佛寺，但并不是僅僅為奉佛陀而專門建立的，卻是為昭示祖父康熙的功德而建起的紀念堂。可見乾隆尊祖的思想的確很強烈。這種“祖有功，宗有德”的思想是宗法性傳統宗教中“法祖”的內涵。早在商代，由于殷人相信凡人是不能直接與神交通的，只有殷王死后才能“賓于帝”，是時王聯系上帝的唯一渠道。敬祖是取悅于上帝的唯一的方法，所以在他們的甲骨卜辭中，有很多祭祀祖先的內容。祖靈對時王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既可以保佑帝位穩固、農業豐收、戰爭順利，另一方面如果時王無道，也可以降下災禍，進行譴告。這種尊祖祭祖的思想綿延千年而不絕，到清代祭祀祖先仍是國之大事，已形成了一套完備的制度。乾隆每次來山莊避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永佑寺瞻禮皇祖神御，施宗廟之禮，寫下了大量的瞻禮詩，粗略算來大概有三十多首。這些詩不同程度地表達了他對祖先們的懷念、景仰之情，同時也表明了自己一定會繼承祖志、勤政愛民、治理好江山社稷的決心。當然，他也希望祖先的在天之靈能給自己以福佑，佑護愛新覺羅氏的政權萬年斯長。細讀這些御制詩，不難發現，每逢國家遇到重大事件，如土爾扈特回歸、黃河決堤、回部叛亂等，乾隆都要向祖先告祭并請求佑助，而每有應驗，他都會來此謝恩。尊祖的思想何其強烈。乾隆曾說：“今朕所用之人，皆皇考所用之人。”“朕幼誦簡編，必儀先圣，一言一動無不奉圣訓為法程。”這些言論可以成為尊祖行為的注腳。

結語

金山上帝閣和永佑寺因精巧的建筑和極佳的風景而聞名，游人至此常常流連忘返，兩處建筑在建立之時所寄托的別樣情懷漸已無從知曉。“敬天法祖”的思想卻綿延數代而不絕，當然，“敬天”也好，“法祖”也罷，都是為了鞏固帝王的基業人為制定的禮制，均具有可操作性。帝王們信仰天，卻不知積聚著無窮智慧與力量的民眾才是真正的“天”，“敬天”應該把百姓的疾苦和安危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僅僅對上蒼頂禮膜拜。“天何言哉，四時出焉，百姓興焉”，帝王法祖，作為人類社會的情感，也可以理解，但是把祖先神化，期冀祖德蔭祐就顯得有些不經，殊不知生死氣化，祖靈安在？“敬天法祖”作為傳統宗法性宗教的核心得到了帝王的極力推崇，其目的不言而喻，不過是帝王們鞏固皇權、王權的手段罷。（本文作者：王悅慧 單位：承德市避暑山莊管理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