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深度轉型期，各種社會矛盾呈積累爆發之勢。其中，因民族或宗教因素導致的各類矛盾和沖突快速增加，嚴重影響到民族地區乃至整個社會的改革發展穩定。當前我國民族宗教問題不斷凸現，既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全面轉型的結果，也是受到２０世紀末以來國際局勢深刻演變的影響，其背后形成機制異常復雜，準確分析和把握其產生的深層根源，是我們實現有效民族宗教治理的前提。本文從國際國內兩個方面對當前我國民族宗教問題凸現的原因進行分析，并嘗試提出若干治理思路。

一、民族宗教問題凸現的國際誘因

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任何國內問題都已深深嵌入國際背景之中。當前我國民族宗教問題凸現，很大程度上正是２０世紀末以來國際局勢深刻演變對我國影響的體現。

（一）２０世紀末以來族裔民族主義在全球的高漲與擴散

霍布斯鮑姆曾根據民族主義的歷史變遷脈絡，將其分為公民民族主義與族裔民族主義兩種類型［１］。簡言之，公民民族主義指由一國公民組成之共同體即為民族，族裔民族主義則從特定的民族性出發定義民族。從共同體維系角度看，公民民族主義企圖將一國公民等同為一個民族，來實現國家的文化凝聚力和整合，而族裔民族主義則支持特定族裔獨立權利的要求，結果是對多族裔政治共同體產生著致命的解構。從１９世紀后期族裔民族主義代替公民民族主義并擴散全球開始，現代世界格局發生了數波劇烈的以族裔為邊界的分化與重構。一戰結束使曾經主宰歐洲統治權的王朝時代以向民族歸化的形式劃下句話，二戰結束引發亞非拉地區民族獨立解放的浪潮。２０世紀末蘇聯解體，引發了最新一波族裔民族主義大潮，世界格局發生深刻轉型，東西方兩大陣營對峙瞬間為分散于全球的族裔身份沖突所代替，幾乎所有國家的執政精英都強調其民族身份來尋求合法性，而亞文化群體的精英人物們也企圖通過尋求自己的民族身份來達成政治目的。族裔民族主義擴散導致的世界碎片化與快速推進的全球一體化形成詭異互動，所有國家和人民越來越深地卷入全球化進程的同時，人們的身份認同也越來越呈現出地方化、族群化特征。中國作為全球化的重要一分子和多族裔國家，無法超脫于族裔民族主義的全球擴散。族裔民族主義的全球擴散使國內部分少數民族精英，包括一般民族群眾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民族意識有不斷強化現象，對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以及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產生了潛在沖擊。

（二）宗教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興起與擴散

“到２０世紀末，宗教的復興已相當廣泛，使得那些原以為歷史在自己一邊的世俗主義者感到驚恐。”［２］其中，宗教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興起成為自冷戰結束后世界局勢變化的另一重要特征。宗教極端主義歷史久遠，但在冷戰背景下，其被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陣營對峙所掩蓋和壓制，隨著蘇東劇變和兩極格局結束，宗教極端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被釋放并迅速壯大，一些宗教極端力量成功執掌了西亞和中東部分地區和國家的政權。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在新世紀頭一年以血腥的場面向世界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宗教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已經成為冷戰時代人類文明所面臨的嚴重威脅。自“９•１１”開始，阿富汗、伊拉克，再到利比亞，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勢力用軍事強力實現了這些國家的所謂民主化進程。但現實卻正在遠離人們的期望，這些國家和地區正在日益淪為宗教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的練兵場。更為嚴重的是，今天宗教極端主義已不僅僅限于中亞地區，搭乘全球化便車，宗教極端主義已經迅速地滲透到世界上很多信仰伊斯蘭教的地區和民眾中間。中國作為中西亞國家的近鄰，首當其沖，特別是新疆作為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群眾集中聚居的地區，成為宗教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宗教滲透的重要目標，有學者研究明確指出：“民族和宗教是中亞對新疆發生影響的兩個重要因素”［３］。近年來，宗教極端主義對新疆地區的滲透惡化了新疆地區基層宗教社會生態，特別是宗教極端勢力懷著險惡目的，將宗教問題與民族問題混淆在一起，企圖蠱惑信教少數民族群眾對漢族群眾的不信任，煽動對黨和政府的仇恨，并強迫引誘部分教民制造暴力恐怖活動，嚴重威脅到新疆地區政治社會穩定和民族關系，而且，這些發生在新疆等部分民族地區的暴力恐怖事件，通過大眾傳媒，被投放到全國民眾面前，潛在地刺激著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兩種危險民族情緒的發生，嚴重影響社會主義民族宗教關系的健康發展。

（三）國際關系體系演變與大國地緣政治博弈為“三股勢力”提供了生存夾縫

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三股勢力是當前煽動我國國內民族宗教矛盾和沖突的重要力量，而２０世紀末以來國際關系體系的演變和大國地緣政治博弈，為三股勢力提供了生存夾縫。冷戰結束造成國際關系體系的深刻重組，“一超多強”新型世界格局逐漸形成，國際關系格局出現多元化、復雜化趨勢［４］。其中，美國作為唯一超級世界大國，企圖主導國際格局，稱霸世界的野心不斷膨脹。中國經過３０多年改革開放，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飛速提升，成為冷戰后國際關系中的重要力量。雖然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戰略，但近年來，由西方勢力炮制的“中國崛起論”“中國威脅論”卻不斷甚囂塵上，為西方國家達到遏制中國，維護其在現存國際秩序中的既得利益之借口。地緣政治，即通過培植反華勢力，拉攏中國周邊國家已經成為西方國家遏制中國的重要途徑。“三股勢力”正是利用這種國際體系演變和大國地緣政治博弈，在中國周邊地區，特別是中亞、中印邊界等地區，建立據點，發展勢力，從事分裂中國、挑撥國內民族宗教沖突，對中國發動宗教滲透和暴力恐怖襲擊等罪惡活動。西方國家為了達到其遏制中國的目的，對“三股勢力”有意放縱或暗自支持，在某些西方國家內，一些分裂中國的組織、人員堂而皇之，大行其道，甚至被標榜為民權斗士，大受追捧。西方勢力的支持和地緣政治的復雜化，使中國政府反對“三股勢力”的斗爭困難重重，嚴重影響到對國內民族宗教問題的治理。

二、民族宗教問題不斷凸現的國內根由

從國內視角看，當前民族宗教問題不斷凸現其根源在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全面轉型，社會轉型對我國民族宗教領域產生了深刻影響，造成民族矛盾、宗教沖突等問題日益突出。

（一）社會身份結構轉型與民族宗教身份的復興

社會身份結構是一個社會對其成員群體結構的劃分，身份結構對內意味著某個群體成員對本群體存在的認知與認同，對外則意味著該群體在整個社會價值分配序列中的資格與地位。社會身份結構具有多層次特征，基礎身份結構則是社會成員身份劃分的最重要依據，決定著社會其他身份的形成和維持。改革開放前，階級是社會身份劃分的基礎標準，根據階級歸屬，整個社會被分為“人民―敵人”二元身份結構。雖然在階級身份之外存在著職業、性別，包括民族、宗教等各種次級社會身份，但這些次級身份類別都被整合到階級身份結構中，人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首先以符合階級身份規則為標準，其他所有亞身份認同、行為規范，包括各類亞身份之間的差異和沖突都服從于階級身份要求，為階級身份所消解。隨著改革開放和“以階級斗爭為綱”時代的結束，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社會領域、經濟領域不斷走向成熟，社會身份結構也打破了過去以階級身份統攝一切的時代，各類文化、社會、經濟身份紛紛興起，整個社會經歷了一個身份釋放的大潮。正是在這一大潮中，民族宗教身份因其獨特的文化心理吸引力和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成為少數民族和信教群眾在新的社會結構內尋求歸屬感和價值認同的重要符號象征。另一方面，身份結構的深刻重組也意味著不再像過去有一個強有力的統一身份邏輯來統攝整個身份體系，因此，身份間差異、競爭、沖突也應時而生，并不斷強化人們對新身份的選擇與認同，民族、宗教身份亦然。結果是不同民族身份、宗教信仰之間，因宗教、族群差異導致的身份區隔和相互否定、排斥、歧視、敵對等“心理暴力”［５］也越來越明顯，這是當前民族宗教問題不斷凸現的社會心理根源。

（二）市場經濟、利益競爭與民族宗教意識的激發和族際信任危機

除身份結構變化外，因市場經濟造成的利益競爭、貧富差距也是民族宗教問題凸現的重要原因。市場經濟和利益競爭在解構人們傳統的政治社會關系的同時，也不斷建構新的社會聯系，即人們根據環境條件，重組經濟社會資源，結成新的行動團體，以此方式尋求在社會利益分配格局中占據更有利的地位，提高利益分配中的討價還價能力。在大多數漢族地區，這種社會政治關系重組形式多樣，如近年來南方宗族的復興就是典型的一種體現，而在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民族宗教意識激發卻是最普遍現象。受歷史、現實和國家發展戰略等因素影響，大部分少數民族群眾和民族地區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少數民族群眾與漢族群眾，西部民族地區與中東部地區之間貧富差距拉大呈日益突出趨勢。一方面，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使一種相對剝奪心理在少數民族中不斷漫延積累；另一方面，少數民族群眾也急切想在新的社會利益分配中改善自身的不利地位。兩方面因素使少數民族群眾的民族意識、宗教共同體意識不斷增強，試圖通過民族宗教群體力量來提高自身在社會利益分配中的影響力，民族、宗教共同體因此在西部民族地區社會利益分配中扮演起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雖然民族宗教意識強化是現代化和社會轉型自然引起的，但民族宗教意識的強化客觀上又增加了民族宗教矛盾沖突發生的可能性和影響力，消耗族際信任資源，一旦政府處置不當，容易引發民族宗教關系緊張。

（三）改革中出現和積累的其他社會矛盾與民族宗教因素的結合

當前民族宗教問題凸現，既是民族宗教領域本身的變化所致，也有因改革所形成和積累的其他社會矛盾與民族宗教因素結合所產生的。改革開放是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的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中國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長期性是世界少有的。改革一方面為努力解決社會基本矛盾不斷創造條件，同時，隨著改革不斷深化和社會利益結構的劇烈調整，特別是隨著改革進入攻堅區、深水區，各種社會矛盾包括官民矛盾、干群矛盾、官商矛盾、勞資矛盾、地域沖突、人與自然環境矛盾等也在快速積累爆發。在民族地區，這些一般性社會矛盾與沖突在民族宗教等因素的介入后，特別是受到某些敵對勢力、分裂分子的歪曲挑撥后，很容易成為引發民族、宗教問題的導火索。如官民矛盾、干群矛盾，被某些別有用心之人歪曲成以漢族為主的國家政權與少數民族的關系問題，沖擊少數民族群眾的政治認同；如勞資矛盾，就業競爭被看成是漢族對少數民族群眾的剝奪和對就業機會的侵占；如地區貧富差距被說成是以漢族為主的東部地區對少數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區的資源掠奪；如人與自然環境矛盾被說成是以漢族地區為代表的現代化發展方式對少數民族地區帶來的惡果；還有現代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如宣揚色情、暴力、過度消費、享樂及極端個人主義等，被過度夸大，并因此將現代化和現代生活方式視為對少數民族傳統價值信念和宗教信仰的褻瀆，等等。雖然這些說法都遠離事實，但卻為部分少數民族和信教群眾因在社會轉型中遭到沖擊而造成的失落和不滿情緒的發泄提供了一個最簡單，卻最有迷惑性的對象。這種一般社會矛盾在民族地區與民族宗教因素結合后產生的畸變，已經成為當前我國民族宗教問題凸現的一個深層原因所在。

三、對當前民族宗教問題不斷凸現的治理思路

當前民族宗教問題不斷凸現已經影響到我國政治社會穩定及和諧民族關系構建，并對國家安全產生著潛在沖擊。要有效遏制當前民族宗教問題多發高發態勢，建設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使宗教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積極力量，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需要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宗教理論政策的高度自信，不斷完善現有民族宗教問題治理結構，科學規劃頂層設計，重視吸取基層經驗，形成合理高效的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

（一）正確認識民族宗教問題發生，防止觀念誤區

當前民族宗教問題不斷凸現，將整個社會的注意力吸引到民族宗教問題上，其結果是造成從政府到社會、從學者至普通群眾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和討論民族宗教問題，并形成了一些影響甚廣的看法和意見。這些看法和意見正在形成社會認識和處理民族宗教問題的輿論場，影響著政府和社會的治理行為。當前，有三種錯誤認識急需清理。一種是草木皆兵、風聲鶴唳。受“一票否決”等高壓維穩機制影響以及民族宗教因素在社會穩定中的敏感地位，這種思想在許多民族地區政府官員身上體現最明顯，造成民族地區政府官員對任何民族宗教問題都過度敏感，面對問題，往往出現或驚慌失措，或上綱上線，或失誤刺激等不當應對方式，不但無助于問題的解決，更多的可能是導致矛盾激化。另一種是大漢族主義情緒。部分漢族群眾，包括部分政府官員和學者，面對少數民族日益高漲的民族宗教意識，自身身份意識也在不斷增強，并出現某些本質上是大漢族主義的不良民族情緒，如對國家民族宗教政策認識不正確，對民族照顧政策不理解等，對社會主義民族關系造成不利影響。還有一種是大而化之，放任自流，認為民族宗教問題只存在于極少數人身上，不影響社會發展大局，低估了民族宗教問題對社會穩定發展的潛在危害。事實上，如前兩部分分析的，當前民族宗教問題不斷凸現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既有長期性，也有階段性；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必然性在于其發生是國內社會全面轉型和國際格局深刻變革的必然結果；偶然性在于中國現實的地緣政治形勢和民族宗教分布，如當前新疆民族宗教問題的發生很大程度上因其處于亂局之中的毗鄰中西亞地區。長期性在于民族宗教問題的解決是一個漫長過程，任何期望以“短、平、快”方式解決民族宗教問題的想法無異于癡人說夢；階段性在于民族宗教問題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呈現不同特點；一般性在于民族宗教問題多發高發是當前世界許多地區和國家發生的普遍現象，中國民族宗教問題的發生離不開這一宏觀背景；特殊性在于中國的民族宗教問題產生于中國國情之下，具有自身的特點。只有從觀念上認清當前民族宗教問題凸現現象以上諸特征，才能對問題冷靜應對、客觀分析、有效解決。

（二）完善民族宗教治理體系，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全面深化改革作為根本議題，其立意正在于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當前因國內外環境發生廣泛深刻變化造成的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戰、困難和問題，民族宗教問題本身就是這些挑戰的一部分。因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包括推進民族宗教問題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依筆者所見，國家治理體系其實質是以國家制度體系為中軸所建構的國家權力結構和運行秩序，因此，其關鍵在于明確國家制度取向，并在此基礎上完善制度結構、調整政策實踐并規范主體行為。民族宗教問題治理體系完善也應從這幾個方面入手。

１．明確制度取向。制度取向指制度的價值指向和目標追求。當代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一系列制度設計，其價值取向非常明確，一是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穩定，二是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實現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和共同繁榮發展。雖然隨著時代變遷，我國民族問題所發生的社會條件在不斷變化，但我國社會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沒有變，因此，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制度設計，其價值取向也必須一以貫之，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原則，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穩定不能變。在宗教領域，我國實行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原則。《憲法》規定了我們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權利，但同時，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共產主義是執政黨和人民的最高理想和價值追求。宗教力量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一支重要力量發揮著積極作用，但前提是在黨的領導下，在《憲法》和國家其他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活動。完善民族宗教治理體系，必須始終貫徹上述基本原則，明確制度取向，如此，才能保證民族宗教治理體系的發展完善以及堅持正確的方向。

２．完善制度結構。經過６０多年發展，我國已經構建起了一套包括《憲法》的相關規定、《民族區域自治法》、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條例、單行條例，以及其他配套法律法規的較為系統完善的民族法律體系，為民族問題治理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從總體來看，我國的民族法律體系，在解決我國民族問題，實現多民族國家統一和民族共同繁榮發展中發揮了應有的功能，制度設計在根本上是符合我國國情的。但同時，這套法律體系還處于不斷完善之中，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全面轉型，使我國民族問題治理處在了一個全新的時代條件之下，因此，也需要根據時代要求，不斷對其進行完善和發展。一是在《憲法》基本原則之下，以民族區域自治為核心，進一步完善配套法律法規及其與《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對接，提高民族法制體系的系統化；二是進一步完善國家制度結構，特別是推進黨政關系規范化和國家結構形式的合理化，為民族區域自治的運行提供法律所賦予的制度空間，保障少數民族合法權利和利益訴求。在宗教治理領域，要進一步完善國家宗教管理制度，在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增強人大、政協對宗教力量的引導吸納能力，特別是要強化基層政權的制度化建設，防止宗教力量影響基層政治運行。

３．調整政策實踐。相比較制度的穩定性，政策更具靈活和動態的特征優勢。面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全新時代，部分民族宗教政策根據時代要求進行相應調整實屬必然。首先，要對已有的民族政策實踐及其社會績效進行系統、客觀的實證研究，圍繞政策目標對政策實踐進行科學評估，為政策完善調整提供科學依據；其次，根據社會身份結構轉型與民族宗教意識日益高漲的現實，民族政策在堅持民族平等、團結的原則之上，適當強化民族政策的國家主義取向，特別是要強化少數民族的公民身份培育和中華民族國族身份培育；再次，民族政策要加強對民族意識特別是不良民族主義情緒的調控，即針對當前部分民眾中不斷增強的大漢族主義情緒和少數民族地方民族主義情緒，民族政策要及時快速的做出反應。在宗教管理方面，當前政策實踐存在政策“越位”“缺位”兩種問題，在基層尤其明顯。因此，政策調整一方面要不斷規范地方政府對宗教組織和活動的管理，不過度干預，嚴格實行依法管理；另一方面，對當前部分地區基層宗教傳播，特別是一些極端宗教思想的傳播保持高度政策敏感，不能放任自流，對破壞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的宗教傳播，政府需積極作為，有力出擊，遏制不良宗教勢力對基層政治社會生活的影響。

４．規范主體行為。主要指實現主體行為的法治化和理性化。首先，在民族宗教事務治理中，不管是參與治理的政府部門，民族宗教界精英和代表人物，還是普通信教群眾和少數民族群眾，在具體行動中，應以《憲法》和其他國家法律法規為根本依據和標準規范自身行為。政府部門在處理民族宗教問題時，必須秉持法治思維，堅守法治原則，維護法律尊嚴，嚴格按照國家法律相關規定解決問題，防止因涉及民族宗教而將問題特殊化、政治化處理等行為。民族宗教界精英和代表人物在參與民族宗教事務時，必須嚴格遵守國家法律，自覺以法律法規來規范自身行為，堅定立場，與一切破壞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不法民族宗教活動積極斗爭。普通信教群眾和少數民族群眾要加強對法律知識的學習，提高法律意識，做知法、守法的合格公民。其次，實現主體行為的理性化。當前民族宗教身份復興伴隨著一些狹隘民族主義、宗教排斥等不良情緒和意識，理性化指要實現用理智代替情緒，用法律規范宗教。具體指克服狹隘民族主義和宗教排外意識，通過理性溝通來破除民族宗教身份隔閡，培育相互寬容、尊重和理解的社會觀念，鞏固民族平等團結的社會心理基礎。此外，全球化是當前人類歷史發展中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任何社會在享受全球化所帶來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需要面對伴隨全球化而來的沖擊與影響。面對國際因素對我國民族宗教問題的影響，一方面我們需要不斷完善我國自身的民族宗教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苦練“內功”，有效吸收和化解外部因素對我國民族宗教問題治理的干擾；另一方面，也需要通過積極的外交戰略，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在獨立自主、和平共處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和改善大國關系，化解地緣政治沖突，為解決國內民族宗教問題創造有利的外部條件。

作者：王懷強１ 張雪雁２ 單位：１．中共甘肅省委黨校政治學教研部 ２．陜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