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國背景下閩臺中醫藥文化交流的3個階段

1.1民國初期

民國初年，西方思想文化成果已經大量涌入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中醫藥文化受到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歧視和排擠。1914年，袁世凱提出了“廢止中醫，不用中藥”的主張。汪精衛也極力提倡“不但國醫一律不許執業，全國中藥店應限令歇業”。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衛生委員會通過余云岫提出的“廢止舊醫（中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以及旨在消滅中醫的“六項措施”。［4］60而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者也鄙視中醫藥學，將其斥之為文化糟粕和騙人之術。對此，福建中醫藥界不斷掀起各種自強自救活動，不但積極開設中醫學校，還辦報辦刊宣傳中醫藥文化，更在中西醫結合方面作出努力嘗試，以此延續中醫藥文化的發展。但是，西方醫學在華影響力的不斷增強，還是使民眾降低了對中醫藥的認同。于是，在福建中醫藥文化的社會基礎變化的情況下，中醫藥界面臨著發展困境。與此同時，臺灣中醫藥文化的社會基礎也出現了新變化。民國之初的臺灣仍由武官總督統治，但日本在臺遭遇的武裝反抗次數已大大減少。因此，1919年后上臺的文官總督們，推行同化政策的手段更加隱蔽化，這為臺灣民族同化政策的手段更加隱蔽化，這為臺灣民族民主運動的興起創造了條件。既受過中醫文化又受過西方醫學教育的醫師，臺灣醫學界的有識之士便藉此機會開始探索挽救中醫藥文化之道。當時以杜聰明為代表的有識之士提出以西醫學方法研究中藥以及進行中西醫有機結合的理念，力時，閩臺間的走私貿易就是以從臺灣進口白糖、煤油、毛料和向臺灣出口中藥材、白銀為主。福鼎的秦嶼，福安的賽岐，連江的黃岐、馬祖，長樂的梅花、樟港，福清的高山、海口，莆田的南日島、平海，以及漳、泉、廈等地方港口，成為閩臺走私貿易地點的不下百處，每天走私船只的數量有幾十艘，每月交易的貿易額有400～500萬元之多。［13］325如此龐大的貿易量中，中藥材貿易量的比例絕對不低，由此確保了當時閩臺中醫材貿易的穩定持續發展。從以上的2大變化可以看出，民國初年是閩臺中醫藥文化交流的變軌期。原先由福建主導交流內容及發展態勢的局面已經改變，臺灣的內部環境變動和社會需求則越來越成為兩地中醫藥文化交流程度及內容的決定因素。

1.2抗日戰爭時期

1936年9月，武官總督小林躋造上臺，此后不久便在臺灣全面開展“皇民化運動”，為不久之后的侵華戰爭做準備。“皇民化運動”的目標是在精神層面消滅臺灣人的民族意識，改造臺灣人成為“純粹的日本人”，以供日本所驅使和榨取，甚至成為侵華戰爭的幫兇。在這精神異化的過程中，中醫藥文化，必然成為日本殖民者的眼中釘。1933年由臺灣漢醫藥研究室主辦的《臺灣皇漢醫報》（后更名為《東西醫藥報》），便于盧溝橋事變爆發后被迫停刊［5］3。在中醫藥文化無法公開傳播的同時，就連中醫執業也受到嚴厲限制。1940年臺灣公開的中醫有132人，到1942年僅剩97人［12］1331。在這樣的情況下，福建中醫要繼續前往臺灣行醫就難上加難了。更何況在戰爭的狀態下，日本殖民者戒備之心較之前更甚，對中國人在臺灣活動的監控更加瘋狂。因此，在臺灣開展閩臺中醫藥人員互動的可能性近乎為零。但戰爭并沒能完全阻斷臺灣中醫藥文化的生存之路，由于不少臺灣西醫被調往戰爭前線，島內西醫藥品也很缺乏，故民眾在患病時，雖不敢公開求診于中醫，但卻多半會用中醫驗方，求助于中醫手法治療以及服用價格相對便宜的中藥。因此，臺灣中醫藥文化雖無法公開傳播，但其民間基礎和社會需求仍然存在，這也就為閩臺中醫藥文化交流的延續保留了前提條件。不過，日本侵華戰爭卻對閩藥入臺造成嚴重影響。抗戰期間福州、廈門兩大港口被日軍封鎖，福建的對外貿易被迫轉移至三都澳、石碼、涵江、海口、沙埕等港口［14］60。盡管中藥材仍是這一時期海峽兩岸經貿往來的內容之一，但出口臺灣的中藥材數量仍不可避免的減少，由此造成1938年的臺灣中藥材“僅有少數進口，予中醫一大打擊。中藥高漲，行醫困難”。到1940年，臺灣本地中藥商已經減至1681人，在臺經營的大陸中藥商只有14人［12］1335。日本侵華戰爭的開始和中國全面抗戰的展開，又一次改變了閩臺中醫藥文化交流的社會條件，嚴重抑制了雙方交流的規模和深度。此時，在全民抗戰熱潮激勵下，閩臺中醫藥界涌現出許多抗日愛國人士，其中定居廈門的臺灣中醫翁炳南，便在著名閩醫吳瑞甫拒絕充當賣國賊而被日本人追捕時，竭盡全力幫助和掩護吳瑞甫出走新加坡［9］195-196，以示愛國立場。而在臺定居的福建中醫陳景岳則利用1937年日本人強迫他組織“新民公會”并出任總干事之機，暗中聯絡臺胞，準備起義，報效國家。但1944年不幸事機泄露，被捕入獄，在嚴刑拷打之下死于獄中［8］287。在抗戰期間，像翁炳南、陳景岳這樣的中醫藥業者在閩臺兩地還有不少，他們或積極參與贈醫贈藥的愛國活動，或利用行醫治病的機會宣傳抗日愛國思想，這些行動是對抗日斗爭的支援。在共同抗日的過程中，閩臺中醫藥的從業者們實際上是在繼續著中醫藥文化的交流，只是交流的內容已不僅限于醫藥學的知識和技術，更多的是中醫藥文化的精神和理念。我們可以這樣總結抗日戰爭時期的閩臺中醫藥文化交流特點：物質層面的交流嚴重受阻，精神層面的交流則獲得全面升華。

1.3臺灣光復時期

1945年10月25日，臺灣正式回歸祖國，與福建分割的歷史結束。但相比于福建，光復后的臺灣所面臨的戰后重建任務非常繁重。接收臺灣的陳儀政府不僅要重建因戰爭而幾近破產的臺灣社會經濟秩序，還要解決由于50年的殖民統治而留下的民族認同問題，其中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恢復臺灣民眾的文化歸屬感，使他們重新融入中華民族文化的氛圍中。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臺灣的中醫藥文化由于殖民統治者的刻意歧視破壞，已是岌岌可危。當時不僅在學術上后繼乏人，就連民眾對中醫的認同感也不及西醫。因此，要將臺灣中醫藥文化恢復到可與福建對等交流的程度，是相當困難的。更嚴重的是，光復后的臺灣行政長官總署同樣對中醫抱有偏見，不許中醫單稱醫師，只能稱中醫師，采取明顯歧視中醫的政策。1946年臺灣衛生署在組織臺灣中醫師考試時，就要求應考者必須拿出已從事中醫3年的證明這一苛刻條件［15］5，同時還以西醫為考官，這些都抑制了臺灣中醫藥界重振中醫藥文化的信心。不過，在1946年9月創刊的《臺灣國醫藥報》，接續了原先在日據后期被禁的《臺灣皇漢醫報》大力宣傳中醫藥文化及中醫藥界發展訊息的風格，盡管該刊于1947年6月停刊，卻依然成為臺灣中醫藥界努力振興的證明。在此期間，福建中醫藥界在自身努力復蘇的同時，也積極參與臺灣中醫藥文化的復興工作中。由于閩臺有著血緣、文緣、法緣的天然聯系，主政臺灣的陳儀又曾擔任過福建省長，所以在臺灣重建的過程中，大批閩籍官員、技術人才以及相關人員被調到臺灣任職，其中就包括了中醫藥人士。如1940年受聘為福建省東山縣中醫公會執行委員的著名福建中醫許汝南，就于1946年擔任了臺灣省臺南市中醫公會會長，在臺灣寓居臺南市三順桂林堂藥鋪，人稱“國內醫生”。后于1947年回到家鄉［16］282。但1946年風云再起，中國也又一次面臨著命運的抉擇。到了1949年下半年塵埃落定之后，臺灣海峽卻不幸再度成為隔絕閩臺兩地的天塹，不僅閩臺兩地醫學人員無法互通，中醫藥學成果難以交流，就連福建的中藥材也只能通過香港、東南亞的間接貿易才能到達臺灣。因此，在近代百年風云中從未斷絕過的閩臺中醫藥文化交流歷程，卻在1949年的下半年戛然而止。

2結論

2.1任何兩種文化的交流、融合與發展，都需要以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為前提，閩臺中醫藥文化交流同樣如此。在民國背景下，閩臺兩地的歷史境遇都投射到閩臺中醫藥文化交流的歷程中，使其呈現出曲折的變化。而這樣一種與中國歷史大環境起伏相一致的狀態，恰恰強有力地證明了閩臺中醫藥文化所共有的中華文化屬性。

2.2閩臺中醫藥文化交流是閩臺兩地社會發展的具體需求。中醫藥學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科學，更是一種植根于大眾、植根于社會的文化形態。因此，民眾的接受程度是中醫藥文化的生存、發展、傳播的關鍵。正是由于閩臺社會歷史上所形成的對中醫藥文化的認同，使得中醫藥文化在屢遭沖擊、壓制的情況下，民間依然保持著一定的中醫藥需求。這種社會需求保證了兩地中醫藥文化的生存和延續，推動了閩臺中醫藥人員、藥材以及其它中醫藥文化元素的雙向流動。總之，福建中醫藥文化與臺灣中醫藥文化在民國背景下，完成了一系列的交流和互動。從兩地的艱難互動到交往熱度的上升，再到1949年后的兩岸隔絕，可以說民國時期閩臺中醫藥文化的交流歷程，正是海峽兩岸關系史的縮影。今天，隨著海峽兩岸往來的不斷升溫以及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發展，我們有理由相信，閩臺中醫藥文化交流會再次煥發出新的活力，譜寫新的篇章。

作者：陳韻 單位：福建中醫藥大學思政部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