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并非后現代的原發地，但它在后現代文學創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卻令世界矚目。拉美的作家在繼承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托馬斯的《魔山》、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卡夫卡的《審判》等歐美現代主義文學基因的過程中，沒有被強大的外來文化所同化。相反，他們以其頑強的凈化能力，再造了一個堅守印第安文化、黑人文化和西班牙混合文化本色的全新的拉美新小說體系。他們用自己帶有濃郁加勒比地區特色的后現代創作風格，震撼和影響了世界文學。中國當代文學，正是從這種最接近自己國情的后現代思潮的文學探索中，找到了與當今世界文學流行趨勢接軌的最佳路徑。

一、拉美后現代文學

后現代文學是資本主義后工業時期的產物。但是拉美，并沒有因為未出現資本主義工業生產高度發展的階段而成為一塊凈土。事實上，世界文學在戰后所出現的這股新的后現代文學思潮，并不妨礙拉美的作家對世界文化的兼收并蓄。一些具有創新精神的作家在歐美當代文學思潮的影響下，向本國的傳統文學發難。它產生的直接后果，是一些具有后現代品質的作品進入人們的視野。就個人而言，阿根廷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被推崇為拉美后現代文學的標志性人物。他的《接近阿爾莫塔辛》被認為是20世紀第一篇后現代小說，曾引發了一場小說革命，其中所采用的后現代手法，對傳統的現實主義和經驗主義敘事進行了徹底的清算。在傳統與后現代之間，對現實的態度歷來是一條重要的分水嶺，博爾赫斯則最具代表性。他對現實所表現出來的懷疑論者的質疑態度，關于現實不可知，充其量是個象征的系統的理論觀點，即使是歐美的作家也難以望其項背。在他的小說中，人們只能看見事物表面的神秘面紗，背后的深度模式，往往是望不見底的深淵。他擅長使用迷宮和時間的概念，其中，迷宮讓人辨別不清方向，時間則使現實撲朔迷離。他的代表作《小徑分叉的花園》將不同的時間狀態放在同一個空間場景中敘述，同時輔之以迷宮，使故事的敘事顯得云遮霧罩，理不清頭緒。他的創作大都不是直接取材于現實，而是以超強的想象力，從文本的系統中“抄襲”、“拼貼”和“改寫”而來。他的小說常用哲人之言，經典和歷史事件，以之來虛構出新的故事。他的《阿萊夫》《巴別圖書館》《特隆•烏克巴爾，奧爾比斯•特蒂烏斯》等小說，打破現實與幻想的界限，表現出形而上的世界及現實行為的虛幻性。就流派而言，魔幻現實主義被一些后現代學者視為典型代表，盡管該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加西亞•馬爾克斯認為自己的創作屬于現實主義的范疇，但他從卡夫卡、福克納那里學來的現代主義表現手法，事實上對他的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加之魔幻現實主義作家普遍認為傳統的現實主義發展到今天，已難以表現拉美的神奇現實了，它需要借助后現代的手法才能趨于完美。當然，也有研究者認為，魔幻現實主義是拉美的作家用印第安人的眼睛來看世界。印第安人的愚昧無知及拉美的神奇現實，往往使觀察的對象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這些神奇的現實，除去獨具特色的自然景觀，有關民間傳說、鬼魂故事和印第安人傳統意識的預言和預示部分，其實正是拉美最具后現代色彩的內容。加之拉美傳統的信仰使人堅信現實當中有活人與死人的“二元世界”，以及一些人所迷信的吉普賽人的磁鐵、奧雷良諾上校的小金魚、神父騰空的飛毯等等，都能增添小說的后現代效果。胡安•魯爾福是拉美最具影響力的作家，其代表作《佩德羅•帕拉莫》成功地運用后現代的藝術技巧，將一個亡靈與現實的世界結合在一起，從而在表現印第安部落自由往來的活人與死人世界的傳統觀念的同時，巧妙地將歐美后現代的藝術技巧與拉美的現實融合起來。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將魔幻現實主義推向了高峰。作家在小說中除去對歷史與現實的真實反映，在一些故事內容的局部和細節上，所使用的夸張、變形、荒誕和象征的手法，特別是廣泛借助印第安人傳統的輪回觀念和神話故事來打破現實與幻想之間的界限，使之成為最具加勒比地區特色的后現代巨著。從博爾赫斯、魯爾福、卡彭鐵爾、阿斯圖里亞斯、奧內蒂與薩瓦托為代表的拉美先鋒小說，到以馬爾克斯、科塔薩爾、略薩、福恩斯特與多諾索為代表的“新小說”，我們從中都可以看到后現代的蹤影。特別是蘊含在這些作家創作中對總體性和一元性的消解，對不確定性、偶然性及內在性的強調，對理性的“宏大敘事”和“深度模式”的質疑等等，紛紛成為中國作家學習和效仿的榜樣。

二、拉美后現代文學在中國的傳播

拉美后現代在中國的傳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第三世界國情上的相似性。封閉、愚昧和落后的文化意識形態，半工業生產狀態的社會原因，拉近了中國作家與后現代的距離。一方面，人們從拉美作家獲得諾貝爾獎中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另一方面，對后現代的好奇與渴望又推動了拉美文學的大量引進。

(一)文學作品的傳播

拉美當代文學在中國的傳播高潮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歐美及俄羅斯經典的作家作品對中國當代作家的吸引力日漸減弱，人們關注的焦點逐漸轉向拉丁美洲，特別是拉美爆炸文學中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作家與作品，普遍公認的是富恩特斯、略薩、科塔薩爾和馬爾克斯等人。他們在短短十年間所寫出的作品迅速在中國走紅，富恩特斯的小說《阿爾特米奧•克魯斯之死》，略薩的《城市與狗》《酒吧長談》，科塔薩爾的《跳房子》，馬爾克斯的《周末后的一天》、《枯枝敗葉》和《百年孤獨》，博爾赫斯的小說《小徑分叉的花園》，魯爾福的小說《佩德羅•帕拉莫》等是其典型代表，這些作品大都深受中國讀者的喜愛。1979年，中國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學研究會成立，有力地推動了拉美文學在中國的傳播。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主辦的《世界文學》和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的《外國文藝》雜志，是傳播拉美文學的重要陣地。1997年，上述研究會與云南人民出版社共同推出“拉丁美洲文學叢書”，更是把拉美文學的傳播推向高潮。然而事實上，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等小說，在較長時期內都是以盜版的形式在中國發行的，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人們對拉美文學的喜愛。作為拉美后現代文學的代表，博爾赫斯《小徑分叉的花園》還被列入我國高中教材，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等小說被列為大學中文課程的必讀內容。

(二)創作思想的傳播

就在拉美文學的名著名篇被引進中國的同時，拉美文學代表性作家和批評家的創作思想及理論觀點也開始以譯文的形式傳入中國。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博爾赫斯的論文《討論集》《序言集成》《深沉的玫瑰》《博爾赫斯口述》和《七夕》等;阿根廷南美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路易斯•哈斯的論著《新異端———卡洛斯•富恩特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出版的馬爾克斯與門多薩的談話錄《番石榴飄香》，馬爾克斯的《我不是來演講的》《也談文學與現實》《海邊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爾克斯《兩百年的孤獨》等等。盛行于中國的拉美后現代創作的主要理論觀點和創作主張，集中地表現在以博爾赫斯和馬爾克斯為代表的后現代作家的各類論述中:如前者關于文學創作是“改寫”、“抄襲”、“復制”和“拼貼”的理論觀點;文學創作是在已有文本的基礎上，對原有的材料進行藝術加工，使之“煥然一新”;文學創作“抄出來的是感覺，是內心需要”［1］等等。馬爾克斯關于“小說是用密碼寫就的現實，是對世界的揣度”;［2］文學作品需要用一種更加豐富多彩的語言，使之進入另外一種現實，即那種被人稱之為神話的現實和魔幻的現實;我要像我外祖母講故事一樣敘述歷史的創作主張等等。卡彭鐵爾關于拉美的現實是“神奇的現實”，神奇的現實是真實的現實的文學認知等等。拉美作家關于對“現實”的認識與理解，以及他們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那種相較于歐美后現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前衛性、神秘性、超越性和反叛性的文學藝術特征，共同構成了拉美后現代創作思想最核心的內容，它們都受到久限于封閉狀態下的中國作家的熱烈追捧。(三)理論研究的傳播拉美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表現為兩個深化的過程:就傳播的內容而言，它經歷了一個從拉美文學作品的傳播，到創作思想的傳播，再到對拉美文學現象的研究傳播的深化過程;就傳播的重點而言，它又經歷了從對拉美后現代作品的譯介，到對作品的特征特點分析，再到與歐美后現代的對比研究、地域特色研究、魔幻寫實研究等更為廣闊和深化的研究領域的過程。在拉美當代文學的研究形式上，既有論著的形式，也有論文的形式。在論著方面，以《魔幻現實主義》(陳光孚著)、《拉美當代小說流派》(陳眾議著)、《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學》(徐玉明著)、《拉美文學流派的嬗變與趨勢》《拉美文學流派與文化》(李德恩著)、《20世紀拉丁美洲小說》(趙德明著)、《加西亞•馬爾克斯研究》(林一安著)、《當代拉美文學研究》(朱景冬著)、《解讀博爾赫斯》(殘雪著)等最具代表性;在論文方面，則以《加西亞•馬爾克斯研究資料》(張國培撰)、《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柳鳴九撰)、《世界文學的奇葩———拉丁美洲文學研究》(中國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編撰)、《當代拉丁美洲小說與西方現代派文學》(孫家堃撰)等最具影響力。關于我國作家和學者在拉美后現代研究方面的文章數量，有人做過粗略統計，從1979到2004年25年間，有關的研究文章已達200余篇。其中，理論探討的文章50多篇，其它均為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的內容，它們分別涉及到馬爾克斯、魯爾福、阿斯圖里亞斯、卡彭鐵爾、彼特里等人。這些研究文章的大量涌現，在拉美后現代文學的深入傳播方面，無疑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拉美后現代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

拉美文學對中國當代作家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中國作家朱偉曾說過，拉美“這些作品，哺育了一整代80年代的作家，不斷滋養了80年代高潮迭起的文學革命”。［3］69有人曾作出中國作家的成長是吸收了拉美文學的營養的文學斷言，并非夸大之詞。

(一)創作思想上的影響

這種思想上的影響，突出地表現為對拉美創作主張的認同與接受。就我國作家莫言而言，他從馬爾克斯創作中所受到的啟發是，領悟到作家獨特的哲學思想，即認識世界、認識人類的方式，并由此而找到自己的創作方向。他透過作家創作形式上的表象，深入理解和把握作家隱藏在內心深處關于世界處于輪回狀態的認知判斷。如在小說《生死疲勞》中，他將這種輪回的思想與佛教中的“六道輪回”學說融為一體，從不同的層面講述中國農民與土地的關系。莫言還從馬爾克斯對馬孔多鎮和福克納對約克納帕塔法縣這一單純地域的多元化定位中，認識到地域描寫對于文學創作的重要意義，認為這種地域描寫正是“立足一點，深入核心，然后獲得通向世界的證件”。［3］6受此啟發，莫言創造出自己的藝術世界———高密東北鄉。格非在文學創作與現實的關系問題上，從拉美文學中受到的啟發和影響，是認識到拉美作家筆下那些被稱為“魔幻”的內容，其實正是作家心目中的真實現實。他依照拉美的理論來認識世界，認為現實的真實性具有時間和對象上的差異性，昨天真實的東西今天可能是神話;作者心目中的現實，讀者可能認為是傳奇;歷史或現實生活中某些神秘的內容甚至會使人們的想象或虛構相形見絀。因此在他的創作中，時常出現虛幻的故事內容，也就不足為奇。博爾赫斯的文學觀點和在小說敘事上的創新，對中國當代先鋒作家們的創新實驗亦發生著深刻的影響。我們從馬原、殘雪、余華、格非、蘇童、孫甘露等人的小說創作中，似乎都能看到拉美文化的痕跡。

(二)創作風格上的影響

這種影響，突出地表現為創作傾向上的相似性和文本中的拉美文化特性。這是一種主動性的模仿與借鑒，其成因，主要取決于三個方面。其一，是中國作家從拉美后現代的創作中再次發現藝術與土地的關系，特別是那種帶有濃郁家鄉色彩的地區性描寫，紛紛成為作家們描寫的重點內容，如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地區寫作，賈平凹筆下的商州地區創作，閻連科筆下的杷樓山脈地區創作，鄭萬隆筆下的黑龍江地區寫作，李銳筆下的呂梁山地區寫作，馬原、扎西達娃筆下的雪域高原西藏地區的寫作等等。其二，是讓中國的作家重新認識到民間資源對于寫作的重要意義。如博爾赫斯在《小徑分叉的花園》中將中國歷史上的故事與歐洲所發生的戰事聯系起來，以增添故事的神秘色彩;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加入外祖母講故事般的“幻覺、預兆和祈請鬼魂”等事件，以使故事更加符合印第安人觀察事物的獨特視野。我們從莫言的小說中，同樣能夠看到高密歷史上的傳說人物和民間故事;從徐小斌的《羽蛇》中，看到太平天國、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文革中的故事等等。其三，是使中國作家確立了個性在寫作中的地位，如巴爾加斯•略薩在結構上的努力，卡彭鐵爾在時間上的創新，馬爾克斯在空間地域上的發掘，博爾赫斯在文本形式方面的變化等等，均使中國的作家找到了各自的發力方向。他們借助拉美后現代“細雨潤物”般的影響，特別是馬爾克斯的魔幻理念，“在之后都有很大的文學造化”。

(三)創作技巧上的影響

創作技巧上的影響多表現為文本表現手法上的模仿與借鑒。這一現象曾被人稱為“博爾赫斯癥候”、“魯爾福癥候”或“馬爾克斯癥候”。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是模仿故事敘事的多維視角。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的“多年以后……”的后現代句式，成為一種后現代的話語標簽，成為那個時候中國作家最為時髦的小說開篇。如莫言《紅高粱》中“一九三九年古歷八月初九……”;蘇童《平靜如水》中“我選擇了這個有風的午后開始記錄去年的流水賬……”;陳忠實《白鹿原》中“白嘉軒后來最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中……”;周大新《銀飾》中“在那個薄霧飄繞的春天的早晨……”等等，他們都在竭力使三維的時空包容更加廣闊的故事內涵。其二，是借家族歷史展現社會歷史畫卷。中國的作家在學習拉美后現代創作的過程中，發現拉美文學創作的價值追求，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對家族的歷史描述來探尋歷史的根基。于是，我們隨之看到了許多的中國作家借鑒了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以馬孔多和布恩蒂亞家族的歷史來展現拉美社會歷史圖景所使用的相似手法，如扎西達娃在《西藏，隱秘歲月》中以哲拉山區廓康小村達朗家族五代人的命運來反映西藏社會歲月變遷的故事;張煒在《古船》中以隋、趙、李三個家族的興衰來反映洼貍鎮從解放前夕到改革開放40年間的歷史變遷的故事;蘇童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通過描寫家族的陳年往事來反映作家家族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生存狀態的故事等等。其三，是對家鄉地域的藝術化表現。如莫言發現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的馬孔多、魯爾福《佩德羅•帕拉莫》中的科馬拉村、博爾赫斯《小徑分叉的花園》中的阿什格羅夫村的那些地方，它們都是作家通向世界的重要“支點”。于是，在中國作家們筆下，專屬于自己的地區主義創作成為作家個人的標志性元素，作家們在展現故鄉地域性特征的同時，也書寫進了自己最初的生命記憶。其四，是對迷宮的建構。博爾赫斯小說中的迷宮現象，一時成為人們效仿的對象。他們或是建構故事的迷宮，如馬原在《岡底斯誘惑》中玩弄“敘述圈套”，把故事的因果聯系拆解得七零八碎，然后再用拼接的手法，把一些互不相關的故事組裝在一起;或是建構敘事的迷宮，如格非在《褐色鳥群》中的描述:“淺黃色的凹陷和胯部成銳角背部石榴紅色的墻成板塊狀向左向右微斜身體處于舞蹈和僵直之間笨拙而又有彈性地起伏顛簸”，［5］著實令人費解;或是建構寓言的迷宮，如王小波用虛構的手法突破現實原則的束縛。他在《紅拂夜奔》中加進強烈的寓言性，“煞費苦心地把各種隱喻、暗示、映射加進去……”，［6］使該小說在有趣的同時，更增添了影射的色彩。拉美后現代在中國的影響是深遠的。這種影響，不僅僅表現為80年代中后期我國先鋒創作對其的模仿與借鑒，還反映在至今仍滲透在中國作家的創作中的那種時而表現出來的魔幻或后現代手法。如莫言“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的藝術創作，其實都是這種影響力還在繼續發揮作用的最好證明。

作者：唐希 吳舒妮 單位：成都理工大學 美國伊利諾伊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