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學作品的生態倫理教育功能

人類對文學內在含義的研究在不斷變化，人類的文本研究經歷了不同的范式轉換，對文學作品審視的角度也一直處在不斷重新界定的不確定狀態。這種范式的轉化和不確定性，為從新的角度來研究文學發展提供了來自自身的動力。生態危機的信號使我們形成了一個基本的共識：重新審視文學作品，進行文化批判，解釋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并力圖尋找一種臨界點的反動。在經濟高速發展和生態危機嚴重惡化的當今時代，現代生態倫理研究者認為，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危機基本都可以歸因為一個破碎的世界觀：我們缺乏一個統一的觀點，這使我們的世界變成了支離破碎的，斷代缺層的和被異化了的世界。因此，他們主張，現在所需的是某種系統理論的定向，這種理論提供給我們一些方法，讓我們去觀察和感覺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已經被編織進了一個單一的模式和命運之網中。然而打破這種思維定式的網的方法和手段不能僅僅依仗生態倫理學的傳播，也依賴多種學科共同努力來改變這種斷裂和異化了生態倫理觀的狀態。格倫•洛夫在《重新評價自然：走向一種生態學文學批評》中曾經這樣聲言，“當今文學的最重要功能是將人類意識重新指引向對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充分認識。”洛夫所主張的“文學功能生態化”彰顯了文學在生態倫理意識普及方面的教育功能。當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發生了巨變的時候，文學作品中折射的社會背景具有“物理向度”和“心靈向度”雙重功能，其生態訴求也比較明顯。在技術不斷發展、人類對科技的控制欲不斷膨脹的歷史背景下，現代文學作品中也呈現了多重的科技態度，很多作家表現出了對技術發展的擔憂。

2.《寂靜的春天》對現代技術的批判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寂靜的春天》并不是一部文學作品，而是一部以文學特有的細膩筆觸來寫作的生態科學報告。該書以科學事實為基礎，以科學家的視角和邏輯嚴謹的語言，表達了地球共同體的概念，要求尊重生態共同體本來的面目，反對破壞環境的行徑。荷蘭科學家貝爾金形容說，人類在自然界中的行為就像碩大的大象闖入擺滿了一碰即碎的瓷器店，這恰恰是卡森在書中描寫的人類使用殺蟲劑等時候造成的對自然界的影響：由于廣泛使用“2，4-D”除草劑去控制闊葉草，野草已成為對谷類和大豆產量的一種威脅；控制豚草進行地毯式噴灑的結果是豚草更多了。人類狂妄的使用科學手段來完成自己的任務，“也許我們尚不了解其他的一些植物正在起著對土壤有用的作用，可是我們過去殘忍的將它們根除”[1]。這是因為人類忽略了一個完整生態系統內自發的種群控制能力、濫施人類的干預而造成的，正確利用自然自我平衡的力量而不是化學試劑，能夠達到萬物和諧的目的。但是短視的人們不愿意使用這種天然的除害方法，相反，大量的化學殺蟲劑進入了自然循環系統，卡森以確鑿的證據，闡明了這些化學試劑對生態圈的破壞：噴灑——人類、家禽、野生動物中毒——河流——降雨——土壤，通過自然的循環作用，殺蟲劑進入了自然界各個環節。“褐色長尾鶇鳥、燕八哥、野百靈鳥、白頭翁和雉都消失了。一場細雨后，可以看到很多死去的蚯蚓，可能知更鳥就是吃了這些有毒的蚯蚓，降雨在毒物的邪惡作用下，進入了鳥類的生活，因而變成了一種毀滅性的藥劑了”，類似這種的描述貫穿于《寂靜的春天》的始末。《寂靜的春天》成為環境保護運動中的圣經，因為越發嚴重的環境問題使很多人相信，“我們關注宇宙中自然奇觀和客觀事物的焦點越清晰，我們破壞它們的嘗試就越少。”

3.愛德華•艾比與“生態性故意破壞”

愛德華•艾比(EdwardAbbey，1927—1989)是美國現代文學史上充滿爭議性的一個作家，被冠以“自然主義寫作”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名號，這是對他寫作風格最有代表性的總結。艾比的代表作《有意破壞幫》于1975年出版，在社會上引起了熱烈反響，奠定了他在美國生態文學史上的地位。小說以現實為基礎，揭示了為促進美國西部大開發而投資數億美元的巨型水壩（格蘭峽谷大壩）建成后，對生態環境造成的不可修復的損害。小說的主人公海都克（GeorgeWashingtonHayduke）在越南戰場上作戰兩年，回國后發現環境已經面目全非了，工地、垃圾、推土機、沙漠、毒氣、巨型水壩將河流截斷。他和他三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有意破壞的方式阻止人們破壞生態平衡，目的是讓自然保持原色，他們毀掉代表人類強制力的推土機，割斷電纜，炸斷橋梁，甚至要用炸藥炸毀耗資7.5億美元的大壩。他們這種近似瘋狂的行動顯然是破壞社會秩序、違背法律的，有很多評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生態原教旨主義，為保持生態原貌而不擇手段。這本小說創造了“生態性有意破壞”的概念。所謂“生態性有意破壞”，是指環保者為了保護自然環境而摧毀破壞自然環境的工具等的運動。生態性有意破壞的前提是用暴力摧毀機器和設備的同時，不造成任何人身傷害。面對主人公海都克為首的四人組為“讓自然保持原樣”而進行的“生態性有意破壞”活動，輿論一片嘩然，贊成者是一個陣營，而反對者亦比比皆是。當從立法或者政策保障方面得不到有力支持的時候，若文明方式的抵抗也無法解決問題，《有意破壞幫》中的粗暴解決方式就成為民眾解決矛盾的方式的一種嘗試。小說的主人公海都克試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打破技術作為“強求”的屬性。海德格爾曾經提出過，如果強行向自然界提出不屬于自然界本來屬性的要求，這種強求會嚴重侵害事物存在的特征；在這種嚴重侵害中，事物被迫放棄它本真的存在，海都克和他的伙伴們想恢復自然被人異化的功能。在這個意義上，堤壩所代表的技術已經成為一種框架，為了謀求人類的最大利益，水壩、水渠工程代表的技術手段，已經蒙蔽了人類的眼睛。

4.《瑪拉與丹恩歷險記》與科技放逐

作為見證了兩個世紀文明發展的女作家多麗絲•萊辛（DorisLessing，1910—2013），其百年生涯中見證了人類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運動過程，并將與環境相關的主題帶入自己的文學創作中。《瑪拉與丹恩歷險記》在開頭營造了地球生態系統被摧毀的自然環境背景，北半球被冰雪覆蓋，南半球被沙暴席卷，而人類能居住的低緯度地區的大地則到處是干涸的景象。馬拉和丹恩姐弟兩人在流亡的路上遭遇了險象環生的自然環境和生存危機的挑戰。惡人、巨龍、蝎子的攻擊總是伴隨著險惡的自然環境，挑戰了姐弟二人的人性和忍耐。萊辛通過瑪拉的語言闡明這樣的道理，如果要獲得救贖，人類的意識必須要上升到和平、環保的高度：“每一座展館的展品都是各色武器。而恰恰是這些武器結束了前度文明，這樣看來，即使沒有冰川時代的到來，文明還是要結束的，戰爭就是其中的一種手段。”人類的暴行表現為無度的使用武器，也表現在無度的摧殘自然。萊辛通過描寫大象的尸骨，警告人類破壞自然的結局：“干旱持續的太久了，所以這些巨象死了，如果干旱再繼續，人類也要滅亡了。”姐弟兩人最終到達綠洲，生活在一個綠色生機的世界中，馬拉說：“我再也不帶這些武器了，我再也不想看到刀子、匕首和武器了。”萊辛的故事情節安排是充滿了深層次含義的，當瑪拉達到了這種思想境界的時候，圍繞她的環境變成了“到處都是藍色，藍藍的大海和明媚的天空。藍天中漂浮著大片的白云”。[4]《瑪拉與丹恩歷險記》中的矛盾關系如果上升到生態倫理學的角度來分析的話，明顯呈現出深層生態學的生態倫理思考的特質：將人從生態環境中心的神壇上趕走，用一種整體和非人類中心的看法來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萊辛在對《瑪拉與丹恩歷險記》的記者訪談中說過，“人生就是一場旅行”，在這場本我、自我和超我交織的旅行中，萊辛完成了她的生態倫理思想傾訴：如果破壞了環境，人類挑戰的就是自己的生存。只有將人類利益與自然利益結合起來的時候，人類才有真正的生存。

5.《羚羊與秧雞》與技術異化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1939——）是迄今為止最偉大的加拿大作家之一，她的小說《羚羊與秧雞》（OryxandCrake）呈現的是一個被基因工程技術摧毀的未來世界。該小說的創作具有一定的現實背景，表現了對從1973年起第一例DNA實驗成功后不斷進步的基因科技的憂患意識。這部生態預警小說圍繞著科技的放縱發展對人類世界帶來的災難而展開故事情節：在科技發展到盡頭的時候，世界唯一的幸存者“雪人”（吉米）和其他的變態生物品種（器官豬、狼犬獸、秧雞人）共同生活的情景。故事有兩條主線：一條是講雪人面臨著太陽的炙烤、饑餓的肚皮和怪獸的追逐；另一條是講雪人回憶自己如何淪落到絕境中。這部小說中基因技術是貫穿全文的主線，阿特伍德以雪人的遭遇揭示了技術至上的價值觀導致的結果：基因工程對自然本來面目的改變；改變自然的過程中造成的人的異化以及與自然的疏離。這部小說的情節是荒謬而丑惡的，阿特伍德選擇了一種極致夸張的丑陋方式描寫了人類改變自然本來面目所導致的毀滅性后果，這種文學創作方式和羅丹的藝術創作途徑不謀而合：羅丹認為，選擇丑的對象來表現生活，往往要比美的刻畫雕塑更能表現事物的本來狀態。這也是為什么眾多作家從破壞自然造成的后果的角度來表達自己的生態倫理理念的原因。阿特伍德選擇了從文化墮落、人性墮落帶來的惡果的角度來撰寫小說，強烈譴責生物工程和基因工程走向功利化帶來的毀滅。技術的性質本來是作為人類擺脫自然賦予人的生理弱勢而改變世界的工具，但是現代技術越來越深入發展，不斷的改變和支配人類固有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羚羊與秧雞》表達了社會上廣泛存在的一種焦慮，面對著愈發先進的科技，這種科技發展需要一種配套的人文價值觀，使得科技的發展維持在一定的界限內，否則其后果難以預料。阿特伍德曾擔心，人們對于科技發展的把握猶如兩歲的孩子面對著電動割草機一樣無措。問題的解決不在于科技的本質，而在于如何把握科技和社會的和諧相處，如何不讓科技發展的高度超過了道德邊界、打破責任的束縛。有人認為阿特伍德是一個極端主義者，在夸大技術的反作用力。阿特伍德評價道：“請不要誤以為《羚羊和秧雞》是反科學的。科學是一種認知的方式，也是一種工具，正如所有其他的認知工具和方式。它可以被用來作惡。它也可以被收買和出售，人們常常這樣做，但是科學本身并無害處，正如電那樣，它是中性的。”作者在結尾設計了開放式的結局，讓讀者按照自己的理性程度去設計故事的走向，在文明的廢墟面前，吉米發現了另外三個幸存者，“他們會和諧相處嗎？”作者實質上在質問，人類在廢墟上重建文明的時候，該以什么樣的生態觀來面對發展。

6.總結

在科技膨脹發展、技術力量對自然的異化愈發嚴重的時代背景下，文學作品中融入這種視角體現了人類對科技理性發展的憂慮和對生態系統和諧穩定發展的期望。當正確的生態倫理觀逐步形成但是卻無法貫穿到人類生活、生產的各個層面的時候，卡森、艾比、阿特伍德等在作品中用危機論的眼光對待“技術”這把雙刃劍。當代文學作品的一個常見話題是人類技術進步和生態環境保持之間的矛盾，反映的是技術文化的危機性特征。技術和環境發展之間的矛盾的解決，不能靠一味排斥技術，也不能靠單向度的技術理性，必須要在以技術改變生活的同時，不破壞自然的統一和和諧。

作者：劉春偉 魏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