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劉海洲 單位：商丘師范學院 文學院

文學與政治的結緣，是個由來已久的話題，從《尚書•堯典》中的“詩言志”到北宋周敦頤的“文以載道”說，文學就積極發揮教化人心、諷刺政治、反映疾苦、維護封建統治等方面的功能，文學與政治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士大夫社會，士大夫階層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進程與社會思想都產生過重要影響，士人是整個社會結構中重要的一個階層。學者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一書中說“：2000多年來，士人無疑是中國的統治階級，至今仍然如此。”[1]后來，他在《學術與政治》一書中又一次談到這個問題：“這個階層，挾其取法中國古代而發展出來的規矩，決定了中國的整個命運。”[2]

到了20世紀，作為士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的變革中大顯身手，為民族的新生與現代化的實現承擔了更多的責任與使命，他們的命運更為坎坷悲壯，他們的心路歷程更能反映20世紀中國歷史的艱難發展。到了20世紀，中國大地更是政治風云變幻不定，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反右斗爭、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運動接連發生，對20世紀中國的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的中國文學就是在這樣一個政治斗爭頻繁的時代背景下艱難地發展著，文學與時代主題的結合更加緊密，時代性與階級性過多地掩蓋了文學創作的自主性與審美性。作家柯靈曾這樣概括20世紀中國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中國新文學運動從來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難分。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階級斗爭；抗戰時期———同仇敵愾，抗日救亡，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離譜，旁門左道，既為正統所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這是一種不無缺陷的好傳統，好處是與祖國的命運息息相關，隨著時代亦步亦趨，如影隨形；短處是無形中大大減削了文學領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廳堂樓閣，沒有回廊別院，池臺競勝，曲徑通幽。”[3]這段話就指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政治傳統，這種傳統嚴重制約和影響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既由20世紀中國的社會歷史所決定，也由中國文學的政治傳統所影響；再加上作家們對時代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共同造就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政治圖景。

一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傳統文學面臨著艱難的現代轉型，西方各種文藝思潮紛紛涌入中國，選擇什么樣的文學觀是關系中國新文學發展的重大問題。出于救國新民的需要，梁啟超先后倡導了“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文界革命”，把文學的政治與社會功用過分夸大，強調文學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作用。他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指出“：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于小說……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典、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4]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注重社會改造與國民啟蒙，改造國民性就成為時代的主題。魯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談到：“說到‘為什么’做小說吧，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5]1921年成立的文學研究會提倡“文學為人生”的主張，社會問題小說的興起就是對這一文學主張的呼應。隨著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革命形勢的逐步高漲，早期的共產黨人鄧中夏、惲代英、肖楚女、沈雁冰等人紛紛撰寫文章，反對“文藝至上”、“文學本身便是目的”等一些錯誤主張，提倡文學與革命、文學與階級的緊密結合。惲代英說：“倘若你希望做一個革命文學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業，培養你的革命的感情。”[6]

這些革命的文學創作主張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得到一部分作家的響應，預示了文學創作主流的轉變。1928年，創造社和太陽社的“集體轉向”，表明了中國文學的主流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突變，這是時發表展與作家們互動選擇的結果。作為創造社主將的郭沫若，他的思想轉變最具有典型性，從早期的“為藝術而藝術”到后來的“革命文學”的積極提倡，就表明作家對時代大潮的積極回應。他強調革命的文學家“，應該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漩渦中去”，寫出“表同情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7]革命文學一時成為時代大觀，蔣光慈等革命作家的“革命+戀愛”作品的暢銷，足以反映出革命文學的受歡迎程度；革命文學的倡導者們還主動挑起與各方的論爭，進一步擴大了革命文學的影響。1930年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就是其標志，政治對文學的控制已經大大加強，文學已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學者尼姆•威爾斯曾指出：“現代中國文學運動緊跟著政治上革命運動的變化”，“隨著1927年國民黨右派的政變”，“文藝運動的富有生命力的主體急遽地向左轉了，它痛切地表現出對中產階級的軟弱及反動所感到的失望，對下層醞釀的大眾革命表示了信念。從1928年到現在，左翼革命文學一直是主流”。[8]20世紀30年代以后，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變得空前尖銳，文學不再成為個人的擺設，文學自身的藝術性與審美性退讓給時代性與階級性，追求社會的戰斗激情與壯闊，表現一種厚實的力的美成為時代的審美風尚。隨后，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民族救亡成為了時代的最強音，各個不同階級的作家紛紛聯合起來，突出強調文學作品的宣傳性與鼓動性，文學藝術離自身越來越遠了。每個作家對抗日救國這一時代主題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成為文化抗日的主力軍。1942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突出強調了“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文學批評原則，使文學創作完全淪為政治的附庸與工具，使解放區的文學創作更多是對時事政策的圖解，趙樹理方向的確立就是這種政治歷史語境中的產物。針對毛澤東《講話》中所確立的以政治為本位的文藝價值觀，有學者這樣評價：“這一文藝價值觀無疑適應了當時政治斗爭和中國作家一貫的社會需求，使社會使命感本來就極強的作家們把文藝的社會功能發揮到了極致，以此開始了政治家對文藝工作和作家思想的高度重視和直接領導，使文學開始過分政治化，導致了新中國成立后的歷次文藝運動和論爭都由政治家發動、介入，并用政治運動的方式和行政手段進行和解決。”[9]

這種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方針在以后的歷史時期不斷被夸大，基本上決定了新中國文學的歷史命運和審美風尚。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文學體制的政治化與文藝工作者的組織化，文學創作被納入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一部分，越來越重視作家的自我改造與文學創作的意識形態化。新中國成立后文藝界的歷次思想斗爭，如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俞平伯及胡適思想的批判、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批判的手段與程度逐步升級，遠遠超出了文藝思想戰線范圍內的論爭與批判，最后的處理往往借用于行政手段，使文學創作納入到更加嚴格的政治監管與指導中來，越來越脫離社會生活實踐，文學創作的教條化與政治化更加嚴重。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這種文學創作模式得到了總爆發，標志就是八個樣板戲，文藝的社會政治功用被夸大到無限，文藝完全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沒有一點生機與活力。文革結束之后，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逐漸放松，很多學者要求打破文學與政治關系的“附庸論”和“工具論”，讓文學回歸到一種更加自由的狀態，才能更好地促進文學創作的繁榮，文學才能更好地反映時代，為人民服務。20世紀中國文學與政治關系的演變歷史表明：由于20世紀中國的社會狀況，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一直是時代的主要矛盾，民族救亡與國家富強成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要使命與奮斗目標，文學創作很少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領域被關注，往往成為時代的圖解與政治斗爭的工具，文學與政治的結合超過以往任何時代，這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學者李澤厚曾提出過20世紀中國文學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論，其實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開始，救亡的主題已經壓倒啟蒙，并一直占據時代的主流，這是促使文學越來越政治化的歷史因素。20世紀中國社會的歷史特點，決定文學不能成為獨立的審美藝術，它必須要緊緊依附于政治，使20世紀呈現出不利于文學發展的態勢。學者朱曉進認為20世紀是一個非文學的世紀：“20世紀的中國文學從來就沒有被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得到自足性的發展。在20世紀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文學自身的本體性要求未能得到充分的張揚，文學的審美特性未受到足夠的重視。文學革命伴隨著思想、政治啟蒙的新文化運動而發生，它與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潮難以完全剝離。五四時期曾提出的反載道的文學口號尚未能落到實處，而在‘為人生’旗號下，政治化趨向已初露端倪，并很快便被早期的革命文學口號所代替。大革命后，文學的政治化終成主潮。此后的文學發展，雖隨政治形勢變化而呈現不同態勢，但卻始終未能避開政治化‘浪潮’的裹挾。”[10]這就指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與時代政治的緊密聯系，不僅表現在作品取材和創作目的的政治化特征，而且還體現在作家的政治思維和政治心理的變化，政治對文學的滲透與影響體現在文學創作的各個方面。

二

中國文學在20世紀的歷史進程中，由于不同歷史時期的時代特點不盡相同，文學與政治的結緣方式也是不同的。根據政治文化學理論，將政治文化的社會形態分為非整合模式、半整合模式和整合模式三種類型，在每一種社會形態中，文學與政治呈現不同的結合，表現出作家不同的政治文化理念與審美追求。[10]所謂非整合模式，是指“同一政治體系下的社會成員對官方政治概念、政治價值取向以及政治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認同感的政治文化。”[11]在非整合模式政治文化的社會形態中，作家的創作體現不同的政治文化觀念，文學群體或多或少具有某種宗派性或黨派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作家的政治文化思維與政治心理的不同，在其創作中也表現出不同的政治審美追求。在這一政治文化模式中，官方政權對文學的壓榨與控制是最為嚴厲的，20世紀的20、30年代的文學就屬于這種模式。所謂半整合模式，是指“在同一政治體系下，社會成員在意識形態及其操作領域里，既存有一定的協調機制，又產生著無數糾紛對立，既保持著一定的融洽和諧氣氛，又顯現著激烈的沖突碰撞，由此導致社會穩定與社會動蕩交替出現的政治文化。”[11]

在這種政治文化模式中，文學只能以官方意識形態的工具出現，為統治階級服務，作家身份、文學群體、出版機構等都納入官方的體制之中，使文學創作呈現明顯的同一性與單一性，新中國成立后的文學創作大多屬于此類。所謂整合模式，是指“同一政治體系下社會成員普遍具有強烈參與意識、參與能力，他們在共同享有主流文化的同時有權保留各自的非主流文化，即在分散基礎上自覺集中的共識型政治文化。”[11]在這種政治文化模式中，文學與政治不再是對立的關系，作家們有更加自由的創作權利，也不再唯主流意識形態是從，這是一種較為理想的政治文化的社會形態，20世紀80、90年代的文學就屬于此類政治文化模式中的政治與文學的結緣方式。通過對以上三種政治文化的社會形態分析，由于每一種模式中社會矛盾、階級力量、社會需要等不同，對作家們的創作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導致政治對文學的滲透與影響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就出現不同的文學政治景觀圖。“在20世紀許多政治敏感時期，政治形勢、政治文化往往是構成文學生成、生存和發展的一個重要生態環境，在這種時期，各種文學現象，基本上是在對這樣的生態環境或順應或違逆、或適應或不適應，或協調或不協調的反應中得以形成并呈現出種種態勢的。”[12]

在不同歷史時期，文學與政治的結緣方式不同，就會出現不同的政治文化語境、政治文化心理、政治文化審美等等。作家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語境中，就會體現不同的政治訴求，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心理特征，使其創作呈現出一定的政治化趨向，并影響到讀者的閱讀與接受，形成一定歷史時期特殊的審美風尚。革命文學時期的蔣光慈創作了很多“革命+戀愛”題材的小說，如《鴨綠江上》、《沖出云圍的月亮》，這些小說具有濃厚的政治宣傳色彩，深受當時的廣大知識青年的歡迎，很多青年從作品主人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決心擺脫小資產階級的人生觀，與廣大人民群眾打成一片，緊跟時代前進的步伐，這些作品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教育作用。“革命+戀愛”小說的出現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產物，革命形勢逐漸走向高漲，文學直接充當了政治宣傳的工具，這些作品在當時具有重要的宣傳作用，但不久就受到黨內的批判與清算，把當時黨的政治斗爭理解過于簡單化與概念化，缺乏現實的深度，文學創作往往流于口號與形式，使這類作品缺乏長久的藝術魅力，經不起歷史的檢驗。這是不同歷史時期文學創作的通病，也是政治對文學的戕害。抗日戰爭時期的重慶，國民黨反動派對文學創作界進行“圍剿”與嚴格的管制，文學創作呈現出凋敝的態勢，以郭沫若為首的進步文人，掀起了一個歷史劇創作的高峰期，通過歷史劇的創作與演出，達到了教育群眾與諷刺敵人的目的。郭沫若的歷史劇《屈原》在重慶連續上演十幾天，引起國民黨的極大恐慌，對國民黨的法西斯文化政策給予了沉重的打擊。這種歷史劇創作的興盛，就是特定政治環境中的產物，反映了各種政治文化的激烈斗爭。抗戰時期詩歌體裁的興盛，從初期注重宣傳的朗誦詩到中期以后追求史詩意蘊的敘事詩，都體現了文學與政治的“合謀”。“40年代文學體裁的興衰起落，與這時期戰爭政治局勢的嬗變有著直接關系，甚至即使在同一文學體裁內部，在文學形式上的特征變異，也完全是應和著政治文化的需要而發展的。”[10]這就指出20世紀40年代文學在體裁形式方面受到政治的影響，其實還包括作家的政治心理、作品的題材選擇、讀者的閱讀口味和文學創作、出版、閱讀的全過程。

三

20世紀中國文學的政治化，使文學承擔了過多的社會功能，在不同歷史時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成為黨所領導的人民大眾的革命斗爭的有力工具，文學的政治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強化，這是特定歷史語境中的時代要求與文學載道傳統的雙重影響。但是，20世紀中國文學與政治的緊密結合，對文學自身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傷害，留下了很多歷史教訓。首先，文學的政治化不斷強調文學是革命的工具，要求文學為現實斗爭服務，造成一定程度上輕視文學自身的特性，過于強調宣傳性與政治性，出現一些標語口號式的文學作品，如“普羅小說”中的“革命+戀愛”創作模式就是這種觀念的產物。其次，文學的政治化不斷強化階級意識、民族意識、集體意識，極力消除人的個體意識，使自我融入社會、集體之中，造成了長期對自我與個性的壓制，不利于文學創作的個性化與多樣化，也不能深入個人心靈世界，文學創作的深度與廣度得不到拓展，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與表現手法長期占據文壇的統治地位。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現實主義獨尊局面就是這樣形成的，使20世紀中國文學缺乏應有的深度與豐富性。最后，文學生產的官方化與制度化，使文學藝術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毛澤東的《講話》發表之后，規定了文學的發展方向與服務對象，使文學生產成為黨領導的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更使文學藝術受到嚴重的摧殘，使許多現代文學大家進入當代之后就默默無聞，沒有創作出優秀作品，這是一個值得特別反思的現象。政治對文學造成的破壞，在20世紀的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文學與政治的結緣，是歷史的推動，還是雙方的自愿結合，這也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新文學演進日趨政治化的走向，無論其自身還是評價都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其中既有潛在的歷史因素，也有現實的原因；既有作家革命意識增強后的自覺追求，也有政治家出于奪取革命勝利的目的要求，當然更有一些拋棄良知者假借政黨領袖意志的推波助瀾。”[9]這就使20世紀中國文學政治化成為必然。

所以說，政治化就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作家們的人生觀念、創作態度、題材選擇、審美追求無一不沾有政治影響因子，構成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文化氛圍，共同建構與豐富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政治文化傳統。在對20世紀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梳理與反思后，文學與政治的結緣還得通過具體作家的創作才能得以體現，政治如何影響到作家的具體創作、獨立意識和自由精神喪失等問題，這并不是簡單的文學與政治的關系，而要通過政治文化這一獨特視角，透視現代作家的復雜創作心態與人生追求的艱難歷程，以及時代思潮的變化對作家創作心理的影響等復雜問題，才能對現代作家的是與非、得與失進行歷史的、辨證的分析與把握，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